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山大地震回忆之四
在机场的点滴事
经过一个多月的休养,我伤愈不需要拐棍了,但走路仍不便,领导为了照顾我,暂不去新驻地遵化山沟里,让我到唐山机场协助工作。唐山机场在大地震中,除通讯、导航设备受到破坏之外,跑道和滑行道以及人员均没有损害,因此在救灾工作中成为重要枢纽基地,发挥了重要作用,场站站长老李原是军部训练处付处长,调任时间不长,由于他领导出色,贡献杰出,后被选为十大代表。当时在火车不通,公路破坏的情况下,空中航运成为主要命脉,接送中央领导,急送各医疗队的到达,运出伤员,运进主要救济物资…就主要是靠空中运输了。机场航行调度室,在极困难的条件下,保证了航行安全,也是非常不易的。在地震最初几天,由于无有线和无线通讯上的保证,一切就不能像正常情况下,予先有飞行计划,起飞之后也会知道是何时何地何种机型,何时可以到达,以及航线领域内的天气情况…,那时打破了一切常规,四面八方的救灾飞机在无序的情况下飞临唐山机场,往往飞机快到达时才与机场塔台沟通联络上,然后才能指挥其降落,当时报纸上说,创造了奇迹,最密的时候达到一分钟起降一架飞机。唐山机场在那样的条件下,保证了救灾飞机的畅通,安全没有出事,应该说航行调度室是功不可没的,但派我去时,己经九月份,机场繁忙高潮己经过去,一切通讯设备,包括有线和无线,也均己恢复正常,但来往飞机还是很多,包括专机,如当时负责军委领导的陈锡联同志离开唐山时,送别的人很多,我正好在场负责飞行调度。当时有领导问陈锡联,这次地震到底死多人?陈说约三大战役那么多,意思是三十多万,恢复之后实际统计是二十四万多。
期间正逢毛主席逝世,当时人们对毛主席确是真情流露,非常悲伤,不由自主的流泪、哭泣、担心,人们私下言论有二种’心态:一是虽然‘文革’,国家己经搞得很乱,但有毛主席在,还能稳得住;二是毛主席走了,不再‘投鼠忌器’,有些问题好解决了。
我在机场时,有一件事弄得很尴尬,即中央粉碎‘四人帮’时,在还没有公开的情况下,中央召集负责人会议,当时北京专门派来一架飞机接刘子厚同志(当时的河北省委书记,唐山地震救灾总指挥)去北京,北京一再通知,除一位秘书外,不准任何人搭乘该机,结果在飞机要起飞时,跟来了很多北京大军区的首长,司令、政委之类,我上去向他们报告,北京只准刘子厚政委去,其他同志不得坐这架飞机,如需要可以另外再申请派飞机,但这些大首长根本不听,一伙隆的就都上了飞机,飞行员也开了车,请示起飞。我马上向北京报告,北京强硬的答复,要其他人都下来。因此我马上指挥飞机关车,这一关车,飞机上的首长感觉到了,因此纷纷下了飞机,我只得再次向他们报告,这是北京的命令,他们虽然不太高兴也不能再说什么,后来飞机只载着刘子厚同志飞去,当这架飞机到达北京南苑机场时(这也是与平时降落西郊机场所不同的),北京告诉我,飞机到达机场时,中央专门派人在场检查,幸亏没有违纪,否则是大麻烦,飞机—到,就把刘子厚同志接走。当然后来才知道这是中央政治局召开的通气会,因此保密非常严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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