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摘自《人民政协报》2011年4月28日 作者：邓小燕 贾晓明 原题为《父亲邓子恢和他的农民情缘》
在世人眼中，邓子恢是一位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作为卓越的农民运动和农村工作专家，他为探索我国社会主义农业的发展道路倾注了毕生精力；而在女儿眼中，邓子恢却是一位身着农民服装、过着俭朴的农民生活、凡事必深入农民群体中调查、处处为农民着想的睿智而乐观的农民。
“那时候要是没有乡亲们支持，我们是坚持不下来的”
我上学时，父亲曾带我们全家去参观《收租院》的雕塑。他一边看一边对我们说：中国农民是最可怜、最穷的，也是最老实的。他们觉得给地主种田就是天经地义的，不知道自己受了剥削和压迫。
父亲乳名绍箕，子恢是他的字。他1915年时加入了孙中山先生领导的中华革命党，在21岁那年考取公费留学，到日本东京留学一年多，因贫病交加而辍学回国。回国后学习、接受了共产主义思想。1923年，父亲与其他几位志同道合的朋友在龙岩共同创办《岩声》报，传播新思想、新文化，介绍社会主义观念。父亲说，记得当时为了创办报纸而四处奔走，带上点干粮走山路，沿途碰到有农民赶有多余的驴子一定会热情地让他顺路搭个脚。彻底改变农民生存状况的理想，在父亲心中日益成熟。
经过几年的历练，父亲于1926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并于次年开始参加组织领导暴动，开展土地革命。当时还没有现成的土地革命经验，父亲遵循的是“满足贫苦农民的经济要求，以达到争取群众大多数”这一原则。在实行土地改革的过程中，父亲和战友们提出“合理负担”的口号，着手发动群众特别是农民兄弟起来保卫胜利果实。他曾经回忆说：经常在街上召开演讲大会，听众很多，有时达四五百人，做宣传鼓励工作。平日在茶铺里找农民兄弟进行个别谈话，启发他们的觉悟，并开始筹备建立农民协会。事实证明，他的做法是正确的，农民得到实际利益，革命积极性日趋高涨，我党在农民心目中的地位日益巩固。
1935年2月到1938年3月，父亲在闽西坚持游击战争。由于敌人的封锁，父母和同志们迂回在崇山峻岭之间，不仅缺医少药，武器弹药严重不足，还要时刻警惕敌人的“搜剿”，环境非常艰苦。父亲带着母亲和战士们没有在有瓦的房子里睡过一次觉，宿营时大家就砍下竹子搭个竹寮。如果半夜遇到暴雨来袭，他们夫妇只能合打一把伞坐到天明。山上不能烧火，主食只能吃生米，夏天上树摘杨梅，冬天挖冬笋当菜吃，很多同志都牺牲了。
那时乡亲们拼着性命给父亲他们通风报信、送粮送药。国民党为了防止老百姓帮助游击队，规定“计口购粮”，即按人口购粮。乡亲们就从自己口中一点点把米省下来，送给山上的游击队，因为他们知道游击队是为劳苦大众打天下的。据父亲回忆说，由于怕敌人发现，山上不能生火做饭，乡亲们就把米煮熟了送上来，过年时还会多送一些。倘若敌人看得紧，乡亲们就想办法把米饭藏在竹子中间甚至粪筒的夹层里送来。父亲给我们讲这段往事时，曾神色凝重地说：“乡亲们把米送给我们吃，自己却吃地瓜、地瓜叶。那时候要是没有乡亲们支持，我们是坚持不下来的。”
“做裤子的钱也没了”
在众多的公开发表的照片里，父亲展现给世人的是精神矍铄、体格硬朗、年过半百的老头形象。这个老头的衣着也颇具特色：上身一件旧中山装，下着一条缅裆裤，足蹬一双黑色圆口布鞋。中山装、圆口布鞋现在还可以看到，缅裆裤却已经“失传了”。记得父亲的缅裆裤裤腰上没有松紧带，比自己实际的腰围要肥出一倍，穿的时候先是抓住两边裤腰往上一提，再将裤腰从两边向中间一叠，最后用腰带勒住。因为缅裆裤裤腰肥大，原本身材修长的他，看上去腹部总是鼓鼓囊囊的，给人一种发福的感觉。父亲在闽西大山里闹革命时就穿缅裆裤，新中国成立后担任国务院副总理，还保持着当年的习惯。记得1955年，中共中央安排父亲到匈牙利访问，外交部的同志特别到家来叮嘱说：邓老啊，做两条西裤吧，出国可就别再穿缅裆裤了。
父亲的穿着打扮一直保持着农民气质——走在大街上，一般没人会认出他是位领导干部。夏天饭后他喜欢在院子里转转，若碰上有人下棋，他就会蹲下来看一看，在旁边支上两招。冬天下雪怕滑倒，父亲就戴顶小帽，在家里的走廊上走一走。在我的印象中，家里的来客中有很大一部分人穿着打扮和父亲相似或者比父亲更朴素，他们是从老家来的农民。父亲是福建龙岩县人，在那儿闹过土地革命，打过三年游击，和当地的人民群众感情很深。新中国成立后，父亲和家乡父老的联系从未间断，老家每隔一段时间就有人来看他。父亲总是亲切地接待，和大家说着我几乎一句也听不懂的家乡方言，大家热热闹闹地坐满一屋子，有说有笑。这些来客中有当年的交通员、有老接头户，还有马夫，他们在炮火纷飞的年代和我父母结下了深厚的革命情谊。父母总是竭尽所能地款待，饭要等客人们先吃完了，我们小孩才能上桌吃，剩下什么让我们吃什么，从不为我们另开火。为了让客人们休息好，父亲总是安排我们小孩挤在一起，以便腾出房间给他们用。有了这一层的缘故，虽然生活在城市，但我对农民和农村有了相当的了解。后来我在农村当兵，很多同去的城市女兵觉得农村过不习惯，可我就没有那种感觉。
和父亲一样，母亲也是非常想念家乡的人们。父亲过世后，老家依旧时常有人前来探望，母亲一如既往地贯彻着父亲在时的方针，仍然是热情接待，对有困难前来求助的人有求必应。记得在20世纪80年代，很多和父亲一起干革命的老红军为了证明自己的身份，千里迢迢地来到北京请母亲作证。母亲来者不拒，只要记得起当时的情况，无一例外地给县、地、省等各级政府写证明信。父亲健在时，除了家乡，对于自己曾经战斗过的地方的人民也总是念念不忘，时常联系，只是由于工作关系不能经常走访。交通便利后，我还陪着母亲去父亲曾经战斗过的安徽新四军驻地，慰问当年和他们一起生活、战斗的乡亲们。现在，父母新四军时期的房东早已去世，连他们的儿子辈也不在了，但孙儿辈有时间会过来走一走，逢年过节，我们还互相打电话问候。父母的做法深深感染了我们，直到现在，我们和家乡、老区乡亲们依然保持着联系。
虽然父亲身居要职，但艰苦朴素的作风丝毫也没有改变，因此我们家的日子并不是特别宽裕：1955年之前是供给制，供给制是按人配给，手中的钱非常有限；供给制取消后，父亲的工资大概四百多块钱。我们家小孩多，又有老人要供养。父母对于自家的生活，却总是精打细算，能省就省；而对于老家来访的乡亲，总是热情招待，尽量去接济。
20世纪60年代中期，父亲从农业工作中退下来，就在家里当起了账房先生。记得一次三八妇女节，母亲应邀出席会议。当时，母亲没有像样的衣服，就和父亲商量要做套新衣服。父亲拨了几下那个永远摆在案头的算盘，说：这月剩不下多少钱了，你就将就做条裤子吧。母亲就准备去采购布料，可就在这时，家乡父老来信说有事需要用钱。父亲只好难为情地对母亲说：“哎呀，做裤子的钱也没了。”母亲很理解父亲，去开会前，只给自己买了条白色丝巾。妈妈把丝巾拿回家后，我们姐妹几个都很羡慕，因为在家里基本上没有见过这么漂亮的东西。我们小心翼翼地互相传递着丝巾，挨个试戴，生怕把它弄坏一点点。那个时期，老家已经没有直系亲属，父母帮助的是一些穷困的远房亲戚和五保户。我曾经问母亲：您和爸爸总是给老家寄钱，不觉得咱们家困难吗？母亲说：困难啊，所以我们俩老要算计，就怕到月底没有钱。可你爸爸他觉得乡亲们困难，比我们困难。
“这是乡亲们的一片心，他们让我喝，我能不喝吗？”
多年的土地革命经验，使父亲养成了“做什么事先调查研究，再做决定”的习惯。父亲任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时，“如果你要制定什么政策，必须要下到农村去调查”成了他的口头禅。全国兴起农田“搞密植、放卫星”时，父亲不信报表数字，拖着病躯，先后多次下乡调查。他走访农民家庭，亲自检查“高产田”一亩里能产多少斤红薯。他看到红薯不是长在土里，而是一个挨一个地摆在垅上后，当即指出这是从别的地里挪过来充数的。在检查“卫星”水稻田的时候，他把禾苗连根提起，看见很多根都已烂掉。回来后，父亲连夜毫不客气地将所见详尽地写成书面材料提交。
自留地制度，是父亲在1953年提出的，并在实践中被证明是“有利于农村经济和农民生活的一项好制度”，得到农民的普遍认可。但是，一些地方出现了取消社员自留地的现象。对此，父亲向中央建议，迅速恢复被取消的自留地，以便农民“发展家庭副业和养殖业”。1959年6月16日，父亲在中南海见到毛主席，陈述了自留地的必要性，又连夜写成《关于自留地问题给毛主席的一封信》送毛主席阅览。此信后来成为“关系中国五亿农民切身利益的重要文献”，事实证明，自留地恢复对我国农业的发展和农民生活的改善起到了积极作用。
1961年3月，父亲接到闽西干部群众的数百封来信，反映农村出现的问题。这时父亲已经年过六旬、疾病缠身，但得到刘少奇同志委托后，马上起身去闽西实地调查。乡亲们听说父亲回来了，纷纷出来迎接。父亲进了以前的老接头户陈东坑老妈妈家，老妈妈拿出家里仅存的蕉芋粉(山上野芋头做的粉，困难时期家乡群众的主要代食品之一)，用开水冲了，兑上点糖精，颤巍巍递给父亲。母亲和保健医生马上提醒说：“邓老，别喝了，您有糖尿病。”父亲端起碗来边喝边说：“这是乡亲们的一片心，他们让我喝，我能不喝吗？”
父亲经过调查，发现农业生产中存在“指标过高”和“只允许当地农民种烟叶”等问题。在地委会上，父亲用家乡话要求干部们“下到生产队里去，告诉农民地里什么熟的快就种什么，什么收成多就种什么”。回京后，父亲向中央写了一份详细报告，提出了“进行生产责任制”、“扩大自留地”等十项建议。这年11月，父亲放心不下，就又回家乡去看了一次，当他看到农民种的南瓜、地瓜已经有了收成，这才松了口气。
“当农民就应该接受锻炼”
“文革”中，和其他许多老同志一样，父亲也受到了冲击。“造反派”到我家，叫父亲去“开会”。母亲和我们都很担心，但父亲却说他不在意。在会上，“造反派”批斗父亲，说他是“反革命”。父亲镇静地说：“我从来没有反对过毛主席，我在闽西跟毛主席一起搞土地革命。”接着就对“造反派”说起自己当年带领农民兄弟闹革命、打游击的故事。故事讲得有声有色，让在场的人都听得着了迷，觉得“这老头人还挺好”，还给父亲搬来把椅子。记得很多次，“造反派”高喊着“打倒老右倾邓子恢”到我们家门口贴“大字报”，父亲就一团和气地站在门口，绘声绘色地给他们讲当年参加组织农民运动的革命经历，让来时一脸严肃的“造反派”走时逐个和父亲握手道别。
作为邓子恢的子女，我们也同样经历了“非常时期”，当我们遇到困难时，父亲总是以他那淡定、沉着的态度感染我们。姐姐下乡插队，在北大荒饱受冻疮之苦，父亲就鼓励她说：“当农民就应该接受锻炼。”父亲对我们说：“虽然没学上了，但你们不要放弃学习。”他也身体力行：弟弟在部队上喂猪，父亲就跑到书店买了一本喂猪的书给他寄过去；我去当兵，他送给我《十万个为什么》。
在这段“非常时期”，父亲无时无刻不在惦记着家乡父老。记得有一次一些人来“调查”家乡一位烈士遗孀的情况，硬说她是“叛徒”。才听罢，父亲猛地跺脚，把头上帽子一摔，怒道：“你们懂什么！你们知不知道历史？她这种人在革命最低潮时都是支持革命的，你们有什么证据说她是叛徒？”听说那位婶婶作为烈属的一个月几块钱的补贴被取消了，父亲马上找到老战友张鼎丞商量。此后，两人每月给她寄十块钱，并持续了很长时间。
虽然父亲已过世多年，我也退休在家(只是义务在北京新四军研究会工作)，但他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仍然清晰地浮现在我的记忆中，父亲为了自己的信仰而奋斗终生，这其中最让我难忘的，当属他对农民的那份情怀。
邓子恢(1896—1972)又名绍箕，福建龙岩人。1913年考入龙岩中学。1917年2月，东渡日本，在东亚补习学校学习。1918年4月回国。1923年9月，创办《岩声》报，传播马克思主义。1926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参与领导闽西起义，任中共闽西特委宣传部长、闽西暴动委员会副总指挥。1929年，任中共闽西特委书记。1930年，任闽西苏维埃政府主席，是闽西革命根据地的创始人之一。1931年11月，在第一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兼任中央工农民主政府财政部部长。1934年10月，中央主力红军长征后，留在根据地坚持了三年游击战争，任中共中央江西分局委员、闽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抗日战争时期，任新四军政治部副主任。1939年5月，任新四军江北指挥部政治部主任。1940年8月，任津浦路东人民抗日联防办事处主任。1941年1月，任新四军政治部主任。同年，任中央军委华中军分会委员、新四军第四师政治委员、中共淮北区党委书记。1945年，任中共中央华中分局书记兼华中军区政治委员。1946年春，任华中野战军政治委员。同年底任中共中央华东局副书记兼华东军区副政治委员。1948年6月，任中共中央中原局第三书记。1949年3月，当选为中原临时人民政府主席。同年任中共中央华中局第三书记兼华中军区政治委员。1950年2月，任中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兼中南财经委员会主任。1953年1月，任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1954年9月，任国务院副总理，主管农业。20世纪60年代曾任政协第四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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