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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6随笔之六·
我的连队我的家
——遵化场站通信二连散忆之一
任何记忆都可模糊，唯有连队永远清晰。因为她是士兵的家。
——题记
在牛门口新兵连的生活结束了。临分兵前一周时间，给新兵们配发帽徽、领章。“一颗红星头上戴，革命红旗挂两边”，这句唱得烂熟的戏词儿，曾经诱发多少热血青年对军营的向往。如今，我们也是“革命军人”了。那份喜悦，实难形容。
新兵分配方案是在完全保密的情况下进行的。那些平时显露特长的弟兄多有好的去处，会打球的，被机关相中，到司令部标图班当标图员了；脑子机灵一些的，被选去当了公务员。还有的被带兵的班排长相中，顺手就带回自己的连队。而有些门子的，早已通过关系铺好出路，分到汽车连开车。在当时，开车是所有人羡慕的工作。哪曾料到，时代飞速发展，现如今会开车已成生活的必须技能。仅会开车的人，复员时已很难找到工作了。
我当时被分到通信二连。带我的新兵班长高晓明事先给我透底说：到我们连队去吧，电话兵，有线连的。给中南海打电话都得通过我们转接。
我一听这话，当然愿意去呀！就这样，我分到了通信二连——一个后来影响我一生的连队。
二连印象
下连队那天，下着小雪。连里派来一辆“嘎斯69”，由副指导员黄锦光和林副连长把我们几个人接走。车快到连队时，在中营区门口遇到那辆我们熟悉的三轮摩托车，开车的葛班长一听说是二连的新兵分下来了，高兴地招呼大家：哥儿们，我给你们开道！信也不送了，调转车头，为“嘎斯”车开道，一路把我们送到连队。
从公路下到一条小土路，经过一片白杨林，往里200多米，就是二连驻的那个小山窝了。车还未进连，葛班长就把嗽叭按得山响，通知连里：新兵到了！
立刻，就看到远处白杨林中，走出一队人马，往车这边迎来。几个老兵还拿着小锣鼓敲了几下，一看都去接车了，干脆也放下“家什”，朝“嘎斯”奔来。连长指导员也在连部门口迎候我们。这阵势，弄得人鼻头儿发酸，有些久别遇亲人似地激动。
照例，新兵下连头一顿饭，全连会餐。主菜是红烧肉。司务长姓向，是湖南常德人，亲自下厨，为我们烧了道地道的“毛氏红烧肉”。酒是“格瓦斯”，喝着象汽水。老兵们也过年一样，大瓷缸子倒酒，挨桌子敬。看起来，这样的伙食改善，在二连并不常有。
二连的伙食不咋地，在通信营是出了名的。这也是连长顾广杰很头疼的一件事。顾连长是江苏南通人，1965年入伍的老通信兵。这批新兵的到来，给他出了道题目：师里和场站首长多次打招呼，要使用好这批新战士，让他们不仅留得住，还要干得好。
上个世纪80年代初，中国社会正在走向变革。刚刚经历文革的军营，也非世外桃园。各种思潮实际上已经在影响部队官兵的思想行为。因此，从总部到各军兵种，都把做好新时期政治思想工作列为头等大事。稳定军心，首先要稳定思想。稳定部队，首先要稳定基层。基层连队的建设是上到军委主席下到一班之长都不敢轻视的事。我们这批新兵一到部队，实际上也成了部队政治工作的“标本”，许多课题，都会从80兵身上找素材。连长顾广杰很清楚，上级一下子分给二连14个兵，也是对二连的特殊关照了。
在场站列编连队中，通信二连的职能是有线电通信，号称“顺风耳”。连队就驻扎在师指挥所旁边。营房是这个部队标志性的建筑：圆顶平房式窑洞，以石头垒成。4排平房依地势而建，入口小道边，是外线排、连部和通信班；往里走，是一片高坡，坡下住着总机班；坡上住着电缆班、载波班；饭堂旁边是炊事班宿舍。与我想象的连队不同，二连的人员不多，全连编制60多号人。
当时的二连，是场站较落后的连队，连队班子也刚刚调整。上级给二连新调的指导员魏书香也到位没几天。后来我们知道，新的班子制订的“二连建设规划”其核心思想，就是围绕这批新兵展开。主旨是充分发挥这批新鲜血液的作用，借以激活二连。14个新兵中，5个湖北兵，2个北京兵，3个来自河北魏县，3个来自浙江桐乡，还有一位从昌黎靶场调来，四川成都人。14人中，12名高中生，这在当时的二连，已经是“高学历”了。
我们新兵下连第一周，分到班排后，连里开了一次动员大会，会场就在饭堂。指导员魏书香做动员报告。号召二连官兵，艰苦奋斗，改造环境，以连为家，建设家园。并公布了近期目标：在开春后，用三个月时间，把连队营房全面整修一遍；开展农副业生产，把山坡上的荒地辟为菜地；修建猪舍，引进良种猪，实现肉食自给；加强战备建设的同时，积极支援地方通信设施建设，借以开拓“财源”。
在他讲完后，我发现老兵们的掌声格外热烈。那是盼望“改变”的掌声。穷则思变。二连太穷太落后太压抑了。老兵们显然希望，这位新来的指导员能烧出三把火，烧掉二连的穷根，烧掉二连落后的帽子,烧出二连雄性的火焰。
连长与指导员
要说我的连队，不能不提连长周锡元、指导员魏书香。他们俩是我在部队的第一任“导师”，也是“黄金组合”，俩人默契得像一个人一样。后来我到机关工作，接触许多基层连队主官，也很少见有他们俩那样的“志趣相投”的军政主官。我在他们的任上当了一年文书，对他们俩了解颇多。
魏书香是安徽人，1968年入伍。此人风格一如其名，外形儒雅，且极注重军容。我几乎怀疑他有“洁癖”。他的军装总是笔挺而干净得一尘不染。“三节头”皮鞋无时无刻不擦得油光铮亮。头发绝对20天必理一次，胡子每天都刮，下巴总是亮青光鲜。这在今天，可以用“帅哥”来形容，而当时流行的军语叫“示范”。他说，这是空军刘亚楼司令留下的传统。当年刘亚楼把擦皮鞋当功课做。魏书香还把这些上升到理论，他说，如果一个军人连自己的皮鞋都擦不亮，还怎么会擦枪擦炮？！
因了魏书香的示范，二连的兵们，也自觉地把自己收拾得利索了许多。
连长周锡元是71年兵，江苏无锡人。在当时，算是部队比较年轻的连队主官了。前面提到的顾广杰老连长，在我们下连队不久就调任通信营了，周锡元从机关下来接任。
周锡元幽默风趣，很爱开玩笑找乐子。魏书香的这些“形象工程”，时常被周锡元引为谈资。偶尔，他会故做夸张地俯下身去看看魏书香的皮鞋：他娘的，你这是鞋子还是镜子？
魏书香的确把皮鞋当“镜子”了。他说：皮鞋可是门脸儿。脚下干净，走路也踏实。
有时候，周锡元见他正擦皮鞋，就把脚伸过去说：顺手给来来，给来来。要不，就干脆把鞋往他面前一扔：向指导员看齐，看齐。
周锡元与魏书香的名字，也很有特色。古文字中，“元”为首，周生于无锡，取意“无锡之首”。这名字的气魄好生了得！魏书香也拿这“垫牙”，说：你他娘的这名字该当无锡市长。将来转业理应混个市长当当。
周锡元笑道：你还别把话说早了，这市长闹不好真姓周。
后来，周锡元真的转业回了无锡，不过没当市长，现在一个镇上当镇长。据说，他们那个镇富甲一方。
魏书香并非出身书香门第。这名字，许是老辈人寄托的厚望吧。他在部队提干后，也一直从事政工工作，任过干事、指导员、教导员、政治处副主任。后来转业到了他爱人的家乡湖北宜昌，在某局任纪检书记。2002年，我到三峡采访，他专门请我到了宜昌，设宴款待。
连长与指导员与我们那个连队的后来居上，其间两年多，也留下许多故事。在他们那一任，二连由落后连队一跃而为全师先进连队。尤其是农副业生产，搞得红红火火，每周一次大会餐，有鱼有肉有虾有酒，就连指挥所的首长也常来连队“打牙祭”。这些艰苦而卓绝的故事，且听慢慢道来。
还是先说我的连长指导员。
人这一生，对自己的“第一次”总是记忆犹新。在部队的第一个春节，就是在二连过的。新兵想家是很正常的事，春节就更想家了。那个春节，头一回离开家人的新兵们，开完联欢会，看完电视，就似没了魂儿的游神，在营区里东窜窜西瞄瞄，没事找事地与老兵搭讪，扎在一堆“侃大山”以解乡愁。指导员与连长都是细心人，他们都下到班里，把弟兄们召集在一起打“双抠”。输了的人，要么刮鼻子，要么贴纸条，再不然就顶个洗脸盆。形式各异，就看你能承受什么样的处罚。 连长指导员也不在乎，输了照样唾沫星子湿纸条，“啪”地一下糊在自己脸上。每当此时，打牌的人、看牌的人便一齐叫好。那天夜里，连长指导员一直陪大家“守岁”到天亮。
大年初一早晨，我突感不适，扁桃体发炎，引起高烧。早餐时，连长发现我没去用餐，赶紧到班里查问，一摸我额头，大叫：乖乖，怎么烧成这样！马上把我扶起来，命令我穿好衣服。然后叫班长往卫生队打电话，说有病号要送过去。
那个早晨正下着雪，从连队到中营区卫生队，要经过一段羊肠山道。连长背着我，在湿滑的山道上深一脚浅一脚，往卫生队跑。后面，班长紧跟着，一边跑一边为我捂大衣。到了卫生队，班长掀起棉帘子，连长一脚踹开大门，高喊：有值班的吗？！急症病号！新兵！
值班的张医生赶紧迎上来，把我接进诊室，查体、测温，然后输液。紧急处置之后，连长又把我背回连队。
伏在连长的背上，我鼻子发酸，强忍着泪水。感动感激感慨冲撞心房……我的声音有些哽咽：连长，放下我吧，我自己能走。
你这点份量压不住我！还哭呵，真没出息！这点小毛病就受不了了？！
回到连里，指导员已经等在班里，叫炊事班做了碗“病号饭”送来。那时的病号饭，就是鸡蛋挂面汤，满满一大海碗，热腾腾地端到床前。指导员监督我：把他统统吃下，蒙头睡一觉就好了。
那是我第一次吃“病号饭”，现在想来，多少山珍也不如它有味道。
这就是我的连队，我的连长指导员。我那时才17岁，刚刚走出校门。那些从课本上读到的故事，就这么真切地发生在我的身边。即至后来，那首《战友之歌》风行军营时，每次唱起，我脑海里都会不由自主地焊接起这些片断。因而，那旋律，也总觉是从内心流出那般自然，纯净……
(2009/4/2 天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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