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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首秀 下    

发表时间:

2017-7-8 10:44:04 更新时间: 2017-7-11 7:09:56  更新者: 马建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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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    
作者: 马建平   [这是对本篇第 1145 次阅读] 阅读评论

44《首秀》下

终场到了,梁祝的小提琴乐曲响起,新郎新娘双双牵着大红花夫妻对拜的场景在最后一刻将时装秀推到了高潮。在那长久回荡在T台周围的掌声里,我似乎听到了观众对整场演出的赞许,也从这掌声中感受到了自己作为中国人的自豪和对中国文化的自信。

首场演出的完美落幕让卡斯达的高层兴奋不已,为了祝贺演出成功,当晚特意为时装队举办了庆功晚宴。丰盛的晚餐几乎让你没有机会把上来的每样菜肴统统吃完。当晚还开了好几支香槟,大家举杯同庆。期间,东道主请我们的领队上去致答谢词。可能是过度紧张的缘故,闫科长推说胃口不舒服不肯上台。无奈,最后硬是把我这个翻译推到了台前致答谢词。

晚宴期间,闫科长、我和马莉等几个模特被安排和电视台主持人、时装秀导演、以及当地几位叫不出名字的商界名流一桌。作为翻译,我挨着领队闫科长坐。按照西方的礼仪,宴会期间宾主应该互动交谈,如果实在没有什么共同的话题,至少可以聊聊时装秀,说说刚刚过去的那场演出,向东道主了解一下接下来的演出安排等等,但是作为领队的闫科长,除了偶尔抬头冲大家笑笑,席间几乎没有跟周边的东道主们说上几句话。为了礼貌,我这个翻译只好现场应酬着,先和德方客人聊上几句,然后把我跟他们说的内容用中文给闫科长说上一遍,之后再煞有介事地和闫科长耳语几句,接着再去和老外们聊上一阵子。看上去似乎是闫科长在通过我的嘴和大伙在聊天,但实际上只有我心里最明白,我们就是在演戏,目的只有一个,别冷场,别让人家看出来我们的领队既不爱说话,又不想说话,甚至不敢说话。三十岁刚出头的我当时还是比较青涩,骨子里多少还有退伍军人身上那种特有直白和简单。熟不知,当时我这种临场救火的做法竟然被事后扣上了目无领导的罪名,当然这是后话。

接下来在西德各地的演出十分顺利, 模特队一路巡回演出路过的城市包括汉堡(Hamburg)、杜塞尔多夫(Dusseldorf)、慕尼黑 Munich)埃森 Essen)等。东道主为我们的演出提前做了精心的安排,一般在每一个城市都在二家卡斯达的百货公司各演出二场。每到一个地方大致的行程安排都依照同一个模式,演出,晚宴,观光。说心里话,这些老外为了我们这次演出,的确付出了不少心血。高薪请来了法国的知名导演和国家电视台的著名主持人;专门组织了团队为这次演出提供服务;每次演出后都安排丰富的晚宴;每次晚宴都有香槟和白葡萄酒;而且每次演出结束,模特们都可以得到一大捧鲜花。

80年代的中国还比较封闭落后,去到资本主义全盛的欧洲腹地,每天穿着那么漂亮的服装,吃着那么丰盛的筵席,住着那么豪华的酒店,逛着那么美丽的风景,姑娘们别提都有多开心了。愉快的日子在紧张的演出和幸福的游玩中似乎过得很快,记忆中的那些愉快的日子偶尔也有一些值得玩味和让人记忆深刻的事儿。

一次在埃森,德方接待人员为了让我们感受不同的旅游文化,为大家安排了一个当地特别有名的鬼怪主题酒店。大堂一进去就让人感觉阴森森的,接待台闪动着幽灵般暗绿色的灯光,大堂内隐约摆放着人头骨一样的饰品,客房入口处铺有各种整张的动物毛皮做成的地毯,挂衣服的柜子貌似陈年的棺材板钉成,打开柜门时还会发出吱呀呀让人毛骨悚然的声音。东道主的精心安排显然并没有让客人们体验到轻松愉快的别样感受。当时在德国演出期间,除了领队和我是单独房间外,模特们都是自由组队,二人一个房间。那天“鬼屋”住了一宿,转天早上醒来喊大家到楼下餐厅吃早饭,结果发现所有房间都是空的,后来才知道,这样的房间,阴森恐怖,模特们二个人一起都不敢住,最后都挤到了领队的房间,几乎一夜未眠。据说当时那个酒店属于特色旅游酒店,住宿费还是挺贵的,早知如此应该换个地方住,或干脆安排二个房间就行了,也省得让东道主白白浪费了很多钱。

现在想想,其实当时“鬼屋”的安排,也说明了生活中的一个哲理 ,好的动机和愿望未必一定产生好的效果。要想让别人有幸福和温馨的感受,必须彻底探寻对方的真正需求,然后再考虑如何去满足对方,只有这样才能取得事倍功半的效果。否则,单凭想当然,也可能适得其反。

演出的旅途中,德国电视台的那个帅小伙看上了我们表演队的模特马莉,不管是吃饭的时候,还是演出结束之后,海因兹总喜欢缠着马莉,为了讨马莉的喜欢,这小伙子甚至找我学了几句女生喜欢听的中国话,见了马莉就对她说。当时国内出来的女孩都非常单纯,见一个老外每天找机会和她在一起,她有点害怕。于是把外国人追求她的事情告诉了闫科长,原本闫科长就担心这些女孩在国外有什么闪失,一听这个她立刻紧张起来,还专门开了个小会,研究对策。

其实依我看,那个外国小伙子充其量也就是想和马莉拉近关系,找机会在一起喝酒、聊天、品咖啡,或者更亲近一点,来点身体的亲昵和接触。他知道我们是临时演出,估计当时也没有什么非分之想。可这个苗头对闫科长来说则如临大敌。开会商量的结果,让我负全责,绝对不能让那个金发小伙单独接触马莉。一旦有什么反常的苗头,立刻向她汇报。就这样,在德国的日子里,我除了翻译工作之外,又接受了闫科长交办的另外一项艰巨的任务,随时盯着海因兹,随时盯着马莉,我必须像一堵绝缘的墙体一样,把他们随时隔离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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