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山地震回忆录之十三
军部家属重回唐山
在完成护送范秘书爱人和孩子返回武汉的任务以后，我刚刚回到遵化机场，就接到了军部打来的电话，说民英的二弟光兴已经从石家庄赶到了唐山军部，马上就要乘坐军部的汽车来遵化了。
原来，光兴是作为家里的代表，专门到唐山来寻找我们，以便了解真实情况。如果信上说的情况属实的话，还准备把我们的大女儿志红接回老家去抚养，免得在这里跟着我们受罪。
于是光兴搭乘石家庄为唐山运送救灾物资的大汽车，辗转来到唐山，急忙跑到凤凰山家属院一看，见我们原来的住房没有倒塌落地，虽然没有见到人，但悬着的心总算放宽了许多。他到军部大院的指挥部打听情况，人家告诉他已经转移到了遵化，并及时安排他来到了遵化机场。
在遵化凑和着过了一宿，恰巧有一辆来队接家属的面包车要去北京。光兴就带着志红迅即踏上了返回的行程，经北京转车，平安回到了石家庄。至此，我们两家的亲人才算彻底放下了心。
我们在遵化大约过了十几天以后，据说党峪的洞窟指挥所基本准备就绪，山沟东侧也已经建起了一大片简易房，这就是军部机关临时的办公室兼宿舍。此时空六军军直在遵化机场的军人（包括伤号），除留下我们负责家属工作的几名同志以外，一律前往党峪，全面开通了军部机关震后的指挥工作。
又过了十多天，在唐山军部旧址，为家属建的三行五排简易房业已落成，这就是空六军军直的临时家属院。谁知这样用木棍、苇包、草席、黄泥、油毡搭建起来的简易房，家属们一住就是三四年。
这时，我们负责家属工作的军人奉命一分为二：派出一个医疗小组，随同全体家属们，转移回唐山原军部院内的临时家属区，并作为留守人员；其他人员均前往党峪军部，到原单位恢复正常工作。
至此我们的家庭也开始一分为二：我回到党峪的军政治部直政处，而民英却奉命随家属回到了唐山，负责家属院的医疗保健工作。过了一段时间又把小红接回了唐山，跟着民英住在简易房里。
住在这样的简易房里，当时觉得优点还真不少。一是发生余震时不用害怕，不用心慌，睡觉踏实。尽管遇到大余震时房子摇得乱晃，吱吱扭扭乱响，也不用起床不用跑，即使房子倒了也不会砸死人；
二是在建房时，给每家都垒了一堵面积不小的火墙，房子虽然简陋，可过冬不用怕冻着。用着唐山独有的含油量很高的烟煤烧起来，虽然会产生不少黑色小降落伞，脏一点，但屋里却是挺暖和的；
三是邻里关系、上下级关系都非常融洽。不管是军首长、部首长，还是参谋干事，都住排房，互相照应，孩子们一起玩，大人们一起聊天，乐不可支。
有两件事让我至今记忆犹新：一件是，我们家志红经常和政治部李树森副主任的孙女一块玩，志红比人家还小一两岁。可是李副主任那个小脚老伴，非让她孙女叫我们“爷爷、奶奶”，我们才三十多岁，和她的儿子差不多大，说“叫叔叔阿姨就行了”，她说：“那可不行，只要同事就是同辈，不能差了辈分。”
另一件是，原来，在我们那排房子东头，住着后勤部震亡的张副政委家属，她家有一台九吋的黑白电视机，这在当时可是稀罕物件。每天一吃完晚饭，小红一抹嘴就跑到人家看电视，虽然看不清鼻子眼睛也高兴，有时我们还去看一会。
后来，我们的西邻居——司中锋政委家买了一台十八吋的彩色电视机，起初，小孩子们都到司政委屋里看电视，我们家小红更是早早就搬着凳子占地方，弄得人家往往吃不完晚饭就得给他们开电视。司政委索性每天把电视搬到院子里，这下可好，他家成公共电影院了，不仅满院的孩子都来看，有好节目时大人们也会来看上一场。
在这个时期，军部为了便于党峪和唐山之间的来往，专门开通了每日一至二次的定时交通班车，每到周末、周一，还要安排三至四辆班车，接送军官们回唐山与家属团聚。这样的日子一直延续到1978年9月我们转业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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