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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远的464
黄新原
看到空六军网上464院庆的图片和视频，我仔仔细细辨认，一遍一遍搜索，欣喜中夹杂着惊叹。
虽然，当年只是那里的病号，只结缘于打针和吃药，但她留给我的记忆，却如唱片上的纹丝，永远不会磨平，只要有唱针的划动，就会还原几十年前的声音；又恰如一颗粘了朱红的旧印章，只要轻轻呵一口气，依然会按出清晰的印迹。
那是上世纪七十年代的464。
我记起了那里的医生和护士们——
内一科杨主任，一位慈祥而倔脾气的老太太，一口山东方音。查房时，她总是笑看着我。我着急出院，她说：“别急，过完春节再说”；她用手捂热听诊器，在我胸前仔细地听，用手指轻轻地扣打，那眼神，和我妈妈像极了——自信，安祥，不容违抗。
余护士，我永远忘不了，瘦瘦的，南方口音。我因从老挝回国，一连发烧半月，水米不进，她对我说：“小黄，你要吃东西，不然没抵抗力，烧退不了。你告诉我，想吃什么?”我说，有鸡蛋汤吗。不一会，她端来一碗热腾腾的蛋汤，这是我半个月来吃到的最香的东西。过后才知道，这汤是她在家里做好端到病房的。
还有内二科的刘医生，一位红脸的河北汉子，眼镜后面永远是憨厚的微笑。记得有几天我觉得给我的药吃得胃不舒服，就偷偷丢在抽屉里，他发现了，很生气，但语气很和蔼，说：“不舒服可以换药，但你要早告诉我。”
女兵们是医院里的美景，她们那么年轻，那么漂亮。丁秀珍的鸭蛋脸，郑丰丰的大眼睛；郭素萍的老成，阎瑞敏的爽快，徐静的内向；张文滨的冷艳，鲁顺鹊的朴素，陈维萍的随和，伍燕萍的小学生模样。
每逢午饭后，我们都喜欢沿着院内马路散步一圈，边走边聊。一天见一女兵，昂头挺胸，疾步而来，病号中一位在天安门受过阅的老兵开玩笑说：“这丫头走路漂亮，练练正步可以进方队。这是谁呀。”有认识的说：“这是外科的魏燕儿。”
这些女兵，大多是干部子女，但并不像今天的官二代，坐享父母带来的特权，如果说有什么得益于父母，那就是她们十五六岁就被送到了部队。离家的女儿，从此就开始了自己的打拼。她们那么小，就伺候病人，就面对伤痛、鲜血和死亡；她们发药、打针、值夜班；拖地板，打开水，冲厕所，刷痰盂。没人分担，没人迁就，更没有爸爸妈妈替代，她们已经是军人，这就是战斗岗位。她们谨慎小心，咬牙努力，不敢搞一点特殊，生怕有人会说娇骄二气，那是最难听的评价。
当然，女孩子都爱美：军帽上钉一根松紧带，卡住辫子；鬓角两边的头发打个卷；穿双“懒汉鞋”，戴付毛线手套，仅此而已，都是最简单的点缀。没提干的女兵几乎不戴手表，怕影响不好，早上给病人测脉搏，拿的是小闹钟。
今天我的女儿二十多岁了，什么都还依靠大人，当年464的女兵们，比我女儿可小多了，今天想想，无论作为父亲，作为男人，还是作为战友，我都会觉得有点心疼。
住院生活，除了打针疼、吃药苦以外，总体讲很愉快。恰如鲁迅讲的，得了能医好的病，被人照顾着，很是温暖惬意。病友基本上都是年轻的兵，每天查房治疗过后，大家就是聊天，看书，打扑克下棋，吵架斗嘴。今天想起来那真是些阳光灿烂的日子，一些记忆的鳞片在那阳光之下显得五光十色——
记得是1974年的春节前，我和雷达33团一个福建兵同屋，除夕那天，我跑出去买了一瓶竹叶青和一些熟肉，想晚上喝酒解闷。朱护士知道了，说肉那么凉怎么吃呀，我说，要不您给热热？晚饭后，她用一个保温饭盒把热好的肉从家里端来。结果那一晚我喝多了，大年初一难受得起不来床。
我和龚伟力是病友，他经常跟我聊他们报导组的事，一次说，他曾在人民日报上发了一篇小文，至今还留着稿费汇款单，没去取，想留作纪念，我听了很是羡慕。
一次张文滨问我，你最喜欢的是哪本书，我说《牛虻》。她有些不屑，说：“看过《战争与和平》吗？”我说没有。当时觉得很没面子，自以为当时看书不少，却让个女孩儿给将了一军。
医院有个老病号叫洪卫民，得的是血液病，脸上没有一点血色，有些落落寡合，后来熟悉了，我们关系很好。一次我说，药吃完后胃不舒服，他说，那你就不要吃，于是我把药藏在了抽屉里，几天后，如前面说的，被刘医生发现了。
医院有个温泉澡堂，我们下午经常去洗澡。男澡堂和女澡堂一墙之隔，墙下开着几个小方孔，一次墙那边从小方孔冲过一把梳子来，几个兵窃窃一笑，又把梳子给塞了回去。
妈妈来医院看我，正好郑丰丰和丁秀珍来我病房聊天，她们走后，妈妈说，这两个小姑娘长得真漂亮。
伟力爱拉手风琴，一次听到饭堂有手风琴声，我们循声而去，见是朱圆圆在拉，我们在那儿站了一会儿，见她没有停歇相让的意思，于是很失望地走了。
一位年轻女医生(名字就不提了) 在大病房查房，问一个有胃病的兵：“你肚子疼，有没有虚攻？”那兵不懂，女医生改问“有没有放屁”。
那年冬天，我穿了条毛裤，外罩一条崭新的夏装蓝军裤，自我感觉良好。在楼下碰到郭素萍，她拉着长腔挖苦我：“，哟，这么精神呀，冷不冷呀？”
我住院前先看门诊，汪京群医生听了我的心脏，开了一张心电图单子，做心电图的是张医生(名字忘了，张耀祠的女儿) ，诊断是“左束支传导阻滞”，我一看，坏了，以前最多就是窦性心律不齐，这下又添新病了。张医生不错，安慰我：“问题不大，要是‘右束支传导阻滞’就麻烦了。”拿着单子找到汪京群，她二话不说就开住院单，我说能不能拿点药不住院，她诧异地看我一眼，说：“你心脏有问题，不住院不行。”
我的病号服吃饭弄脏了，找徐静想换一件，她不给，说你刚换完，得一周一换。我有些悻悻然。一会儿，她竟给我送来一件，扔在床上，没说话，走了。
记不清为什么有段时间内二科忽然搬到了内科楼的一层，在那里，我认识了一个病友，他中等个儿，尖下颏，一张白皙的脸，温厚而文雅，笑起来尾音停止的一瞬间会像被噎住似的，让人感到一股浓浓的童趣，他就是范建。后来在北京我们联系很多，我经常给他的《科技日报》写东西，记得有一次我采写的一位院士，连稿子带图片，他整整给我发了一个版。
这些小片段是我边写边想起来的，要仔细回忆还会有很多。说来好笑，现在晚上问我中午吃的什么，我都想不起来，但那些往事却历历在目，那些青春的面容印在我青涩的脑子里，一直带到今天快六十岁，抹也抹不去。我从小身体不好，小时候差不多每年都要住一次301，对医院并不陌生，但和当兵后住464的感觉却大不一样，住301要对医生护士叫叔叔阿姨，住464，身份变了，医生护士无论年龄大小，都是战友。
今天，我作为一个当年的普通病号写到464，也许我提到的那些医生护士都想不起我是谁，这很正常，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医生护士对于病人，恰如过眼云烟，记不胜记。但作为曾经被他们照顾过的我，却把他们记得牢牢的，因为那里面有感激，有爱戴，有对自己青春的追恋，有在那面五彩镜子里，对自己的映照。
转眼，那时464的战友们也都进入老年，聚会照片里的人如果不标注名字，几乎都认不出来了。是，你们老了，变样了，但你们在我心中仍然年轻、漂亮、冰清玉洁，你们永远和我的军旅记忆不能分开。
战友们，照顾过我的前辈医生护士们，照顾过我的姐妹兄弟们，你们保重！
——永远的4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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