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的3月，具体几号我已经记不清楚了，我和赵副教导员，前往河北省保定的一个县解救一名被拐卖在那里的妇女，赵副教导员是1956年入伍的老兵，是1978年从甘孜藏族自治州转业安置到局里的，那时候的区县公安局还未设立政委这个职务，只是设教导员的职务，也没有“打拐”这个词汇，应该说就是在那个时候，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拐卖妇女的案件才开始抬头出现，但是，拐卖儿童的案件还是很少听说。在那个时候，有一些地方的公安机关，为了保护当地自己的利益，本位主义思想严重，地方保护主义盛行，根本就谈不上全局一盘棋的协作精神，对外地来办案的同行态度冷漠木讷，特别是涉及到经济的案件和拐卖妇女的案件，就更是谈不上什么配合了，甚至还在暗中作梗，给你制造一些麻烦，让你总是感到磕磕绊绊的，常常让办案的同志哭笑不得，使你劳而无功，两手空空，无功而返，更加令人气愤的是，还有的打拐民警在异地他乡解救被拐卖妇女的时候，被当地百姓围攻、辱骂、殴打，甚至活生生被打残、打死，我知道四川有个地方的一个民警就是这样被活活打死的，因为他的年纪大了跑不快，又在“逃跑”的过程中不慎摔倒了，被追上来的老百姓抓住以后，乱棒打死了，由此可见，那个年代的打拐工作是多么的艰巨复杂危险啊！
就要出发了，爱人很不情愿，她在邮电局搞报务工作，隔天就会有一个夜班，加上儿子还不满半岁，繁重的工作和家庭负担让她一个人实在是难以承受，可是军令如山，任务面前是没有任何价钱可讲的，这可是在部队就早已养成了的作风，箭在弦上，不得不发，准备完毕，次日出发。
在成都，为了两张硬坐火车票我足足站了四个多小时，那个年代的警察出差一般也只能买硬座，一是因为经费困难，比如说从成都到北京，火车票是27块6角，飞机票就要88块钱，太贵了，也坐不起呀，我那时一个月的工资才37.5元，二是因为坐软座或者乘飞机那可是要看级别的，要是你的级别不够县团级的话，你就是再有钱也是买不到票的，并不是像现在这样，只要有钱，你就是包专机享受总统待遇都是可以办得到的，那个时候可是个只认人而不认钱的年代，不像现在，又成了只认钱就不认人的时代了。一个小警察的级别要座火车的话，能够享受到硬座已经是很不错的了，因为出差买站票也是家常便饭啊！
由于当时成都正在开糖酒展销会，火车票特别的紧张。那时候火车的时速是非常慢的，轰隆轰隆，不慌不忙，漫不经心，走走停停，停停走走，两天两夜的火车让我们的脚都坐肿了，赵副教导员年龄大一些，脚肿得连穿鞋都有点成问题，车厢里面的人实在太多了，过道里面横七竖八的全是人，你想走动走动，活动一下都办不到，想去趟厕所都十分困难，厕所虽然近在咫尺，可是你半天都很难挤过去，那日子实在是二等兵当营长---够呛。一路上，我们为了不去厕所，就很少喝水吃东西，终于到了保定，我们刚下了火车就又一瘸一拐的去找到那个县的汽车，到了那个县已经是早上凌晨五点钟了，每人喝了碗玉米面糊糊，噻了两个馒头就急急忙忙向公安局奔去，接待室的同志看了我们的介绍信以后，去办公室为我们签了几个字，盖了个章就叫我们到涉案地的派出所去了。
来到了涉案地的派出所，才发现全所有三个民警，而且是筷子夹骨头---三根光棍，都是清一色的大老爷们，所长是1942年参加革命的老八路，长的又黑又壮，人高马大的，说话嗓门声如洪钟，很是威严，有点让人望而生畏的感觉，他态度比较生硬傲慢，根本就不正视我们一眼，等我们说明来意之后，他才从鼻孔里面喷出两个音节-----“嗯，嗯”。指导员也是部队上下来的，资历没有所长老，人倒是挺和气的，给我们到了两杯开水，让我们心里顿时觉得就热乎乎的，还有个小伙子是内勤，和我的年龄差不多，从头到尾都没听见他说过一句话。为了打破僵局，我左一个老前辈，右一个老首长地叫着，又是递烟又是点火的忙个不停，并告诉他们我也是河北人，家父是1933年参加革命的老红军，1969年我还在老家灵寿县当了一年多的知青呢，是1970年到的部队......，所长终于抬起头来看了看我：“噢，我们还是老乡呢。”说完话便出去了，我们真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就这样在派出所里心急火燎地傻坐了一天，那日子真叫人难受着急上火啊！
晚上好不容易才找了个大车店住下，在那个年代里，可没有什么星级宾馆酒店来供你享受，也没有私人开的宾馆酒店，那时的旅店行业和印刷刻字、废旧金属收购都属于特种行业，都是属于国家或者是集体所有制的财产，条件都很简陋，那火炕让人根本就睡不下去，真是在家千日好，出门一时难啊，能住下就不错了，难道叫花子还嫌稀饭馊了不成。住人的屋子外面就是马厩，骡子和马的气味也很刺鼻，屋子里面是汗臭、脚臭、酒臭、烟草臭，多种难闻的气味混合交织在一起，同样熏得你晕头转向的，一个能容纳二三十个人的大火炕就占据了整个屋子的二分之一还要多，被子和枕头都堆放在火炕的另一角，谁要睡觉了就自己去拿，看样子不知道有多长时间没有洗过了，上面黑里吧唧油乎乎的，根本就看不清原来的本色了，整个屋子都弥漫着阵阵难闻的酸臭，让人感到阵阵发呕。
夜里火炕上面横七竖八的全是人，基本上都是赶大车的把式们，嗓门一个更比一个高，躺在炕上说话都好像还在吆喝牲口似的，到了夜里，那简直就跟进了一个演兵场一样，可是热闹的不得了，有咚咚咚咚放屁的、有叽叽嘎嘎磨牙的、有轰轰隆隆打呼噜的、有依里哇啦说梦话的......，我对赵副教导员说，你看，这声音像不像大炮、坦克、装甲车，还有飞机在搞军事演习，什么声音都有，那动静可是不算小，我们真的好像就是置身在一场热闹的军事演习当中，简直就是折腾得让你心烦意乱，头昏脑胀的，在这大火炕上翻来覆去的“烙大饼”，根本就难以入眠，真是让人痛苦难耐。为了安全，我们在靠墙的一边和衣躺下，悄悄研究着明天的工作该如何开展，怎样找到契机打开局面，怎样才能让北方的同志能协助我们完成任务，否则，在这人生地不熟的地方，两眼一抹黑，地形又不熟，语言又不通，人家一看我们就是外地人，如果没有当地公安机关的配合协助，我们根本就不可能将被拐卖的妇女弄出来带走。
心里有事睡不着，加上实在是不习惯这北方的大火炕，早早就起来了，天刚刚亮我们就来到了派出所，为了让他们能够转变态度，我把他们的办公室里里外外打扫得干干净净，桌子上的东西摆放得整整齐齐，然后泡好茶等侯他们上班。此时我看见一个中年妇女去挑水，问大门的老头，原来是所长的夫人，我心中一阵暗暗高兴，机会来了，急忙上前抢下扁担水桶就向井台奔去，一连挑了七八担，将所长家厨房的水缸装得满满的，所长夫人亲切地和我拉起了家常，我趁机拐着湾抹着角的将我们来了以后，受到派出所冷遇的事情诉说了一遍，所长夫人是个爽快人，立即去“批评”所长对南方同志的态度不热情，说人家四川来的那个小罗多好啊，又给你们打扫办公室，又给咱家挑水的，你们都是公安局的人，人家出门在外有多不容易呀，咱们应该好好帮帮人家才是。结果当天下午派出所就宰了只羊，还特意为我们包了一顿羊肉饺子，南北两地的警察推杯换盏，感情一下就拉近了许多，加上大家都是当兵的出身，龙门阵摆得也十分投机，气氛非常融洽，所长也是个性情中人，豪爽的性格让他喝高了，叫人在院子里面靠墙竖了张门板，非要和我们比试比试枪法不可，河北四川各出一人，所长八发子弹打碎了六个酒瓶子，我那时年轻气盛，考虑不了那么多，有点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劲头，举枪就射，结果是瞎猫碰见了死耗子，竟然一口气打碎了七个酒瓶子，老所长脸上有些挂不住了，进屋拿出一包子弹非要再来，赵副教导员悄悄告诉我可别再超过所长了，第二轮我比所长少打了两个酒瓶，老所长的脸上才露出了满意的笑容，并告诉我们说晚上十二点钟行动，我一听就高兴得就跳了起来。
夜里十一点钟，我们在所里集中，所长要求大家千万不能穿皮鞋，要统统换上胶鞋，因为皮鞋的动静又大又跑不快，将身上的无关的物品统统留下，尽量做到轻装上阵，还有让赵副教导员不要轻易说话，因他不会说北方话，浓浓的四川方言容易暴露目标，最后强调，不管在任何情况下，大家都要始终在一起，千万不能分开，假如有人落单的话，那將是非常危险的，切记！
所长真好，还专门为我们找了辆汽车，这辆汽车虽然是破旧了一些，总是比“甩火腿【四川话：步行的意思】”强多了，只是我们大家都很担心这辆破车在关键的时候会不会熄火抛锚，所长吩咐司机进村以后就把头调好，打开车门千万别熄火，只要我们一上车就开跑，冲出村子就是胜利，因为那个村子太大了，所长告诉我们当年日本鬼子进了这个村都是要迷路挨打的。
老所长真是不简单，他的基础工作非常扎实，对辖区情况了如指掌，他在和老支书碰头，告诉我们这个村支书的辈分很高，在村子里面，不是叫他叔的，就是叫他爷爷的，而且群众威信也非常高，有他在就会少很多的麻烦，一边说着，一边就领着我们直奔一户人家。
我们连屁股还没有坐稳，院子里已经积聚了好多的人了，乱哄哄的，他们七嘴八舌地道：“当年的洋鬼子都要被我们打跑，【咱们老家管日本鬼子叫洋鬼子】，就别说你两个四川的南蛮子来了，打四川的南蛮子，把四川南蛮子赶出去......！”气氛一下就紧张起来，我悄悄地把手枪移到了前面，以防在混乱之中被抢走，所长见状，在炕桌上“啪”的就是一巴掌，圆瞪着两眼大声吼道：“我看今天谁敢动，还有王法没有！有本事的到我跟前来嚷嚷，我就不信你能翻天了！”骚动的人群立马就安静下来了，可见老所长在当地的威望是很高的，那时候的老百姓确实也是很畏惧公安机关的，那时的警察可真是一言九鼎，说一不二的。
就在与这家人交涉的时候，电灯突然被人拉灭了，屋里顿时一片漆黑，打四川南蛮子的吼声又骤然响起，人们在黑暗中涌来涌去，场面非常危急，我急中生智，一把就将老支书紧紧抱住，心想绝对不能让他溜出去，只要老支书在屋里，他们怕误伤老支书就不敢轻易下手，老支书也怕在黑暗中挨了误伤，立刻就大声叫骂起来，电灯终于又亮了，这才让我们躲过了一劫，但是却让每一个人都出了一身冷汗。
待大家从新坐稳之后，出来了一个年轻的女人为所长上茶，我一听她是四川口音，主要特征基本吻合，上前就是一巴掌，随即飞快的将其双手烤上：“原来你杀了人跑到这里来了，这回看你还跑不跑了。”一句话让在场的人都懵了，可她极力分辨说没有杀过人，所长说：“不管你认不认帐，到了公安局再说”。我趁人们还没有回过神来，立刻大声喝道：“闪开！”拉上她出门就向汽车奔去，可是她怎么也不肯上车，我们三下五除二将她拖上车就开跑，并告诉她我们是来救她的，她听见我们的四川口音后，立刻就哭成了泪人一般，诉说着被人贩子拐卖之后，所受了种种令人难以想象的折磨，真是令人发指，听了她的遭遇，我们对罪恶的人贩子真是恨得咬牙切齿。
这个村子的确很大，半天都还没有跑出去，可能是他们发觉上当了，有好多的拖拉机和自行车在后面追，人声鼎沸，灯光晃来晃去的，有敲梆子的，有敲锣的，还有男人和女人的叫骂声，那场面一下就让我想起《地道战》的电影来了，不过，我们可不是日本鬼子，我们是光荣的人民卫士，当时的紧急状况让我完全忘记了危险，反倒觉得挺好玩的，这阵势真叫人紧张得不得了，被我们解救出来的这个妇女见到这个场景，全身一个劲地发抖，精神绝望，频临崩溃，大家的心都悬到了嗓子眼上，都生怕这时侯车子不争气，一旦熄火那可就全完了。
我们终于到了公安局，他们也追到了公安局，在当地公安机关强硬的态度面前，他们只好骂骂咧咧的，极不情愿地散去了。为了安全，我们暂时把这个可怜的妇女也“关”进了收审所里，那时候的执法还不是很规范，监督机制也不是很健全，执法中的随意性还是比较大的，可是，有时候合法的又不管用，管用的又不合法呀！这在当时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啊！一切办妥之后，我们才摸黑在一僻静的地方找到了一个小旅店，刚刚躺下，就听见外面闹闹哄哄的，才放下的心一下子又悬了起来，原来是那些村民们又找到这里来了，非要我俩把人交出来不可，不然就要砸门打进来了，可惜那时候又没有手机，小店里面又没有电话，根本就无法与当地的警方取得联系，情况显得十分危急，我们对当地的社会情况又不了解，所以也不敢轻举妄动，再说一时也找不到更好的解决办法，门已经被封锁了，院子里面黑压压的都是人，就是想跑也跑不了啦，弄不好，轻则挨打受伤，重则就要血洒异乡命归黄泉了。
外面的情绪越来越激动，大有立马就要冲进来之势，我那时还不到30岁，一说起打架动手就浑身来劲，妈的，拼了！我对赵副教导员说：“你给我留下一个弹夹，再给我些子弹，我保证掩护你冲出去，如果我要是牺牲了，今后请帮我关照一下我的小儿子，他还不满半岁”，我在那个时候，的确是已经做好了最坏的思想准备。可是，赵副教导员说：“不行，我们要死一块死，要活一块活，就是死也不能分开”。他的话让我非常受感动，没有亲身经历过这种场面的人，是不会有这种感受的，说句实在话，当兵的出身，只要有领导这样一句话，就是上刀山下火海也在所不辞，脑袋掉了那也是心甘情愿！
难以预料事态将会向哪个方向发展，我们都已经作好了最坏的打算，我那时年轻气盛，血气方刚，只要是情况一紧急，我就会热血沸腾，反正是逼上梁山了，心一横就毛了！我提着枪一把就将门拉开，站在门口大声喝道：“来吧，有种的进来！”人们一下子都愣住了，傻乎乎的看着我不吱声，我接着说：“你们听着，我们是公事，死了也是烈士，老婆孩子有国家养，你们死了算什么，老婆孩子都是别人的，今天谁敢冲进来就打死谁，不信的就来试试！”说完照着地下“嗵”的就是一枪。你还别说，这一招还真的管用，骚动的人群一下就被镇住了，院子里面顿时鸦雀无声，他们站在那里，就像是一根根的木头一样，一个个傻乎乎看着我发呆。赵副教导员接着说到：“只要你们配合公安机关工作，我们回去以后，一定想办法帮助你们把买媳妇的钱追回来，如果你们不听劝告，那就一分钱也没有，何去何从，你们好好想想吧。”人群一下子又活跃起来了，交头接耳，叽叽咕咕，像是在商量着什么，这时候有一个老头要求进屋来说话，赵副教导员答应他一个人可以作为代表进来，因为如果进来人多的话，难以预料的事会节外生枝，安全就难以保证。他进屋后就一把鼻涕一把泪地，一个劲的为他儿子叫屈，希望我们看在他那么大年纪的份上，一定要想办法帮帮忙，把他儿子买媳妇的3000块钱追回来，要知道在1981年的时候，3000块钱可不是一个小数目，记得那时候我一个月的工资才37元5角，我们答应他回去一定帮助他将钱追回来，在那种情况下你不答应也不行啊，只有缓兵之计才能金蝉脱壳啊！最后，他们终于很不甘心地离去了，我俩这才不由得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他们一走，我俩都不谋而合地说：“是非之地，不得久留”，赶快走！免得夜长梦多。说走就走，当断不断，必有后乱，“该下决心的时候下不了决心，肯定是要倒霉的，不是被消灭就是当俘虏”，这是我老爸经常爱说的一句话。我先悄悄地在店外的大街上查看了一下，大街上静悄悄的，已经空无一人，于是我们立即向公安局奔去，三月份的北方之夜和南方不同，气温仍然很低，北风乌乌乱叫，好似鬼哭狼嚎一般，可我俩却跑得满头大汗的，叫醒了值班民警，说明了情况以后，请他们帮助我们联系了一辆拉货的三轮摩托车，我们顶着寒风，和被解救出来的那个妇女一块提心吊胆的一口气跑到了火车站，悬着的心这才终于被放了下来，到现在才可以说，大功即将告成，胜利已经在望。
我们和车站值班民警联系以后，准许提前入站，在月台上等侯上车，此时此刻，激动的心情仍然还是久久难以平静，我看见了东方地平线上的鱼肚白，心中期盼的那轮朝阳很快就会冉冉升起，在这个时候，我突然想起了“家”，想起了我那还未满半岁的儿子，心里顿时觉得有些酸楚，眼睛也不觉有些湿润了，任务总算是基本完成了，一阵幸福的轻松，感觉真好，终于可以回家了！
往事如烟，心镜如潮，日月如梭，光阴似箭，一晃快三十年的时间过去了，回想这些往事的时候，仍然还是那么让人兴奋不已，我非常感激当年的那位很有个性的老所长，我衷心地祝福远方的那位前辈，那位敬爱的老所长身体健康！家庭幸福！快乐长寿！平安吉祥！
这是完成任务之后去北京和王新明战友在动物园的合影，那时候的我们多年轻啊。
在颐和园，从左到右，王新明，我，赵副教导员，赵副教导员的老表（就是表弟，他在301医院）。
 当年的小民警，以上的照片都是王新明战友的海鸥120相机照的，在那个时候已经是相当不错的了。
2002年4月，我去天津南开区抓获了一个杀害出租车司机的案犯，路过北京时和王新明战友的合影，这个地方是北京的哪现在已经不知道了。
今年从山东微山出差回来在北京和王新明战友的合影，相差11年的时间，我们都已经见老了。
我和王新明与赵永生战友的合影，赵永生那年（1974年）是我们宣传队的副队长，68年的兵，那天晚上，我们在北空招待所里，聊了好久好久，一起回忆年轻时的我们，回忆在一起生活的战友们，我和王新明逗他是文化不高水平高，狡猾狡猾的干活，头发都全白了，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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