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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图为6团5连测高机班结束入越作战回国后，1969年初在驻地合影。左3为作者本人，左2为二测手王大树，左1为3测手张有谷；右1为1测手龚伟力，右2为三等功臣任朝亮，右3为下连学军锻炼的大学生   上图为4米测高机在入越作战时的掩体样式
接过烈士的枪：
血与火的洗礼——援越抗美碎片拼图（5）
常绪潼
每天和来袭的敌机激烈交战一番，似乎已成惯例。7月10日下午四、五点钟刚经过激烈的战斗，解除一等。我整理完武器和阵地，钻进帐篷捧起水壶，咕咚咕咚喝起水来，任着汗水哗哗往外冒，顺着脊梁往下流。天热得只想喝水，晚饭打来放在帐篷里想等天凉快些再吃。这时文书急匆匆跑来，说教导员找我。我心里纳闷，教导员隔着连队一层领导直接找我干什么？我急忙赶到连指挥所，教导员见到我开门见山：今天下午作战中，5连遭受子母弹攻击，连长吴世生负伤，测高机班两人牺牲两人负伤，营党委决定任命我为班长到5连组建新的测高机班接替战斗。在那种环境、那种情况下还有什么说的，只有服从命令，既然营里信任我，再大的困难我来克服。战友们默默地依依不舍的帮我收拾好东西送我下阵地时，教导员已在小车里等我了。小车急驶在坑坑洼洼的公路上，在最后一缕阳光消失前赶到了5连阵地。排长张好则和刚从机关赶来顶替负伤连长的李宝泉简单和我交代了几句，就马上展开了工作。
从测高机班遭受攻击的现场看，当时5连全连都遭到子母弹的攻击，其他班由于有掩体遮蔽，没有造成伤亡。而测高机班因作战需要基本没有掩体（这我后文还要说到），一颗子母弹砸到了测高机高度换算箱上，把四米长的测高机从中炸断了。要命的是，这个地方正是班长和一测手头部中间，距离两人头部只有20厘米。可想而知当时班长周师良和一测手郭德才头部伤的多么严重。另一颗子母弹落在掩体沿上，正在班长的背后。正是这颗子母弹不但使班长腹背受敌，还造成二测手任朝亮和三测手吴东林负伤。现场一片狼藉，毁坏的掩体、洞穿的钢盔、炸断的测高机和遍地的血迹……
我们忍着泪水卸掉被炸毁的测高机，架好军械部门刚运来的新机。然后打扫和修整阵地。回到帐篷里时已近午夜，排长一直陪伴着我们，这时他把牺牲班长周师良的冲锋枪交给了我，我双手郑重接过枪，抚摸着滑润的枪身，枣红色的枪托似乎还保留着烈士的体温。排长张好则和我都是不善表达的人，这时我们没有多说什么，但眼神传达了我们内心的一切：一定要为烈士报仇！
这里我还要追述一下负伤的三测手吴东林。吴东林是湖南人，1960年入伍，部队领受援越抗美任务时，他已经是超期服役的老兵了，为了保持部队战斗力，他们这批老兵没有选择复员而是毫不犹豫地留下来，和部队一起开赴了前线。正当战斗最激烈、每天都要头顶炸弹舍生忘死战斗的时候，后院起“火”了。湖南老家来信，爱人提出离婚。原来吴东林母亲年高体弱多病，吴东林探亲时结了婚，为的是爱人能照顾母亲，自己也能安心服役。吴东林平时省吃俭用、精打细算，每月把自己所有的津贴费寄回家，可是爱人在家靠着吴东林每月十几元钱的津贴，既要操持家务，又要照顾多病的婆婆，也是艰难度日。看着街坊邻里的日子都比自己强，终于忍不住提出了：要么吴东林复员回家共同操持家务、照顾老人，要么离婚。这真应了那句老话“忠孝不能两全”。这对吴东林的打击很大，一边是援越抗美国家大事，为国为民义不容辞。一边是亲生母亲体弱多病，不能在床前尽孝。对爱人、对母亲的愧疚之情长期撕咬着他的心。虽然自己每天舍生忘死地和美军作战，但援越抗美是执行秘密任务，不允许和爱人、家人透露一点信息。唯一能做的就是在战斗间隙不断写信，好言抚慰。自己默默承受着巨大的心里压力。7月10日吴东林负伤后在野战医院治疗了几天，伤还没有完全好就身上缠着绷带回来坚决要求参加战斗。老兵回来对我来说是莫大的心理支持，有了这样的“压仓石”，我心里安定了很多。但是在亲密战友倒下牺牲的地方，重新站起来面对敌机的狂轰滥炸，这需要他鼓起多大的勇气和克服多大的心理障碍啊。在战斗岗位上，看着他坚毅又平静的面容和身上尚未拆除的绷带，我对这位老同志、老共产党员由衷的钦佩。部队回国后正是文化大革命“三支两军”的高潮，来不及回家处理个人的事，吴东林又被派去上海的消防队执行支左任务。高炮二师1969年换防到天津，应上海革委会要求，全部支左人员没有随部队换防，全部留在了上海。不幸的是，消防队在一次执行任务时出了事故，吴东林同志牺牲在战斗岗位上，时年30岁。
班长周师良、一测手郭德才荣立个人二等功，吴东林、任朝亮荣立个人三等功。部队回国后，郭德才烈士的母亲忍着失去儿子的悲痛，又亲自把女儿送到部队，要让妹妹接过哥哥的枪，继续为国尽力。老人的精神感动着每一个人。经过连、营、团、师各级的积极努力，几经波折，郭德才烈士的妹妹终于被特批入伍，也了却了烈士母亲的心愿。这成了当时的一段佳话。
可惜周师良、郭德才、吴东林三位烈士都没有留下照片。附图合影照中右二是6团5连测高机班参加1967年7月10日战斗现在唯一幸存者三等功臣任朝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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