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信博客 - 唐山大地震（之二）

34年前的今天，唐山发生了大地震！这一天，痛失了许多战友和唐山同袍的生命，痛失了许多亲人，痛失了许多幸福的家庭，痛失了许多家园，砸碎了许多青春的梦想......这一天是人们心中的永久的痛！近日战友们采取了各种方式纪念罹难的战友，以寄托心中的哀思，并祝福幸存的战友。我忽然想起钱刚写的报告文学《唐山大地震>>,写的特别恢宏与精练，重读这篇文章，也许是纪念的方式之一，因为文字多，只好分为两次转载。下面是之二

（接唐山大地震之一）第20节：精神病院7月28日早晨，当唐山市精神病院药剂师李忠志从废墟上跌跌撞撞跑到门外、想把躺在歪斜的高压线大柱下的一个女伤员背起来、送到安全处去的时候，两个开滦工人把他当成了从医院跑出来的疯人，他们大吼道：“放下！”“你给我放下！”瘦小的李忠志高声申辩：“我是好人！我是医生！”他把女人交给矿工，随手夺过矿工手中的一把大锤。“你要干什么？”“救人！我们医院全平了！”全平了。精神病院全平了。这里的废墟比任何一处的废墟都显得平静。病房的门窗上全有铁栏，当焦子板的平屋顶落下来时，患者无路可逃。即使是侥幸存活的，“在那一刻也显得不可思议的镇定，没有哭声，没有喊叫。”最早从倒塌的药库里逃生的李忠志，孤身一人在废墟上奔忙。他挥动大锤，砸开楼板，救出了十多个受伤的职工和孩子。他又带着受轻伤的人抢救患者。一个年轻的会耍武术的女病人不知从哪儿钻了出来，站在李忠志面前；她浑身竟没有一点儿伤，神志也显得异常地清醒。“你干什么？李医生！”“我救人。”“我跟你救。”可是一转身，这女人已无影无踪。李忠志管不了她了　　

第21节：精神病院医生张志勇、徐建国等人已经先后从家里赶来，他们和其他工作人员一起，把一个个病人从废墟中救出来，抱的抱，抬的抬，甚至需要用力去拖。有一个女患者死活不肯离开那染血的瓦砾堆，她反反复复地说着：“我有罪，早该枪毙的，房倒了，就不用枪毙了。我等着，我等着……”这不是一群普通的人啊！不久，当被救出的精神病人越来越多地集中在一起的时候，李忠志渐渐意识到了事情的严重：这些不幸的精神病患者都是他们的亲属托付给医生、托付给国家的，在这场大灾面前，得格外保护！不能让他们像那会武术的女人一样跑掉，更不能让他们有三长两短……可是医院的领导死的死、伤的伤，一个也没有啊！瘦小的李忠志急得快要哭出来。他是一个转业军人，可是他仅仅在军队里当过卫生员和司药，他没有指挥过任何人。他望着张志勇医生，张志勇也是转业军人，因为犯“右倾错误”而脱下军装的一个军医；和李忠志一样，也是一个十足的小人物。小人物们开了一个碰头会，决定成立“精神病院抗震救灾领导小组”。
　　工作人员推举他们中间唯一的共产党员李忠志担任组长。李忠志派人去找市委。市委领导答复：上级管不过来了。你们自己组织抗震救灾，就一条：别散伙！李忠志咬咬牙，挑起了那副沉重而特殊的担子：几十名受伤的工作人员，几十名疯人，那么多人的生命！领导小组提出几个口号：一、谁也不许哭（不能动摇军心）。二、伤员不许乱喝水（有一个受内伤的年轻姑娘，被救出后喝了一瓶汽水，喝下去人就死了）！三、锅炉里的冷开水不许随便动用！（那是仅有的一点干净水了，要用，必须经领导小组批准。）医护人员用绳子围了一个大圈，让精神病患者坐在中间。
　　地震后的头三天，精神病患者显得出人意料的沉默、听话。没有了铁栏杆，没有了约束带，他们居然还能平静安然地并排坐着。远处的废墟，近旁的尸体，都不能刺激他们。他们似乎一夜间痊愈了。从早到晚，他们只是静静地望着那些来回奔忙的医生，静静地吃着人们给他们送来的面汤，静静地拭着身上的血迹。最初，在身边照看他们的，只是一些不能动弹的伤员。当余震到来的时候，四周一片惊呼，他们也无动于衷，仿佛一切都是意料之中的事情。在那三天里，唐山的许多健全人却反而精神失常了。
　　人们把那些目光呆滞、语无伦次的亲属送到精神病院的废墟上来。这些遭受过强刺激的可怜的人，嘴里念叨着惨死的亲人的姓名，浑身颤抖不已，有人两耳塞泥，有人总想往电线杆上撞。他们的到来，更增添了精神病院的混乱。“领导小组”决定增设“临时门诊”，收治新发现的患者。忙乱极了。瘦小的李忠志仿佛要被担子压垮了。他自己的妻子儿女震前去东矿区亲戚家，至今生死不明，可他却不得不把心思全放在患者身上。库房的药品扒出来了么？患者一天三次药按时发放了么？还有饭，还有水，还有躲雨棚子的修建，还有尸体的掩埋……李忠志东跑西颠，好几次摔倒在废墟上。他感到胸口阵阵发闷是心脏病又要复发了么？“老李！”救灾部队的一位教导员在喊他，“院子里那些尸体，我们帮你处理了，行不行？”“哎呀，那是患者的尸体……”李忠志不敢拿主意，他怕患者家属来要遗骨，“你们，你们按中央的意见办！”“中央没有处理尸体的意见！”“那，那就埋吧，我负责了！”正当李忠志感到体力越来越弱的时候，震后第四天，唐山市精神病院的老患者们几乎全都恢复了病态。强刺激给他们造成的反作用力一消失，平静立刻被打破。他们又唱又跳，又打又闹。拒绝吃药的，挥舞拳头的，满地拉屎的，摔杯砸碗的……乱作一团。
　　“啊！我的腿要断了！他们要砍我的腿！”一个“被害妄想”型的男患者在一遍遍喊叫。“我要回家！我们家里人要自杀了！”一个精神分裂的女患者嚎啕大哭。一个胳膊已骨折的中年女患者冲出“警戒线”，在院子里奔跑；于是，越来越多的患者，像惊了的烈马，蹿起身子，踩着伤员的肢体，从“绳圈”中奔出来。“拦住他们！拦住他们！”李忠志用细而哑的嗓音在叫，“不能让一个人逃走！”所有的医护人员都跑到废墟上拦截发作了的疯人，连那些缠着绷带的伤员都拄着棍子跑来，他们喊着，叫着，被患者撞倒，又爬起来，死死拽住那些奔跑的衣角。当那些患者终于被一个一个拽回“警戒圈”内的时候，李忠志只感到眼前一阵发黑。过了很久，他才发现自己躺在地下。一张张模模糊糊的脸在望着他，他听见赵大夫那熟悉的声音：“忠志！……你心脏……药……”瘦小的李忠志觉得自己就要“过去了”，他感到自己没有了呼吸，没有了心跳，连手和脚都没有了。他用微弱的声音在说着什么，有人听清，他要把“抗震救灾领导小组”的成员召到身边开会。这个普普通通的小人物，在同伴们面前只想哭，但他强忍着。那一刻，他似乎想起了什么熟悉的情景，胸中涌动一种很神圣的东西。“同志们，我们团结在一起，一定要坚持，一定不能散……坚持……”“忠志，你也要顶住，不要紧的，有我们在，还有药……”李忠志的泪水终于涌出了眼眶。他也能感觉到，身边那些人的泪水滴在他的脸上。
　　第22节：盲人居住区在那灾难的日子里，有一段时间，唐山瞎了，唐革者山聋了。可是，无边的废墟上，却有一支奇异的盲人队伍走来。他们一个抓着一个的衣角，肩上背着破旧的胡琴、三弦，面部表情显得那样沉静、冷峻。他们来自何处？他们走向何方？有人从中认出了鼓书艺人资希圣。资希圣所住的盲人宿舍离铁路不远。这里居住着几十户盲人。其中不少盲艺人都被安置在民政局系统的螺丝厂工作，资希圣还是这个小厂的副厂长。因此，这片盲人居住区也就是这家工厂的宿舍区。他们居住的环境很糟，百米开外，就有一个铁路装卸“货位”，专门装卸肮脏的货物。每天都有一马车一马车的驴皮、狗皮、兽骨朝那儿运。有风吹来，腥臭难闻。
　　这在震前，很少被有关部门重视。就像这些盲人，在健全人居多的世界上，常常是不被注意的。地震发生的一瞬间，资希圣的第一反应就是：“货位”上撞翻了车卡！可是随即房屋便晃得咔咔作响。他抱起孩子，蹬开房门，刚刚冲出门外，就听见身后哗啦啦一声巨响。他听出是墙壁倒了，然而侥幸的是：房顶好像并没有落下来。在一片呼救声中，年近半百的他摸索着往前走。不行！手触摸不到熟悉的墙壁、树木，脚下的路也突然变得那样高低不平。异常的听觉引导他从令人毛骨悚然的可怕声响中逃离。这时，这些盲人似乎比正常人更清醒，他们绕开断梁，避开钢筋，可是，许多盲人却依然被压在深深的废墟中，他们毕竟比正常人少一双眼睛。“老资！刘明友一家子全趴着呐！”“老资！这儿有人叫唤！”“老资！这房顶怎样搬呐？”资希圣让人搀扶着，跌跌撞撞来到南边的厂里，他想找几个健全人回来救人，可一个健全人一听就火了：“我这儿正救人呢！人都快死啦！”
　　第23节：40次列车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出版的《唐山地震抗震调查总结资料选编》一书记载了如下史实：地震时，在震区共有列车28列，由于路基线路的突然变形和巨大的地震力，使7列列车同时脱轨，其中有2列客车、5列货车。
　　一、济哈直快117次，在北塘→茶淀间下行线K201＋600处，客车7节脱轨，压坏钢筋混凝土枕370根。
　　二、京齐40次特快，在唐坊→胥各庄间上行线K248＋550处，内燃机车起火，1节行李车颠覆，7节脱轨，压坏钢筋混凝土枕430根。
　　三、1030次货物列车在唐坊→胥各庄间上行线K248＋100处脱轨，压坏钢筋混凝土枕430根。
　　四、041次油罐列车在芦台→田庄间下行线K221＋100处脱轨，3节颠覆。
　　五、1020次货车在芦台站四道，2节货车脱轨。
　　六、1014次货车在汉沽→茶淀间脱轨……七、1017次货车在唐坊→胥各庄间脱轨……1985年5月，我的好友王文杰因公途经齐齐哈尔，受我之托，他拜访了当年在40次列车上工作的张金柱、窦学文、何庆祝、刘巍、孙胜起等人，带回了那列特快列车在“七?二八”大震中的非凡经历和种种无疑应当写入历史的情景和细节。40次特快列车的838名旅客和47名列车乘务员，是唐山地震之前，最后向这个将毁灭的城市行注目礼的一群人。3时42分，他们的列车离开唐山向天津方向行驶仅仅10分钟。大地便撼动了。在突如其来的巨大的钢铁撞击声中，旅客们纷纷从座椅上弹跳起来，不可遏制的震动力甚至将人从卧铺上掀落下地。
　　紧急制动闸尖叫着，把恐怖传遍前后15节车厢。谁也没想到是地震。当时跳出车厢处理紧急情况的列车员们回忆说：站在地上，感觉和站在行进中的车厢里一样，脑子还没反应过来，就已经看到了被碾成碎片的水泥“枕木”，那碎片像指甲盖一般。“脱轨！重大颠覆事故！”黑暗中有人叫着。人声嘈杂，一片慌乱。“赶快设岗！”列车长张林（就是日后以写铁路生活见长的那位小说作家张林）的第一反应，是不能被来往的列车撞上。他命令两名乘务员，立刻带上号志灯，分别跑步到距车头车尾50米远的地方，阻拦可能开来的列车。就在这时，有人喊：“机车着火了！”牵引列车的是串联着的两台内燃机车，每台的油箱里装着7吨柴油。此刻，为首的一台忽然腾起了通红的火焰，火光映红了天空。
　　第24节：40次列车风从西南而来，正驱动着火舌去吞噬一长串的车厢。纷乱的脚步声。飞奔的人影。一群旅客不约而同地冲向车首。脸盆、饭盒、茶杯、水壶……一时间都成了灭火的工具，人们舀起铁路边的积水，拼命地向机车泼去。谁知火却越烧越猛，在一片“哔哔”的燃烧声列车脱轨中，机车已被烧得变红。在任何人的心目中，地震，就是地动山摇。而当时40次列车的旅客，日后回忆起“七?二八”之晨时，他们所能感受到的“地震”，首先是一场其势凶猛的熊熊大火。火，以风助威的火，正在京山铁路线上威慑着八百余人的生命安全！“快躲开！”当时从机车内钻出来的一个司机喊：“会爆炸的！”理智的人们在那时变成了一群疯子，对司机的劝告置若罔闻，他们只有一个念头：扑灭大火！当时参加救火的列车员冯家春事后回忆说，他一想起救火这件事就害怕。
　　如果爆炸，连烧焦的骨头渣都没处找。可当时不知哪来的这股“二杆子劲儿”。到底有人冷静了。列车员窦学文抱来了卧铺车厢的褥子，裹上泥沙，冲向火源灭火。旅客们又像听到了统一的号令，无数双手一齐抠泥扒沙，递给那些“敢死队员”……当火势渐渐被遏制，大火在一点点熄灭下去的时候，一群来自附近村庄的伤痕斑斑的灾民，游过一条小河，跌跌撞撞地向着亮灯光的列车涌来。地震！40次列车上的八百多人，这才豁然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他们呆呆地聚集在一起，聚集在这个于晨光中渐渐变得清晰起来的荒原里。在“七?二八”早晨，这恐怕是距离唐山震中区最近的一个尚未遭到破坏的集体。
　　当时在这么一大片无边无际的灾难的废墟上，这里，就越发像一个奇异的小岛。一切都还存在：车厢、灯光、组织者、被组织者、铁路规章，甚至包括惯常的生活规律。餐车服务员刘巍，一个24岁的姑娘，那天早晨一片混乱中，她却在焦急地咕哝着：“得开早饭了。……”她常说，平时她只要一上车，脑瓜子里就只有四个字：“吃。吃。吃。吃。”旅客的三餐，便是她全部的职责。可是眼前呢？餐车已经倾斜得锅里盛不住水，而且按正常运行时间，列车应该于早晨抵达终点，已不再准备早饭，车上只剩下了半袋大米。事情就是这样的不可思议。“七?二八”当天，在整个唐山震区，人们首先面临着的是死与生的搏斗。
　　“活下去”这个强烈的欲望，也许可以使那里的人们一时间忘记了饥饿和焦渴，求生表现在对生命的抢救和保护。可这里不同。在这个临时组合起来的大家庭里，原有的生命都健全，一切生活的节律也都一如既往地进行着，就像世界上千千万万个大家庭一样。当时40次列车上的所有乘客，都将终生铭记1976年7月28日的那顿早餐。所剩无几的大米；旅客们自动捐献的高粱米、玉米子、大豆、小豆；从附近田里扒来的土豆；这是一锅红不红、黄不黄的“百家饭”。锅，是在铁道边偶然发现的。是一口尚未使用的烧沥青的大铁锅。柴火，是劈开的旧枕木。最令人难忘的是，生火时细雨蒙蒙，湿柴怎么也燃不着。不知是谁，出了个“排队吹风”的主意，几十个男旅客排成一长溜，人人鼓起腮帮，一个接一个，接连不断地向锅底吹气。火，就这样奇迹般地吹燃了。
　　八百多名旅客，排着长长的队，安静地等待着领取那一人一勺的“杂和粥”，有点像教堂中的圣餐礼拜。在这个灾难日的早晨，人人的表情都那样安详，虔诚--一种对集体的崇拜和笃信。饭盒和竹筷不足数，先吃完的，立刻将它拿到河沟中涮净，整整齐齐地放在锅边，留给下一个。列车成立了临时党支部。支部书记张林宣布：人民铁路要对旅客绝对负责，在这个非常时刻，旅客谁也不许擅自离开。“我们要把你们一个不落地送回家，完完整整交到人民手中。”他宣布：已派人出去找粮、联络。他还宣布：组织抢救队，到附近去抢救尚未脱险的灾民。五六十个棒小伙子排成了长队。多数是军人，还有好几个来自大庆的大学生。这些刚刚在救火中烧焦了头发、满脸烟灰的人，急匆匆地又向东边奔去。当这支特殊的抢救队赶到受灾惨重的丰南县城时，“房屋全平了，只有一个红色警察岗楼还立着。”但是在那一片废墟上，在最先遇到的一群人中，居然还令人不可思议地找到了一位幸存的县委副书记。“同志，县委在哪里？”“我就是县委！”“请分配任务……”“哪儿都一样。你们看着扒吧！”整整扒了一个白天。天黑时，筋疲力尽的抢救队员们回到了“家”--他们的40次列车。晚饭已经开过了。据当时带队的副列车长何庆祝回忆：“大锅里留着饭。稀的都喝光了；留给我们的尽是稠的……”
　　第五章非常的8月
　　第25节：罪恶能的释放有人开着拖拉机来抢劫唐山被无理性的喧嚣声浪推入8月。从1976年7月29日到8月3日的一周内，在那片灾难的废墟上发生了令人震惊的事情。中国人民解放军唐山军分区的一份材料披露了如下数字：地震时期，唐山民兵共查获被哄抢的物资计有：粮食670400余斤，衣服67695件，布匹145915尺，手表1149块，干贝5180斤，现金16600元……材料称，被民兵抓捕的“犯罪分子”共计1800余人。人们也许宁愿忘掉这些丑恶的数字，就像唐山在地震后不曾有过这骚动的一周。和那数不胜数的无私的援助、崇高的克己、诚挚的友情相比，这些数字无疑是一种玷污。但人们又无法忘掉它，因为它是真实的赤裸裸的历史事实！这确实是一段人们很难看到的赤裸裸的历史！
　　抢劫风潮7月28日，唐山人首先面对的是死亡，是伤痛。然而，当死亡的危险刚刚过去，当滴血的伤口刚刚包上，他们面对的便是饥渴，便是寒冷。有人突然意识到自己正赤身裸体，有人突然感到喉咙在冒烟，肠胃在痉挛。倾塌的商店，在大地震颤时抛出了零星的罐头、衣物，有人拾回了它们，这使人们意识到，在废墟下有着那么多维持生命急需的物品。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事情似乎就是这样开始的。他们犹疑不决地走向那些废墟：埋着糕点的食品店，压着衣服的百货店，堆着被褥的旅馆……他们起初并不知道该怎么办。“我们借！”一些人千方百计寻找商店等处的工作人员，他们从废墟中找来破纸断笔，要签字画押，留下借据。而工作人员起初还像震前一样照章办事：“不行！这是国家财产！”但这种规范很快被突破了。瓢泼大雨中，被浇得湿透的人们无处藏身，他们发紫的嘴唇在不停的颤抖。同样在雨中颤抖着的商店工作人员喊道：“把雨衣雨鞋扒出来用！”寻找雨具的人们拥上了废墟。淌血的脚穿上一双双新鞋，路边的防震棚有了塑料布的棚顶……他们又听到呼喊：“可以拿点吃的。”于是，一切就从这演变了。
　　起初只是为了生存，为了救急。可是当人们的手向着本不属于自己的财产伸去的时候，当废墟上响起一片混乱的“嗡嗡”之声的时候，有一些人心中潜埋着的某种欲望开始释放。他们把一包包的食品、衣物拿下废墟，不一会儿，又开始了第二趟，第三趟。他们的手开始伸向救急物品以外的商品。三五人，数十人，成百人……越来越多的人用越来越快的脚步在瓦砾上奔跑。都在争先，都唯恐错过了什么。每个人手中越来越大的包裹，对另一些人似乎都是极大的刺激。他们呼哧呼哧喘着粗气，瞪大眼睛四下搜寻，推开试图劝阻的工作人员，把已经扛不动的大包从地上拖过去。“快去！人家都在拿……”“快走！东西都快被拿光了！”“快拿呀……！”唐山出现了一种疯狂的气氛。
　　据目击者说，在药店的废墟上，有人在挖掘人参、鹿茸、天麻。在水产货栈的废墟上，有人捞到了海参、干贝、大虾。有人涌进了一个尚未倒塌的百货商店，争抢着手表、收音机、衣料……他们从那里推出了崭新的自行车，抬出了崭新的缝纫机。大街上匆匆奔行的人中，一个中年男子扛着成捆的毛毯，一个小伙子抱着大包的绒线，还有一个女人甚至扛着一箱电池！喧嚣的声浪中，人们的手已经不只是伸向国家的财产。有人亲眼看见一个老妇人在一具男尸前哭着：“我的儿啊！我的儿啊！”哭完，摘下男尸手上的表走了。不一会儿，她又出现在另一具男尸前面，又是泪，又是“我的儿啊”，又是摘去手表。就这样换着地方哭着，摘着，换了十几处地方，直到被人扭住。
　　1976年8月3日，是唐山抢劫风潮发展到最高峰的日子。成群的郊区农民，赶着马车，开着手扶拖拉机，带着锄、镐、锤、锯……像淘金狂似的向唐山进发。有人边赶路边喊叫：“陡河水库决堤啦！陡河水下来啦！”当惊恐的人们逃散时，他们便开始洗劫那些还埋藏着财产的废墟。他们撬开箱子、柜子，首先寻找现款，继而寻找值钱的衣物。满载的手扶拖拉机在路上“突突”地冒着肮脏的烟，挤成一堆的骡马在互相尥蹶子；“淘金狂”叼着抢来的纸烟，喝着抢来的名酒，他们在这人欲横流的日子里进入了一种空前未有的罪恶状态。终于，当这一切进行到高潮时，街心传来了枪声。
　　非常时期的自我执法“七?二八”当天，唐山街头就有了警察。他们光着上身，穿着短裤，只有肩上挎着的手枪才能证明他们的身份。当抢劫风潮开始时，他们挥动着手枪在路口拦截，可是他们防不胜防--他们的队伍在地震中伤亡太大了，而“作案”的竟是成百上千的灾民！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在震后即派出治安专家前往唐山，以图控制社会局势。河北省和唐山市的抗震救灾指挥部，为制止愈演愈烈的抢劫而费尽心思。一次次告急，一次次紧急会议，喧嚣的一周间，人们比任何时候都更加深切地感受到某种能量在释放时的可怕。
　　能够组织起来的最大的执法力量只有民兵。在中国人民银行唐山市支行的废墟上，出现了路北区和开滦唐山矿的民兵。他们赤脚光身，有的提着被砸断了枪托的步枪，有的抓着棍子，几乎围成一个圈，日夜守护着这片埋着金钱和储蓄账目的瓦砾。有人试图靠近那片诱惑人的废墟，他们转转悠悠，探头探脑，可是终究没有人敢越雷池一步。当这一切都结束的时候，有关部门宣布，全唐山所有银行、储蓄所的账单无一散失。存有三百多万斤成品粮的西北井粮库，空气也到了极为紧张的地步。
　　民兵实枪荷弹，在倒塌的围墙边日夜巡逻。库党支部决定：没有接到上级的命令之前，一粒粮食也不许分发！在此期间，库内人员拣空投的干粮吃，不得生火做饭，以免引起群众的怨愤和混乱。民兵将围绕着粮库建起的防震棚当作自己的哨棚，对那里的灾民们说：“你们帮我们守住，有人来抢粮，你们都劝他们回去！你们自己先坚持着，等一发粮，我们首先保证你们！”和在银行废墟边转悠的人一样，围住了粮库的饥民也不敢冲过警戒线。粮库支部书记王守森听见有人在窃窃议论：“国库冲不得呀！这可不像商店。冲粮库就像冲大狱，那是死罪……”
　　可是毕竟有胆大的闯进来“评理”了。一个开滦矿工抓住王守森质问：“地震没震死，难道还要让我们饿死么！我家还有80岁老母，断粮了！你说怎么办吧！”王守森解释说：“粮库的粮，得等救灾指挥部下命令后，按计划分配。就这么些粮，一发生混乱，势必有人囤积、有人饿死。你家有老太太，可我们也得为全唐山的老太太着想……”工人勃然大怒：“走！跟我走！咱们到指挥部去！”在抗震救灾指挥部那辆破公共汽车里，唐山市人民武装部副政委韩敏用不容分辩的口气说：“粮库做得对！……”临了，他指着车厢里的一筒饼干，对工人说：“你拿这个走。”
　　此时，各个商店的废墟上仍是一片混乱。人们不敢冲击金库，却有人在撬保险柜；人们不敢冲击粮库，却在哄抢小粮店的粮食。甚至军队的卡车也被抢走，去装运赃物。没有人能说清第一声枪响是从哪里传出的。但是，在越来越多的枪声里，传出了“已经不是鸣枪警告”、“看见抢东西的人被打死了”的消息。在小山，在新市区商场，都有人亲眼看见被民兵打死的抢劫者的尸体。
　　第26节：推开瘟疫唐山面临着新的死亡。几乎从倒塌的楼房埋下第一具尸体开始，与死亡紧紧伴行着的另一恐怖的阴影便已向唐山逼近。瘟疫！历史上，大灾之后必有大疫”已是一条令人惊骇的必然规律。唐山怎么办？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军区抗震救灾前指后勤组的吉普车，连日在唐山地区奔波。“前指”的帐篷里，所有人的表情都是那样严肃冷峻。他们能够看见，那个妖魔的影子就在眼前晃动。防疫专家提出了触目惊心的报告：--城市供电、供水系统中断，道路阻塞，部队和群众不得不喝坑水、沟水、游泳池水，生活于露天之中；--粪便、垃圾运输和污水排放系统及城市各项卫生设施普遍破坏，造成粪便、污物、垃圾堆积，蚊蝇大量孳生；--人畜大量伤亡，在气温高、雨量多的情况下，尸体正迅速腐败，尸体腐烂气味严重污染空气和环境；--唐山市历年是河北省痢疾、肠炎、伤寒、乙脑多发流行区之一。现人员密集，居住拥挤，感染机会较多，传染病人又缺乏隔离条件；--当地各级卫生机关和群众防病组织遭到严重破坏！指挥员们比任何人都更清楚那一切意味着什么。据《云南地震考》记载：1925年云南大地震，震后人民发生“闭口风”症，患者一半身体变黑，手足收缩，一两个钟头即死。1944年，日本进攻印度的军队，在伊木法尔战役中，10万大军中有6万人突然得了疟疾和痢疾，不战自败。1949年，解放军南下部队中疟疾和痢疾流行，发病率在有的部队高达80%，部队不得不就地休整。1954年，澳洲汤斯维尔爆发“登革热”，40万居民中，有15万人发病……而现今的唐山可能出现的情形也许比历史上任何一次瘟疫都将更加可怕。几十万人死的死，伤的伤，剩下的几十万灾民和10万救灾部队，完全有可能被瘟疫击垮！初到唐山的时候，我身上背着背囊、水壶、挎包，包内有上海的好友侯阜晨为我准备的黄连素、六神丸、十滴水、驱蚊剂等各种防病药物，还有两斤大蒜。瘟疫的阴影已经笼罩着唐山。
　　几天后，当我背着喷雾器出现在废墟上的时候，我更为强烈地感受到了这一点。如火的骄阳上，弥漫着令人窒息的尸臭。瓦砾上，到处有粪便、垃圾和呕吐物。在各地医疗队所在地那一面面红十字旗前，排着长长的就诊的队伍。皱着眉头、捂着腹部的面如菜色的唐山人，正在等待领取黄连素和痢特灵。仅仅数日，不少病者已被疾病折磨得筋疲力尽，有些人坐着，有些人躺着，连挥手驱赶苍蝇的力气都没有。苍蝇到处放肆地追着人叮咬，走到哪里都能听到那“嗡嗡”的噪音。我到民政局长蒋忆潮的“家”去，那芦席小棚简直成了苍蝇的世界，棚顶棚壁黑压压一片，在那里的几个小时，只见他女儿挥动苍蝇拍的手就没有停过。在街上，我看见过一只防蝇的大菜罩，菜罩内躺着一个可爱的婴儿……所有人都感到了瘟疫的威胁。那些日子里，我天天遵从医嘱用咬碎的蒜擦手，天天服用黄连素，尽管如此，也未能完全摆脱疾病对我的侵袭……这是一场人类顽强地推开瘟疫的严酷的战役。当唐山地区各种传染病和发病率日趋上升，已接近爆发程度的时候，中央抗震救灾领导小组正采取紧急对策。据文件记载，当时从全国调集21个防疫队，共1300人；调来消毒药240吨，杀虫药176六吨，各种喷雾器3100多具；调来军用防化消洒车31台；调来喷药飞机4架……“安-2”飞机隆隆的引擎声在空中轰鸣。带有蒜味的马拉硫磷、敌敌畏雨雾般飘落。从早到晚，飞机不停地在85平方公里的唐山市区上空盘旋。地面上，东方红18型机动弥雾机、防化喷洒车、群英式背负喷雾器和圆桶形压缩喷雾器一起开动。夜晚，废墟上升起一堆堆火，六六六”的烟雾飘向各个角落……那些日子，所有被采访的唐山人几乎都证实了一个事实：蚊子似乎见不到了。据北京军区抗震救灾“前指”统计：蚊子的密度下降90%～98%，而苍蝇的密度只下降了50%。成群的苍蝇仍在肆虐，仍在危及唐山人的生命。它们从那些散发着臭气的地方飞出来，毒杀一群，又飞出一群；而弥漫着整个城市的臭气仍有增无减。“冷冻仓库！”救灾部队报告，“震裂了的冷冻仓库里，大量鱼肉正在腐烂！”“必须彻底清理积压鱼肉！”指挥部的批示很明确。“铁门变形，无法打开！”救灾部队又一次报告。“派工兵，爆破！”惊天动地的爆炸声中，高大的冷冻仓库彻底倒塌了。硝烟未散，人们就已开始抢运出肉食品，变质的立刻掩埋，完好的分给群众。然而臭气仍在弥漫。指挥部所有成员焦虑与复杂的目光，都同时转向了这最主要的也是最后的一个目标。尸体。24万具正在腐烂的尸体。
　　第六章孤儿们
　　第27节：3000：不幸的幸存者1976年9月28日，距唐山地震过后整整两个月的那一天，一辆特别列车驶离唐山车站。当列车在修复不久的京山线上缓慢行驶的时候，天津、北京、保定等地政府已从电话中得到如下消息：“唐山孤儿将经过你市。”这是震后送往外地的第三批，也是最后一批孤儿。华北大地震动了。“七?二八”大地震把三千多个孩子的家庭彻底摧毁，却留下了他们这些稚嫩的幼苗。这种震动，完全不亚于“七?二八”地震的震级强度，它是直接冲击千千万万人的心灵的，尤其是千千万万个母亲。这些不幸而又万幸的孩子啊……突降的灾难，首先把中年女干部王庆珍的命运和那数千名孤儿的命运紧紧牵连在一起。这位前“唐山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办公室”主任，在震后第二天被市委副书记张干召到一个防震棚里，接受了把全唐山孤儿寻找到、安置好的不寻常的使命。“这件事就由知青办负责！”副书记严肃地说，“那些孩子，一个也不许饿死，一个也不许冻死！”这是一段刀刻斧凿般留在王庆珍心上的经历。在护送孤儿途中接受笔者采访时，这性子刚强的女人，眼里不时闪出泪光。……三千多没爹没妈的孩子啊！光是市区的孤儿，就有一千七百多人……张书记把任务交给了市知青办，我们就层层布置给基层的知青办。那时知青办只有一件压倒一切的大事：找孩子，管孩子！我坐着一辆破吉普车到处跑。东一个，西一个地把流浪的孩子“收”回来，给他们找吃找穿。那时抢孩子已经成风，全国各地许多没孩子的父母，都托救灾人员到唐山抱孤儿。运输部门把孩子带往天津、北京、承德……遵化县一支大车队，一下子就带走了二十多个娃娃！那时，多数孩子是被父母单位、邻居，还有医疗队和救灾部队收养着。执行任务的军车上，常常能看见驾驶楼里坐着孩子，裹着大军装，捧着小苹果。有的解放军连队，平均三个战士带一个孩子。我到过一个部队，看见一个战士正领着十多个孩子在做游戏，看小人书……“你知道，这都是一些多么懂事的孩子呵！”王庆珍含着泪对我说：有一家，父母双亡，留下了五个孩子--四个女孩，一个男孩。对了，姓单，老大叫单苗丽。解放军收养了他们，把最好的东西给他们吃，把改小了的军装给他们穿，还在高坡上给他们盖了简易房。孩子们很懂事，他们嘀嘀咕咕商量着，想做点什么来报答部队。可他们什么也没有啊！他们想到了家里的五只小鸡。那是他们姐弟五个用小手从废墟中扒出来的五只没死的小鸡。心爱的五只小活鸡呀，叽叽叫着，成天不离开姐弟们的脚边，老大说，解放军叔叔扒人、盖房那么辛苦，咱们熬一锅鸡汤给他们送去吧！弟弟妹妹都赞成。于是，他们真把那五只小活鸡杀了……战士们接过了那只用布包着的小锅，看着那五只小小的鸡雏，许多人哭了。还能说什么？孩子们就是那么懂感情……
　　第28节：3000：不幸的幸存者那些没爹没妈的孩子，在地震后一下子懂了那么多东西。酸甜苦辣他们都尝到了，好人坏人他们都看到了。有人把他们当做宝贝捧在手里，也有没良心的，见死不救，甚至还想占孩子的便宜。可是，不经这些事儿的人怎么也不会感到，那都是一批怎样的孩子呵！勇敢极了，就想掉泪。有个叫冬梅的六岁小姑娘，地震后，家里只剩下她和九岁的哥哥。其实，她姥姥家还有亲戚活着，在郊区农村。那些亲戚进城来，不顾救人，只顾扒家里的财产，捞了油水，扔下孩子就走。
　　我见到小冬梅时，她穿着一身破衣服。她死死拉着我，一遍一遍地对我说：“王姨，我要穿新衣服！我是有新衣裳的，还有花布，妈妈在地震前一晚上给我裁的，还没顾上缝，都让他们扒走了，你什么时候带我去要回来？”小冬梅的身边有五条从废墟中扒出来的爸爸妈妈留下的围巾，小姑娘像小大人似的，成天爱惜地带在身边，不让人动。她有个表姐想要走围巾，小冬梅发脾气了：“你不救我爸，不救我妈，倒想要东西？不给，一条也不给，我就是烧成灰也不给你们！”六岁的孩子啊！有一天，我领着小冬梅到物资组去给她兄妹找衣服，小冬梅拿了一双大人穿的男式胶鞋，我问：“你拿这做什么？”她说：“给我哥……”“你哥哪能穿这？”我笑了。“我爸我妈不在了”，六岁的冬梅认真地说，“哥哥的脚长大了，要没鞋穿怎办？”这就是地震留下的孤儿。灾害坑苦了他们，使他们承担了根本不该承担的东西。
　　要没这场该死的地震，他们还在妈妈怀里撒娇呵……他们本不该过早地知道人情冷暖，本不该知道那么多连成人也感到说不清的事。有个孩子，地震时和后妈一起钻出废墟，这时父亲已死，后妈指使她这儿那儿地扒，结果救出的是后妈亲生的孩子，而那几个与她同母所生的孩子却闷死在里边。这个孩子勇敢地出走了，她当然也成了我们的孤儿，被我们送往外地……把一部分唐山孤儿送往外地，是省委决定的。唐山乱啊，教育系统损失很大，没有力量管这么多孩子，又有瘟疫的危险。及时地把孩子们送出唐山是太重要了。让救灾单位收养孩子毕竟不是长久之计。孩子们能活下来已经不容易，不能让他们再有三长两短、再吃苦，更不能让他们被那些没良心的人欺负……唐山火车站。我亲眼目睹的情景--清晨，天有点儿阴。清除废墟的起重机，已经在火车站广场的两侧轰轰隆隆地工作，不时吊起一块块形状狰狞的楼板。广场上人很密，那么多孩子忽然聚集到一起，四处是尖细的叽喳声。送往外地的孤儿在等待出发。一片蓝色。所有的孩子都穿着蓝色的衣服，胸前挂着写上了姓名、年龄、籍贯的白布条。六岁的小哥哥搀着四岁的小妹妹……五岁的小姐姐吃力地抱着一个小弟弟……不少孩子细细的手腕上有两只手表，显然那是父母的遗物。有的孩子坐在破行李卷上，守护着家里仅存的财产。
　　还有许多孩子，脖子上挂着缝纫机头，那重物压弯了他们的腰。我费力地钻进人群，来到孩子们中间。他们每个人都背着一只鼓鼓囊囊的新书包，里面装着各个收养单位送的水果、点心、日用品。一些孩子把这些东西反反复复地掏出来，又装进去。有个男孩拉住我，让我看他那白色搪瓷杯底部的红印章。“叔叔，这是一等品！”许许多多唐山人来到广场为孩子们送行。我看见一个戴矿工帽的小伙子，蹲在地上，正为一个小姑娘梳辫子。他的手十分笨拙，总在颤抖，有时手重了，拽了头发，那头发黄黄的小姑娘就会咧嘴。我猜想，这小姑娘一定是这位青年矿工的已故师傅的孩子。火车汽笛在响。广场上传出一阵阵哨音。孩子们就要出发了。有一位被秋风吹起银发的婆婆，深情地望着这些孩子，喃喃自语：“出远门喽，出远门喽……”有多少人为唐山孤儿牵肠挂肚啊！外地的人们，就是从唐山孤儿和伤员身上，感受到地震灾害有多么严重的。没有比接待孤儿更容易发动群众的了！人心都是肉长的……王庆珍清晰地记着那一切--石家庄的人对我说过，为了办育红学校，市委专门开过两次常委会，工会、青年团、妇联、计委、建委、财办，还有组织部、民政局、教育局，都动员起来了。从来干什么事都没有这么心齐的。全市为育红学校抽调了212个工作人员，有中学教师、小学教师、炊事员、保育员--因为还有好几个吃奶的婴儿。育红学校校长，专门选了一位唐山人，开滦矿工出身的二中党支部书记老董，这样的人对唐山孤儿的感情不是深些吗？一批唐山孤儿要来的消息，震动了整个石家庄市。为了建育红学校，迁了一个幼儿园，有些人接送孩子不便了，可一说是唐山孤儿要来，他们就说：“没事！我们多绕点路就多绕点路！”第一批孩子是9月8日到石家庄的。任务下达得仓促，6日那天被褥还没有备齐。市里把一大批布拉到桥东区，让街道组织赶制。7日早上，几百条崭新的被子、褥子就送到了育红学校，有汽车拉来的、自行车驮来的、手推车推来的……还有枕头！6日那天，有枕套没枕芯。育红学校附近一所小学校校长拍着胸脯说：“我包了！”他到自己学校，集合起全校学生，说：“同学们，唐山市的红小兵后天就要到了，咱们要用实际行动欢迎他们。今天放学，你们一人带两个枕皮儿回家，请爸爸妈妈把枕芯灌上，木棉也行，高粱花子也行！”第二天早上，所有上学的小朋友，胳肢窝下都夹着两个鼓鼓囊囊的新枕头……9月8日上午，我们把孩子送往石家庄。一路上，各市的领导人都到车站迎送，送上各种食品。天津送上了罐头，可车上没有罐头刀。孩子们想吃啊！火车司机就通知前方车站，以最快的速度准备了五十多把罐头刀送上车来！到石家庄育红学校时，绿豆粥和炸果子已准备好了，洗澡水也准备好了。水不冷不烫，不深不浅，据说市委领导专门到澡堂看过，试过，生怕水深淹了孩子。孩子们洗完澡，服装厂和百货公司的售货员就在那儿等着了，要给他们一个个量衣服鞋子的尺寸。衣服也是连夜赶制的，第二天早上7点，每个孩子的枕头边都放了三套新衣服。男孩儿是绿军装、白衬衫、蓝裤子、懒汉鞋，女孩儿是花格条上衣、白衬衫、蓝裤、花裙和偏带布鞋。女孩儿们还发了红头绳和小镜子。有个男孩儿的新鞋不合脚，可上午就得参加石家庄市的欢迎大会。百货公司知道了这事，一位老营业员一大早取了鞋，满头大汗地蹬着自行车送到会场门口，亲手给那孩子换上。
　　唐山孤儿们坐着大轿车进入会场，嘿，那场面！花环队、花束队、腰鼓队、老人、娃娃……夹道欢迎。路上站了那么多人，他们都想看看地震后幸存的孩子，看看这些好不容易活下来的小苗苗。一个大肚子上扎着腰带的老警察，有人说是石家庄市交通大队的大队长，亲自站在路口指挥车辆，那庄严的样子，像在迎接外国元首。进入会场的大门口，石家庄市的小朋友吹着号在迎接唐山孩子。唐山孩子留给石家庄人最深刻的印象，就是“坚强”！大地震才一个多月啊。他们好像很能适应环境，在车上，还向欢迎的人们招手。那是一个叫人动感情的欢迎大会。省市领导致欢迎词，石家庄的小朋友致欢迎词，接着是唐山孩子上台致答谢词。那是一个13岁的男孩。他一上台，台下就有人哭了。他却能控制住自己，一板一眼，讲得清清楚楚。只是说到“爸爸妈妈死了。是解放军叔叔救了我”时，他掏出手绢擦开了眼泪，但却咬着牙没哭出声，停顿了一会儿，又接着讲下去。等到石家庄和唐山两地的小朋友同台演出的时候，会场上悲伤的气氛达到了顶点。观众哭，在后台的大人也哭，有个唐山孩子叫小芹的，她唱歌天真极了，看着她笑得那么甜，真叫人受不了。为她伴奏的大人们哭成一片。坐在台下的市委书记，突然冠心病发作，昏倒在地！唉，都是因为那场灾难啊……
　　第29节：我和我的小拖拉机手第三批唐山孤儿送往外地的时候，王庆珍已开始把这项工作向民政局移交。民政局长--我的蒋忆潮叔叔，建议我作为他们的工作人员，参加护送工作。这是我一生中一段非凡的经历；我从来没有那么深地卷入到感情的漩涡中去。那一路的每一公里、每一分钟都是令人难忘的，然而在这里，在我十年后提笔追忆那一切时，我只想为一个五岁的孩子勾勒一笔速写像。为他，我的小拖拉机手……我已经记不起你的名字了。可是我依然记得你那颗圆圆的大脑袋，眼睛在看人时一眨不眨，厚嘴唇总是微咧着。在唐山孤儿的人群中，谁都可以从你那憨厚的脸上，看出你是个乡下的孩子。你的家在哪儿？洼里？古冶？我也忘了。因为在大地摇起来的那一刻，你便永远失去那里的家了。你是送往邢台育红院去的。人们说，石家庄条件好，睡软枕头，吃细粮；邢台条件差，睡木枕头，吃玉米粉，所以，娇气些的唐山市区孤儿送往石家庄，能吃苦的郊县的孤儿就送往邢台。呵，我真为你抱不平，难道你那圆圆的大脑袋，是注定要睡硬枕头的么？汽笛长鸣，列车徐徐开动的时候，我很奇怪：你们这一群孩子竟然都没有哭。是因为幼小心灵里乡土观念本来就淡薄？还是因为两个月来你们已多少习惯了四处为家的生活？你们都扑向窗口，惊讶地看着一排排钻天杨越来越快地向后闪去，看着田野像一个巨大的黄色圆盘在旋转，旋转……有的孩子边看边打开挎包。你们早饭吃得早，这会儿肚子已经有点饿了。一个带了头，个个都解挎包带子，像比赛似的，掏出饼干、月饼、蛋糕、苹果。可是你呢？我一眼看见了你，只有你没有加入那热闹的聚餐。你站在过道上离我不远的地方，低头玩着衣扣，脚尖一翘一翘。你的皮肤黑亮亮的，藏青色上衣做得小了些，领口敞开，露出肉鼓鼓的脖子。我发现，你的挎包是空的。“喂，你的点心呢？”我问。你低着头不说话。“弄丢了？”你怯生生地摇了摇头。“公社没给买？”“怎么没买呀！”你对我说，而后又低下头去，轻声说，“我全留给姥姥了。”“姥姥？”我想起来，蒋局长说过，地震后那些只剩下祖孙二人的家庭，如果老人年迈体弱、无力抚养孙儿，孩子也送往外地。这是残酷的然而又是不能不如此的骨肉别离。
　　我眼前又出现了在车站广场见到的那位老婆婆，此时她大约是拄着拐杖，颤巍巍地站在一间“防震棚”前，喃喃地念着外孙儿的小名儿，向远方眺望。“告诉叔叔，姥姥喜欢你吗？”你咧嘴笑了，露着一对小虎牙。“叔叔你看！”你忽然扯开了衣扣，露出穿在里面的黑色棉背心。棉背心上有个口子，原先似乎是缝着的，现在线已经散了。你在里面抠了半天，抠出一个小纸卷儿，我定睛一看，是一张人民币。“我有一块钱！”你无比自豪地告诉我，是姥姥给的！你把那纸币抖开来，在我面前晃着。你笑了，笑得好甜呀。你好像有了最值得夸耀的珍宝，好像能够拥有一切，最主要的是，你好像觉得自己变成了一个大人，一个顶天立地的大人。你有着一块钱！你就不再是个孩子了！是的，我知道，这张人民币已被你的小手揉皱，似乎你已孤儿远行经无数次把它从棉背心里抠出来，放在手心抚摸过，在别人眼前像小旗子似的动过。“收好，别丢了。”我鼻子有些发酸。
　　我给你找来蛋糕，让你坐在我身边上吃着。你吃得那么香，又回到了你五岁的年纪。我不仅想起你那独自在家思念你的姥姥。于是，我给你讲起故事--为的是把你的心从可怖的废墟带到宁静的童话世界中去。《白雪公主》、《假大王》、《过猴山》……你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我，厚厚的嘴唇半咧着。说着说着，许多孩子围了上来，我座背后的孩子也从坐椅靠背上探出了脑袋。有趣的童话，和车厢中我这身独一无二的绿色军装，对你们大家都是有吸引力的呀。
　　第30节：张家五姐弟唐山孤儿中有三家“五姐弟”，地震后，他们都留在尘土飞扬的废墟上。没有送往外地，是因为他们还能互相照顾，还有一个勉强能称作“家”的家。16岁的张凤敏，当时就是那样一个特殊家庭的“家长”。她的家庭成员有：15岁的大妹张凤霞，13岁的二妹张凤丽，8岁的孪生姐弟张学军和张凤琪。刚从废墟中钻出来的那一刻，她根本没有意识到，她那瘦弱的肩头已经压上了一副山一样的担子。她呆呆地站着，不知道喊，不知道哭，不知道父母亲双双死去这件事意味着什么。看到被人从咽气的母亲怀中找出来的小弟，她的第一反应竟是：怎么这样脏！满头的灰……一把拉过小弟，四处去找自来水洗头。直到听见人喊：“到这会儿还要什么干净！地震啦！哪儿还有水！”凤敏才木然地停下脚。不是梦，不是，是真的。爸爸妈妈的尸体就在路边躺着，他们好像睡着了一样地离去了。他们一句话也没留下，一句也没有……一个温暖的家庭被砸碎了。父母全是开滦职工，父亲张子义还是唐山矿的行政科长。一个小康之家，父母对孩子有着一片温情。为什么被砸碎的偏偏是这样一个家庭？为什么老天独独选中了一个娇弱的少女来承担那千斤重担呢？弟弟妹妹们站在张凤敏的身后，他们眼巴巴地望着大姐，16岁的姐姐也在眼巴巴地望着他们。瘦小的大妹凤霞，她过去总爱无忧无虑地说笑，今后还有谁能给她欢乐呢？小脸儿黄黄的二妹凤丽，过去总爱拉着妈妈的衣角，忸怩，撒娇，她还是个“药罐子”，弱不禁风，今后她要是病倒了该怎么办呢？小妹凤琪，还是个十足的小娃娃，刚上小学一年级，她不爱言语，过去只有妈妈知道她的心思，可今后呢？……最叫人揪心的是小弟。张家生了这么些个姑娘，为的就是等他这个宝贝小子。张凤霞还记得，小弟小妹在乡下老家出生时，先问世的是小妹。当时父亲正在外屋焦急地走来走去，一听说生的又是女儿，他气得一甩手就要往门外走。只听大夫叫：“别走别走！还有一个--子！”父亲哈哈大笑，搂着凤霞跑到村里大喊大嚷，架大锅，搬大桌，摆酒请客，燃鞭放炮，恨不得把全村人请到屋里来……这就是小弟的生活基调：讨喜，受宠，被视若掌上明珠，因而他是全家最娇的一个孩子。他在家里和父亲一起享受“男人待遇”，饭桌上，母亲和女儿们吃一样菜，他和父亲吃另一样菜--能常常吃到牛肉、西红柿炒鸡蛋，还能喝上一口酒。他是个“小皇帝”，可现在，他那小小的宫殿还剩下了什么呢？只有一片废墟，一片废墟啊……和多数唐山孤儿一样，最后，张家五姐弟得到了街道邻居和救灾部队的关心和帮助。他们穿上了救济衣裳，吃上了救济粮食，住上了部队给盖的简易房。天凉了，部队战士给腌了满满一缸咸菜；暴风雨之夜，一位师长亲自下令派人来为他们加固屋顶。军队的新闻干事赶来了，拍照，写稿，要把五姐弟在震后的“幸福生活”登到报上去。巨大的灾难，真能这样轻易地被“幸福”所替代么？再不完整，再弱小，这也是一个家庭。
　　地震后，感情变得粗糙、生活节奏变得匆忙的人们，他们注意不到隐藏在这个小小家庭深处的、那些微乎其微却又无比沉重的困难，注意不到几个孩子支撑一个家庭的艰辛。当大姐凤敏第一次生炉子，熏得泪流满面、呛得咳嗽不止的时候；当老二凤霞为给姐弟们领一份幼儿食品（鸡蛋卷），而去和有的大人争吵的时候；当几个姑娘为缝一床褥子而发愁，一连折断了四根大针还把手指扎破的时候，人们能够体会她们的苦涩么？人们能够听到几根支撑不住屋顶的纤细的小柱子，所发出的“咔咔”的断裂声么？“姐！我不吃你烙的饼！”小弟把一块烙糊了的饼狠狠摔在满面烟灰的凤敏面前，“我要吃妈妈烙的那种两面黄嘎嘎的饼！”“姐不会烙……”“那我就不吃饭！”“你走吧，”凤敏生气了，“哪家烙的饼好，你到哪家吃去！”八岁的小弟果真捆了一卷衣服走了，在外面流浪了两天才回来。“姐！给我买个小收音机！”他在街头看见刚刚恢复售货的小摊子上，正在出售从废墟中扒出来的还黏着泥土的“半导体”。“姐没钱……”“你有，从妈妈的抽屉里扒出来的！”“这点钱……唉，咱们以后怎么活呀？”凤敏磨破了嘴皮，才使弟弟相信那些收音机是砸坏了的，是从死尸身边扒来的。她给弟弟找来小人书、破破烂烂的玩具，还拿出解放军送的花尼龙袜，亲手给他穿上。
　　第七章大震前后的国家地震局
　　地震工作者们永远也不会忘记那些刻骨铭心的日子：一双双逼视着的灼人的眼睛；一具具表情各异的死难者的尸体；那些孩子……都在他们心头留下了抹不去的烙痕。然而，还有着的，便是那强咽下去的深深的委屈。雨点般飞来的石块。举着扁担追来的大汉。脏话。唾沫。……他们的汽车被砸了。他们的仪器被扔了。人们拒绝回答他们的调查，反而要他们回答自己的质问。
　　第31节：饿死他们！疼死他们！枪毙他们！在那些炎热、压抑、动荡不安的日子里，唐山废墟上常常可以看到这样一些人：他们负罪似的低着头，疲惫、憔悴、痛苦；脚上的翻毛皮鞋灌了铅一般，滞重地、缓慢地、机械地踩在残砖碎瓦之上；缄默无语的脸孔上积满灰土，颜色沉重。他们很少与人交谈，即使开口，声调也是低低的，对于毁灭和死亡的理性反应，似乎正被一股更有力的情绪有意识地压抑着。此刻，只有极熟悉他们并理解他们的人，才能从他们充血的眼睛里知道，创伤和震动犹如另一座废墟，正死死压在他们心上。他们没日没夜走着，看着，工作着。图纸、卷尺、标杆。工作服上的标记：“地球物理所”、“地质所”……再看去，人们从仪器上发现了刺眼的字样：国家地震局。是他们！此刻，在这块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再没有一个专有名词，会像“地震局”般在这里遭到如此的诅咒和痛骂。唐山人的满腔怨愤，犹如一座火山爆发，沸腾着的岩浆，从这一个宣泄口中不可遏制地喷射出来。失职。渎职。24万冤死的生灵。成千上万的伤残者和孤儿。仇恨与愤怒一起，死命地挤向那一个小小的宣泄口。唐山人围住了那些“地球物理”工作者、“地质”工作者，他们要向这些“吃地震饭的人”讨还失去的一切。地震工作者们永远也不会忘记那些刻骨铭心的日子：一双双逼视着的灼人的眼睛；一具具表情各异的死难者的尸体；那些孩子……都在他们心头留下了抹不去的烙痕。然而，还有着的，便是那强咽下去的深深的委屈。雨点般飞来的石块。举着扁担追来的大汉。脏话。唾沫。……他们的汽车被砸了。他们的仪器被扔了。人们拒绝回答他们的调查，反而要他们回答自己的质问。就连为地震工作者开车的司机，也会受到愤怒的质问。
　　饿极了的地震工作者，站在领救济粮的长长的队伍里。“哪个单位的？”“……地震局的……”“请走吧，没你们的粮食。”“为什么？”“啊！你们还要吃饭吶？没你们的！”……累极了的一位女地震工作者，野外考察归来路上，拦住了一辆军车。司机是个年轻的士兵，他起初和气地请她上车，一路还说着话，可是当她暴露了自己的身份时，卡车突然剎住了。“你下去！……下去!!”重重的关门声。足以把女人的心震碎的关门声。汽车愤怒地吼叫着。这是一辆洒过伤者鲜血的车么？这是一辆躺过遇难者遗体的车么？车吼叫着远去，甩下一个在荒野里啜泣的女人。苦涩的泪水。多少地震工作者，在唐山废墟上流过这种委屈无告的泪水。他们能说什么？他们也是人，也是活生生的人。他们知道什么叫做羞辱，知道什么叫做饥渴；他们甚至同样地体验过，什么叫做被房梁砸断筋骨、被碎瓦割开肌肤的滋味儿。
　　唐山市地震台的分析预报组组长刘占武，地震时肱骨骨折。他在机场的死尸堆中整整躺了三天，裹着一条被雨水淋透的被子，疼得说不出一句话。第三天，他挣扎着起来，让人架着来到一个军队医疗队，排在长长的伤员队伍中。“同志，你是哪个单位的？”大夫问。“我，我是唐山地震台的……”仿佛一颗火星引爆了一堆炸药，伤员群里发生了一阵骚动。“大夫！别给他治！”“他们还有脸活着！这些吃干饭的家伙！”“疼死他们！”“地震怎么没把他们震死！”“别给他治！别给他治！”能走的，拄着棍子围上来；不能动的，躺在地上挥着拳头。人们怒不可遏：地震夺去了他们的亲人，夺去了他们的胳膊、腿，或者是眼睛……他们能向谁去哭诉申冤呢？一位老医生挡住了愤怒的伤员，他说：“这是科学问题，怪不得做具体工作的人，他伤得这么重，我们不能见死不救……”他把刘占武扶进手术帐篷。
　　然而，做完手术后，他也忍不住了：“同志，你们为什么没有预报？唐山死了那么多人，惨呐！……你们真的一点儿动静都没有发觉？”刘占武泪流满面。他能说什么呢！唐山人有权利，也有足够的理由倾泻他们的愤怒。地震工作是人命关天的工作，人民是把安危托付给地震工作者的。曾几何时，他们不也成功地预报过大地震、救过千千万万人的性命么？唐山废墟的一些断墙上，还留着糊墙的旧报纸。
　　1975年，辽宁海城，一次7.3级的地震被预报，成为轰动世界的奇迹，“这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这是对反动的‘天命观’和‘地震不可知论’的有力批判”。可如今，一切又颠倒了。没有预报。突如其来的灾难。过去对地震工作者的那种笃信，一夜间变成了仇视。唐山人把那些旧报纸狠狠扯下来，撕得粉碎，扔在瓦砾堆上。瓦砾在嘲弄着宣传。受难者要寻找罪魁在哪里。他们付出的代价太惨重了，他们难道不能追寻一下悲剧的根源，难道不能对维系他们人身安全的国家地震预报部门发出一声悲怆的质问么？唐山人并不是从未听见过“地震”这个词儿。
　　第31节：饿死他们！疼死他们！枪毙他们！从1974年6月29日国务院批转中国科学院关于华北及渤海地区地震形势的报告正式下达后开始，这个城市就曾多次进行防震演习。几乎每家每户的桌上，都放着一个倒立的酒瓶，据说酒瓶一倒就是地震，就要往外跑。有婴儿的家庭，把奶粉、奶瓶都放在离门极近的地方，以备逃离时随手带走。孩子稍大些的，父母就在他们的衣服夹层中缝进一些钱，这无疑是做了“万一他们失去爹妈”的准备……唐山人由此认定，对唐山会发生地震，国家心里是有底的。可是为什么在大震临震之前却未吭一声呢？震后在唐山有一个近乎家喻户晓的传闻，说是搞业余地震预报的一位中学生都曾发出过“七月底有大地震”的警报，可是为什么国家地震局没有理睬？唐山人只能找到一个解释：开滦煤矿关系到全国的经济，国家害怕矿工们因为防震而不下井不出煤。不是也确有过那样的流传──谁要是散布地震消息，煽动煤矿停工，那就是“现行反革命”么？
　　在“七·二八”之后的几个月中，地震工作者的形象真是低劣透了。不仅仅是唐山人，还有天津人、北京人，甚至全国的人都在诅咒他们。“七·二八”大震他们未能预报，就连唐山地震的强余震预报水平也不高。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上、宽阔的长安街两侧、所有公园的草坪、体育场，以及一切空地上林立着防震棚。
　　不要小看，这就是大自然的指挥权在发生作用。在那些日子里，“恐地震症”蔓延全国，各省地震局也频频发出地震预报，当时，全国有17个省（市）的4亿人露宿户外，甚至连香港人都惶惶不安。人们尚无能力建造如此巨大的防震棚，中国在秋风秋雨中打着寒战。一切都准备好了，地震却没有发生。大自然的玩笑似乎开得过头了。一封封愤怒已极的人民来信，飞向国务院，飞向国家地震局。人民要求法办渎职者，要求枪毙国家地震局局长。这就是1976年爆发在人们内心中的久久难以平息的震波。这一切究竟是怎样发生的？是谁，必须对这一切负责？“吃地震饭的”到底是一些什么样的人？历史同样要求中国地震界作出回答。
　　1986年早春，当我坐在原国家地震局局长刘英勇的会客厅里时，我的面前，是一位年过七旬的老人。稀疏的白发，深度近视眼镜。有一只眼睛似乎已近失明，另一只眼睛打量着我，显得很费力。他的身体深深地埋在沙发里，像一块正在风化中的岩石。他的手心转着两只“健身球”，小厅里自始至终有着钢球摩擦时的机械、单调的声响。“十年啦……”老人闭目长叹。他告诉我，十年来，他天天夜里要吞服三片“安定”才能成眠。
　　第32节：“七·二八”在国家地震局位于北京三里河中国科学院院内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地震局所在的办公楼，7月28日凌晨3时42分，和全北京所有的建筑物一样，发生了猛烈的摇撼。办公桌上的茶杯落在地，摔得粉碎；窗户的碎玻璃也如冰雹飞落，“哗啦啦”响声一片。楼道里回荡着“嗡嗡”的人的声响。地震之魔在袭击这个世界的同时，也没有忘记小小地捉弄一下它的老对手。
　　局长刘英勇被惊醒了。他家厨房的煤气炉被震翻在地。慌乱中，他披了件外衣，趿拉着鞋，就往宿舍楼下奔。他住在离办公楼不远的一座四层楼上，他以从未有过的速度直奔办公室。“震中呢？震中在哪里？！”他喊出的第一句话，和所有前来询问的人的第一句话一样。当时在值班室的高旭报告：北京附近几个地震台的测震仪，有的被震翻，有的记录出格。外地台的报告尚未收到。当时中国大陆有十几个地震台构成测震基本台网，每次地震的震级都是根据各台给出的震级数平均后确定的。
　　4时30分，兰州、南京、昆明等十个台报来测震数据，其中给出震级的仅六个台，有的定八级以上，有的定七级以下，悬殊甚大。至于震中，大都只能确定在“北京附近”。震中还是不明。询问震中和震级的电话铃此起彼落！中央军委副主席叶剑英办公室来电话了解：什么地方发生地震？震级多大？人员伤亡情况如何？震级可能七到八级，“震中离北京大概不会超过二百公里……”高旭只能作这种回答。电话里又传出中共中央一位副主席的声音：“叫你们局长！……”
　　刘英勇焦急万分。这位老红军出身的干部，此时完全被震懵了。他只能一遍又一遍地对专业人员们说：“别慌，别慌……你们只管工作，杀头坐牢的事我去，我去……”“震中究竟在哪里？”“七·二八”凌晨，国家地震局的各个角落都回荡着这个声音。电话铃声急促不断，交换台的红绿灯眨着眼似的闪烁。长途台、市内台纷纷呼叫国家地震局。
　　全中国都在询问震中，全中国都在寻找震中。没办法。慌乱的办事机构，落后的通讯反馈系统。强震发生整整一个小时了，国家地震局还不知道震中在哪儿。仅仅相距150多公里。5点整，国家地震局做出决定，地震地质大队、地球物理研究所、北京市地震队和国家地震局机关，兵分四路，立即开赴东西南北四个方向，在200公里范围内寻找震中。对于任何一个有自尊心、有事业心的中国地震科学工作者来说，这一决定无疑是刺痛心灵的。
　　早在公元132年，东汉时期的张衡就研制出了人类历史上的第一台地震仪器，他的“候风地动仪”能够检测出地震方向。而在1800多年之后的今天，面对仪器记录出格等意外的困难，人们却不得不用如此原始的办法去寻找震中。国家地震局副局长张魁三和计划处长高文学带队驱车向东，朝通县、香河一带急驰而去。那一天的情景是惨痛的，高文学事后告诉笔者：那天清晨，汽车经过长安街时，透过车窗，看见街上到处是人，身穿汗衫、短裤，披着毯子，惊慌失措。北京饭店的外国人和小胡同中奔出的中国居民挤在一起，他们都被这没有预报的灾变震慑住了。这一刻，没有任何人能向他们解释眼前发生的一切，更没有人能担保他们的安全。
　　高文学不敢看路边那些人的眼睛。当年他在清华大学、地质学院以及苏联列宁格勒大学攻读地质专业的时候，不是没有接触过世界上那些著名大地震的史料。然而，那些震例、数据都没能像今天这样使他的心受到如此强烈的冲击。自然的灾难。人类的灾难。他看见了一个不安的世界，看到了一颗颗战栗的心。一个自然科学家对人类担负的责任是如此重大，他从未像今天这样深切地感受过。震中究竟在哪里？通县？不像。房屋是倒塌了一些，可是并不厉害。香河？也不像。虽然已经看见了头破血流的伤员，可老乡说：“东边还厉害！”吉普车继续自西向东，沿着既定路线寻找。
　　军人出身的副局长张魁三骂骂咧咧。这个当年的军队老政工干部，此时正在干一个侦察排长干的事。他急，他火。可是他也不知道该骂谁。道路上出现了裂缝。三河县！三河的破坏至少达到了烈度7度。也许这里就是震中？向北京报告，电话又打不通。张魁三和高文学急得跺脚！国家地震局连个电台都没有，可他们从事的却又是人命关天的工作。终于与北京取得了联系。这一刻，他们才得到了确实的消息，值班员告之：震中不在三河，在唐山。（确定唐山是震中的消息，是电信局系统首先报告的。因为在与各地联络的过程中，唯独发现唐山地区打不通电话。几乎同时，寻找震中的地震地质大队的人，在蓟县遇到了赴京报警的李玉林一行，他们也报回了“唐山全平了”的消息。当时约6点多钟，即地震发生后两个半小时。）当日10时许，那辆裹满尘土的吉普车风驰电掣般地驶进唐山市区。当悬挂在危楼上的死尸和整片废墟出现在眼前时，高文学和张魁三禁不住失声痛哭。当震中基本确定的时候，国家地震局根据不完全的各台站报告汇总，初步确定震级为7.5级。新华社在第一条消息中公布的即这一震级。事实上时隔不久，各台站都报告震测结果后，“7.8级”，这一经过核准的震级数据已产生。
　　第32节“七·二八”在国家地震局，但是人们顾不上去更正了。北京正一片混乱。国家地震局局长刘英勇被召进中南海汇报。随同前去的专业人员是局分析预报室京津组组长汪成民。“小汪，地震就发生在我们眼皮底下，我们的责任是推不掉的，推不掉的……”刘英勇，这位行伍出身的老干部，理所当然地将科学的失误和战场的失败等同相视，把自己和军事法庭联系在一起。“这次地震，你们事先是否知道？”中南海。政治局委员们的目光逼视着刘英勇。“我们，我们注意过京津唐地区……7月15日还在唐山开过群测群防会……当时没有发现5级以上地震的可能性，国务院规定5级以上才能报……”刘英勇语无伦次，他反反复复地检讨，他请求处分，他说已经派人到震中区去了，他自己也准备立刻去现场监视震情……“不！现在的问题是要确保北京！”一位政治局委员说，“你必须留在地震局，昼夜值班，随叫随到！”会议的中心转到了确保北京的问题上。这一会儿，最高决策者们似乎还无暇追究唐山地震未能预报的责任。
　　当日下午，国家地震局分析预报室京津组组长汪成民驱车赶往唐山。这个50年代的留苏生，在车上始终保持沉默。不是困倦，而是难以说清的郁闷。车外雨蒙蒙一片，到处是淋得湿透的避难者，孩子哭、老人叫、男人们在骂娘。雨刮器吃力地划动着，把大灾难的画幅一会儿揭开，一会儿遮上。他能说什么呢？中国地震界内部关于北京一带会否发生强烈地震的所有争论和重重矛盾，他都知道。那一切是多么纷繁复杂！越往前方去，灾情越重，他甚至可以想象得出，遍地的灾民们如果知道这辆面包车上坐着的就是分管京、津、唐地区地震预报的组长，他们将会怎样蜂拥而上。什么难以预料的事都可能发生。如果那样，他将怎样回答人们的质问？去大声申辩“唐山地震是没法预报的”？不。这不是真正事态的全部。
　　“七·二八”之前的几个月，他们的目光是在密切地注视着京津唐一带，可是……“十年了……”汪成民喟然长叹。从十年前的邢台地震开始，地震工作者有哪一天放松过对华北、特别是对京津唐地区的监视？这一地区，是全国范围内地震专业队伍最多、观察网点最为密集的地区。地震工作者们早就预感到华北大地下面潜藏着一个巨大的恶魔，他们紧紧盯了它十年，追了它十年，1976年眼看就可能抓住它的尾巴，它却再一次狡猾地溜过了人们的监视，蓄谋已久、而又从从容容地在唐山制造了这一场惨绝人寰的浩劫。面包车颠簸起来。夜色中的唐山。瓦砾。死尸。无表情的呆傻的人。他难受。一种无从诉说的难受。一种难以解释的难受。他敢说，他自己和许许多多献身于地震预报工作的同事们绝不是罪人，可是现在，他们的身上分明已经背上了深重的罪孽。他能说什么呢？
　　面包车停下了，去机场的路还没找到，车就被人截在道旁。“快！给我们把伤员拉到医院去！”“同志，对不起，”汪成民跳下车，“我们是北京来的，车上带着仪器，我们要尽快找到指挥部……”“什么指挥部?!救人要紧！”“我们不知哪儿有医院，哪儿有大夫……”“他妈的，你拉不拉？”黑暗中说话的大汉居然有一支手枪，“不拉，我就开枪了！”7月28日的夜晚，国家地震局派往唐山监视震情的装有仪器的面包车，就这样，拉上了一个、两个……直至满满一车伤员，在无路的废墟上颠来颠去，徒劳地寻找医院。汪成民和那些奄奄一息的伤员挤在一堆，耳边满是呻吟，衣服染上了血迹。他忽然觉得，自己在这种时候还活着，还完好地活着，这本身就是巨大的痛苦和悲哀。面对殷红的鲜血，他能说什么呢？他能说什么啊?!汪成民到达指挥部后，通过电话向国家地震局正式提出：“请立刻封存所有历史数据，以备审查。”我坐在国家地震局的档案室里，面前是一大堆一大堆在保险柜里沉睡了多年的资料：中共中央文件、国务院文件、请示报告、会议发言……发黄的纸页。带有“文化大革命”味儿的文字。除枯燥的数字之外，还有一些当年的豪言壮语之类。
　　然而，就在这掀动纸张的单调的声响中，我被激动了，我嗅到了历史的气息。尽管是在那个畸形的时代，是在那个所有人似乎都变了一副模样的时代，巨大的星球仍在依然故我地转动。而我们成千上万的科学工作者，那些忍辱负重的中国知识分子，仍在工作。那一堆堆发黄的纸页中，无不闪耀着一颗颗艰辛地探索着的心。应当把这一段历史留给后代。
　　后记：1996，我的唐山
　　1996年修订版后记我们不能不为光阴的飞逝而慨然。唐山地震的景象恍如昨天，可是转眼之间，它分明已经过去了整整20年。1995年12月21日，媒体报道，唐山市福利院一位名叫王安的青年人，来到唐山市工人医院，当上了电梯工。报纸说，这是最后一名参加工作的唐山地震孤儿，至此，“地震孤儿”们已经全部走上了工作岗位。这短短的消息令我感动。王安，我想象着那个1976年的小王安。我像是看见，那个满身划痕的小小的婴儿，啼哭着，被人从钢筋和水泥预制板的缝隙中小心翼翼地艰难地救护出来。我想象不出，大概是地震孤儿中最小一个的王安，今天已经长成了一个什么样的男子汉。这就是“20年”。一代“废墟上的孩子”长大成人了。
　　唐山地震的孤儿们，有的成了工人，有的成了工程师，有的成了留洋的博士，有的被外国友人收养，接到了异国他乡；更多的是加入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仅唐山育红学校的700多孩子中，就有400多人成了军人。唐山地震造成了24万多人死亡。在唐山市区，有7000多个家庭因全家震亡而绝户；有7000多个丈夫失去了妻子，有8000多个妻子失去了丈夫。然而，在大地震发生的20年之后，唐山市区的人口比地震前增加了约50%，达到了156万多人。整个唐山市范围内人口达到675万多人。
　　我在本书中说过，人类的生命力是顽强的。唐山地震后的20年，正是中国改革开放，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的20年。在深刻的变革中，唐山，这个国有大中型企业密集的传统工业重镇，正奋力追赶大潮--当然，在“废墟”上前行的步履并不轻松。地震前唐山的支柱性产业陶瓷业风华依然，全国陶瓷企业在外贸方面的“状元”和“探花”都在唐山。但是煤炭工业和钢铁工业，在国家经济格局不断变化的今天，已不占有地震前那样的在全国举足轻重的地位。但唐山的变化依然令世人瞩目。唐山经济在地震后渡过恢复期，开始了稳步的发展。到1995年，辖十个县、五个区、两个农场的唐山市，国民生产总值为485亿元人民币，人均产值7150元。地震曾把唐山夷为平地。1985年我在唐山采访时，简易房还比比皆是。而现在，唐山市新楼林立，环境美观的居民小区随处可见。到1994年底，唐山市区的住宅建筑面积已达到了1756.6万平方米，人均居住面积7.9平方米，这一居住水平和唐山市住宅的“供热”和“供煤气”水平，在中国内地的大中城市都居较高水平。
　　联合国曾授予唐山市“人居荣誉奖”，唐山是中国第一个获此荣誉的城市。唐山也有了摩天大楼。高度为112米的凤凰大厦，别有深意地选择了在1996年7月地震20周年之际完工。唐山市努力扩大自己在今天的知名度。它先后承办了全国残疾人运动会、第二届全国城市运动会和中、日、韩三国青少年运动会。在中国，作为一个非直辖市、非省会城市，这样的业绩是令人钦羡的。“大地震”，似乎真的“远去”了。
　　《唐山大地震》自出版至今，已经十年。我当年采访过、在本书中描写过的一些主要人物，他们的生活境况发生了这样那样的变化：当年开着红色救护车到北京中南海报警的李玉林，已从唐山矿退休。那位曾在废墟上弹着三弦、引吭高歌的盲人资希圣也已退休。他退休后担任了一个居民委员会的主任，忙着为居民们服务，最经常的工作是“调解邻里纠纷”。“张家五姐弟”，四个姐姐都已成了妈妈，可漂亮的小弟至今还没有定下对象。姐姐们“抱怨”说：“嗨，他呀，挑花了眼！”从矿井下坚持15天才获救的“最后的五个男子汉”，老班长在我采访时就已去世，其余四位，有三位的工作岗位从“井下”调到了“井上”，而小个子李宝兴还在井下采掘。“大大超越生命极限的人”--卢桂兰大妈，在1996年春天病故了，据说是因为心血管系统的疾病，终年66岁。她的去世使我非常悲痛。
　　1992年，她应邀来北京，参加中央电视台的节目拍摄。在《正大综艺》的拍摄现场，大妈接受赵忠祥和杨澜的采访，滔滔不绝地回忆当年在地下13天的经历。她依然是那么坚强乐观--“我当时就没害怕！我念‘下定决心，不怕牺牲……’唱‘东方红，太阳升……’我相信，亲人解放军一定会把我救出来！”她把记忆中当年救她的战士和当年在现场采访她的我混淆起来，竟对着摄像机大声说：“是三十八军的钱钢救了我！”她亲切质朴的形象感染了所有的现场来宾，感染了主持人、编导和机房里的工作人员，现场激起一阵阵笑声和掌声，向这位可爱的大妈表示由衷的敬意。
　　唐山大地震的历史，刻在一代中国人心里，是永远抹不去的。国家地震局的“老红军”局长刘英勇，在退休后，于1990年1月8日因患癌症而病故。那年他75岁。地震预报工作者们还在继续拼搏、奋斗。唐山地震的预测、预报、预防问题，在近十年引起了越来越多的海内外科学家的研究兴趣。
　　唐山地震发生前，中央政府最终没有得到来自国家地震局方面提供的短期临震预报意见，以致唐山市最终没有预防。然而，距唐山市仅115公里的河北省青龙县在全县范围内采取了预防措施，地震中伤亡极少。
　　1996年，青龙县被联合国发展、资助和管理事务部列为“科学研究与行政管理相结合取得成效的”典型，该部的报告称：“要减轻灾害的损失，早期预报和动员群众做好准备是关键的一环。由于早期预报通常是科学家做出的，加强科学家和行政管理人员的联系尤其重要。在特别紧急的情况下，只有高效的行政管理才能有条不紊地采取对策和组织群众。”青龙县的防震抗震经验已被输入国际互联网。到联合国介绍青龙县经验的正是本书描写过的汪成民。
　　当年的地震预报工作者汪成民，现在是国家地震局分析预报中心第三研究室主任，研究员，中国“地震地下水学科”的学术带头人。当年的地震预报工作者耿庆国，现在是中国地震气象学、“天地生”综合研究和天灾综合预报的学术带头人，研究员。他和汪成民都在继续从事地震预报工作，他同时还是《中国减灾报》的副总编辑。在写作《唐山大地震》时，我是《解放军报》记者。1990年，我转业离开军队。变化着的境遇，使我“始料未及”地来到了国家地震局。我和地震真的结下了不解之缘，我来到当时的《中国地震报》社，而我的直接领导，就是耿庆国。这是命运的安排。我们共同投入了“减灾”事业：1991年，我们共同参与创办了《中国减灾报》。1993年，我们共同主编了百万字的专著《20世纪中国重灾百录》。1996年，耿庆国55岁，他依然还存着孩童般的纯真乃至天真。这是一个专注于事业的心底透明的科学家，刚正率直，不迎世好，和他一起工作，是我的幸运。
　　作为记者和作家，我将继续我在20年前就抱定的事业──这个事业是唐山大地震所赋予我的。我将继续奔波，继续写作，用作品回报读者。
　　附录
　　我在唐山看到过另一些废墟中蒙难者的遗体，我在书中写道：他们显然不是死于砸伤或挤压伤，完整的身体上，留下了一道道疯狂抓挠的指印……是的，易于被灾难击倒的，恰恰是心灵胶着于灾难的人--无论他的“外壳”是羸弱还是刚强。灾难和厄运的力量之所以往往“强大”，是因为它能慑服人的精神，把人类网入它的逻辑。它能假人类之手，让人类自囚，自刑，甚至自我毁灭。
　　纪念我的蒋叔叔。
　　1995年8月，我正在南方采访，从唐山传来了蒋忆潮叔叔病逝的消息。蒋叔叔是“七·二八”大地震发生时唐山市的民政局长，后来曾担任市文联主席。对他和他的夫人周桂兰阿姨，我怀有深深的感情。在地震后的“非常的8月”，我有相当长的一段日子住在他们“家”--先是苇席棚，接着是帐篷，后来是越冬的“简易房”。他们关心爱护我如自己的孩子，而且，从那时起，蒋叔叔就已和我共同承担起了某种朦胧的“使命”：他乐此不疲地，引我去结识一个个在地震中有着各种经历的唐山人，让我作为民政局的工作人员参加“送孤之行”，还让我时常坐着他的那辆破旧的美式吉普车，在灾区奔波。地震后的近十年里，他更是不间断地帮我搜集资料，并帮助我，对唐山进行长时间的追踪采访，激励鞭策我留下一部历史的记录。悲痛中，我想起了蒋叔叔的许多往事。这是一个豁然对待命运的人。他是我父母的老朋友，从前在杭州工作。“文化大革命”中被冲击，处境艰难，遂决定举家北迁，到夫人的老家唐山去工作。没想到，搬到唐山才两年，大地震就发生了。后来他自嘲说，他是“在劫难逃”：想躲避人祸，却没逃过天灾；但终究大难不死，成了“出土文物”!在唐山废墟上，他意外地看到我时，不禁失声痛哭，--但这是我见过的他唯一的一次落泪。抹去泪水，他立刻恢复了我熟悉的乐观神态。他是一个富有鼓动性的老宣传干部，在朝鲜战场上是举着铁皮喇叭“瓦解敌军”的志愿军宣传站长。此时地震废墟成了他的阵地，他穿上了我从身上脱下给他的一套“的确良”军装，每天手捂着胸部的伤处，为组织救灾而四下奔走，忙忙碌碌，生气勃勃。命运打不倒我的蒋叔叔。住在蒋叔叔的“家”里，溽暑，苇席棚内热浪蒸腾，群蝇轰然；入秋，暴雨敲击着“简易房”那用砖头压住的油毡，如千军万马击鼓奋蹄。那些时候，我们海阔天空，谈论的话题从抗日战争到抗美援朝，从浙江的“文化大革命”到“四五事件”后的街谈巷议，从苏联歌曲(我从他家废墟中挖出一本《外国名歌200首》，珍藏至今)到小说诗歌，甚至十分认真地讨论旧体诗词的格律。
　　我还饶有兴致地在笔记本里记下他告诉我的各种各样的唐山老百姓的“群众语言”。人生有种种“横祸”，四周有各样丑恶和不平，但蒋叔叔很少压抑，很少叹息。他生性随和，喜爱交往，他的眼睛，常常看到善良和美好的事物。有一次我们走在路上，他突然让我仔细瞧瞧路边一位神情安详，正在用新锅新铲烙饼的大娘。“……她的锅是上海的，她的铲是辽宁的，她的面是山东的，她的油是山西的……”当蒋叔叔沉浸在他的想象中的时候，我也被那幅特有的灾区风俗画所打动了。望着袅袅炊烟，嗅着烙饼的焦香，我们就像欣赏世上一道最美的风景，在苍茫暮色中伫立良久。我印象最深的事，是蒋叔叔喝茶。蒋叔叔在杭州工作多年，养成了品茶的嗜好。地震后的几天，家人在原住址的废墟上挖掘。周桂兰阿姨要挖存折和日用物品，蒋叔叔急于寻找的却是他的瓷杯和茶叶。
　　终于，砸豁了口的薄胎瓷杯和混进了沙土的“龙井”茶叶被小心翼翼地发掘出来。这是蒋叔叔最过瘾的时刻，他把烧印着他姓名的“专用茶杯”(震前唐山人有在瓷杯上烧印姓名的时尚)擦了又擦，便让阿姨煮水沏茶。可是水在哪里?那时，北京、天津的消防车还没有开始向唐山送水，水，是唐山人的珍稀之物。蒋叔叔却不慌不忙。“那里--”他指着他家原址小院的一小块平地，“挖挖看，说不定会有水的。”原来，那是他平日里习惯地倒剩茶、甚至泼洗脸水的地方。没出他所料，没挖多深，就有“泉水”在孩子们的欢呼声中源源渗出。这故事，是我到唐山灾区后听人绘声绘色讲述的，或许不无夸张，但我相信那故事准确勾勒了蒋叔叔的性格。没错，他就是这样的性情中人。这是大灾难中的人。从他们身上足可探究中国人的生命遗传密码。的确，唐山的故事，不只是鲜血和眼泪。十年前，我为灾难中的惨烈悲壮和人们对灾难的殊死抗争而震撼而动情，十年后，我开始更多地体味出，人类面对灾难时那种“平常心态”的深远意蕴。
　　在今天，重读《唐山大地震》中灾难亲历者们的自述，最震撼我自己的，竟是唐山人在灾难中的那些最普通、普通得近于琐屑生活细节：废墟中生存了八天七夜的王子兰，她在黑暗中最揪心的一件事，是怕她的那块“东风”牌手表生锈停走，这是她参加工作后买的第一件最心爱的东西，于是，她不停地给手表上弦，手表那滴滴答答的响声，给了绝境中的她极大的安慰……“大大超越生命极限的人”--卢桂兰大妈，她在“地狱”的13天里，有一段时间“迷迷瞪瞪地”完全沉浸在家事之中，想着没给患病的老伴送终，想着小闺女的安危，甚至愤愤地想着和邻居那个“婆娘”的你长我短……在矿井下坚持了15天的“最后的五个男子汉”，在生命垂危的时刻，他们“情绪麻木地聊天”，谈的是“在家吃过的最好的东西”，谈的是“每个月的工资怎样开销，怎样孝敬老人”……我在唐山看到过另一些废墟中蒙难者的遗体，我在书中写道：他们显然不是死于砸伤或挤压伤，完整的身体上，留下了一道道疯狂抓挠的指印……是的，易于被灾难击倒的，恰恰是心灵胶着于灾难的人--无论他的“外壳”是羸弱还是刚强。灾难和厄运的力量之所以往往“强大”，是因为它能慑服人的精神，把人类网入它的逻辑。它能假人类之手，让人类自囚，自刑，甚至自我毁灭。我们来到世界上，必须接受这个星球的喜怒无常。命运会把人抛到这样那样的“废墟”之上，人类注定要永远与厄运抗争。但人类的精神可以超越厄运。不要悲叹每个人在突降的劫难面前都如狂风前的小草，小草比大树更难被摧毁。不被命运所厄的首要前提，是摆脱“灾氛”，不让自我引爆的恐惧和窒息感堵断生命的源泉。这就是为什么蒋叔叔和千千万万“唐山人”的“平常心”如此坚韧。
　　“平常心”，至柔至刚，它意味着恒定的生命节奏，它是大从容和大自由。我到过唐山，我有我的爽朗达观的蒋叔叔，这将影响我的一生。无论遇到什么样的困难和逆境，我都会看到蒋忆潮叔叔在废墟上面对那汪“泉水”时的惬意，听到他那有滋有味的苏北腔--“沏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