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刚回忆唐山“7.28”大地震
1976年7月28日3时42分的唐山大地，以不足30秒的颤抖，夷平了百年工业重镇，使百万人口蒙灾，数十万生灵罹难，也使我们这些还活着的人的心蒙上了阴影，非但没有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减弱，反而愈加挥之不去。每当夜幕降临，就会想起那个黑暗的夜晚；每当太阳升起，又会再现骄阳下滚烫的废墟;下雨了，想得是抢救“密电码”；梦魇中，还是余震不断！30多年过去了，许多事情已经模糊了记忆，唯有唐山大地震历历在目，一场场，一幕幕，一桩桩，一件件。我们不愿回忆那些痛楚的往事，我们的心已经承受不起过度的震颤，但唐山地震就象妖魔一样无尽地把我们纠缠。不想，常跳入脑海，不看，也映入眼帘。
一、震兆
1976年，天象坏了！天老爷就想得了重感冒一样，忽冷忽热，还不时打着寒颤。先是3月8日下午的一场陨石雨溅落在我国东北方向，这就应验了1月8日周恩来总理辞世。古人说，帝王就是天上的星宿。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周总理，可以算得上是天上的星宿了。陨石落了，也就说圆了。可是事情还没有完，7月6日，朱德元帅也辞世了，忽又想起了这场陨石是大的三颗，小的无数。“粥（周）没了，猪（朱）就饿死了；‘皮之不存，毛……’”人们不敢再想，因为在那个灰色的年代里，多说一句话都有可能遭来杀身之祸，甚至株连九族。况且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正紧，4月6日，头年一直称“党内那个死不悔改的走资派”，直接点名为邓小平，并撤销了党内外一切职务。4月10日，驻唐部队全体将士都云集在唐山市凤凰山公园后面的文化广场，“愤怒声讨”邓小平，然后又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这是我头一次走向唐山市在大街小巷，留下了深刻的记忆。
政治气候阴晴不定，大自然气候更是捉摸不透。时而大雨倾盆，时而艳阳高照。到课间操时间了，打一会羽毛球吧，望窗外碧空如洗，拿着球拍到楼下，竟然已是大雨如注。热，闷热，几乎就是这个夏天的主题。刚刚从吉林敦化来到唐山的我，哪里承受得了？于是就开始“烂裆”，我羞涩地到卫生所找医生，一看是位像尊佛像的长者，看处方知道他就是卫生所所长林樾。
6月8日,我结束了为期3个月的机关新兵下连锻炼的生活，回到位于市中心的空六军司令部航行处，开始跟班学习航行译报业务。老兵译电员刘晓忠，还有管理处的张忠国等沈阳籍东北兵，靠游泳祛暑。我也要了几张五分钱一张的泳票，跟着老兵每天到凤凰山公园游泳池学泳。人问东北的旱鸭子，你会水吗？刘晓忠抢白道：“不会也泡着！”
借着1975年2月4日辽宁海城地震的余波，唐山市也一直在搞防震预演之类的活动。办法之一就是把酒瓶子倒立在窗台或桌子等明显处，一旦倒了就说明有震，就立即撤离楼房。但瓶子不慎碰倒时有发生，一时引起恐慌，又由于海城震后一年多了也没什么动静，人们也就疲沓了。
这一天，听说我下连锻炼回来了，战勤连警卫排的同乡战友王清建来找我玩。他见面就说：“我不想干了！部队不象我想象的那样，管得太紧。我就说我有尿炕的毛病，把我送回老家治疗；我现在天天往床上尿一泡尿”。我心想，太反常了。一个大小伙子，丢不丢人哪！我说，这样不好，好不容易参上军了，回去还得回到乡下去。慎重一点好吗？王清建是一米八朝上的大个子，浓眉大眼，挺帅气，那年22岁，比我大4岁，他是1971年就下了乡的“老知青”，因打架斗殴被农场“保送”当了兵。在新兵连时，我有点怕他。我是新兵连副班长，他是大个子，出操、地铺我们俩都挨着。刚到唐山，他就和几个同乡兵打起架来，嘴里还说什么老子一枪就毙了你！后来叫沈阳籍班长李庆杰给熊了一顿：“你们狗屁不懂，出来了，全东北人都是老乡，好得都抱团，你们倒好，窝里横，这还不叫人欺负！”后来发现，他没那么可怕，因为他写给父母、女友的信都得求我来写。
干部灶当院支起了一块幕布，晚7点半放映京剧电影《节振国》。机关不象连队，有什么活动都按通知列队入场。我本来想到大灶找同乡战友陈洪斌玩，路过干部灶发现有电影，于是赶紧回航行处办公室拿椅子。这时发现办公室门开了，里面有一个我不认识的小矮个儿也在搬椅子。我问“同志，你是哪个单位的？”他说“我就是这个单位的”。我说我不认识你，你不能拿我们的椅子，他只管笑。副处长荀殿禄来了，他笑着说，这是我的前任唐德观副处长。搞得我一时尴尬无语。电影场上，“节振国，节振国，飞檐走壁；游击队，游击队，专打游击”引起阵阵笑声，暂时忘却了闷热。
航行处参谋万景旺的妻子来队了，航行译报组老兵卢立军领我去家属楼看望。万参谋的家属已经身怀六甲，看得出来是一个贤淑的妻子。万参谋说，现在不太方便，下次家属来队再请你们吃饭。从万景旺家出来，碰见了一位中年妇女带着两个孩子玩耍。卢立军说，这是李永德处长的爱人和孩子。我仔细端详了一下，这是一个相貌姣好的中年妇女，身穿蓝军裤、浅粉色衬衣，相貌白皙而端庄。两个孩子，一男一女，男孩儿大些蹲在地上拣石子，女孩儿的手牵在妈妈手里，目光都在男孩儿的石子上。这是一幅生动的教子图。
一个叫盖文林的学兄，不知从哪得到了我的地址，从东北老家来唐山部队找我。他很聪明，半夜两点从火车站打公共电话找39056部队，打通军部总机电话就找22分队，总机自然就接到了有人值夜班的航行调度室，夜班值班参谋丁炳夫向李处长报告，说杨刚的亲属来队。不到2分钟盖文林就得到答复：马上到火车站去接。天亮以后，李永德处长把我叫去，详细盘问来人是什么人？什么关系？从哪来？到哪去？家庭出身？本人表现？来队时间？然后十分严肃地说：义务兵服役期间不允许亲属来队探亲，叫他明天就走，并责令我立即写信告诉家里人，不准再有人来队！于是盖文林在25日那天就极不高兴地离开了唐山。这真要感谢李处长，如果不撵他走，他在唐山呆上两天，不就赶上“7·28”大劫吗？地震时在招待所住的人，大部分都活不见人死不见尸。
在党峪洞库维护队的同学战友刘利清来了，我们一起去看丁炳夫参谋。丁参谋是我们航行处的老参谋，1960年入伍，已经下令到平泉航行调度室当主任。但此前我们一直叫他丁连长，5个月前，他以接兵连连长的身份把我们从东北接到部队，同去接我们的还有后勤部卫生处军医助理宋维高、战勤连标图排长邢玉忠。后来才知道丁去接兵只有一项任务，就是挑选一名航行译电员，于是我就成了这名航行译电员。原来，丁炳夫想出去接兵，但又怕处长不同意，也担心其他参谋有意见，就提前找了管理处和军务处，叫管理处李学清处长给航行处李永德处长下达接兵任务。航行处战备值班任务紧，一般不参加接兵工作，但任务下达了又不好不执行，李永德处长便跟丁炳夫说，你接一个航行译电员回来吧，接替今年初复员的沈阳老兵张彦军同志，这是后来知道的。见到了丁参谋，问候过后，丁参谋提出咱们到照相馆合个影吧！我和刘利清欣然同意，因为我觉得能和部队的首长照像是很荣耀的事情。这一天是7月26日，第二天，照片取出我随即给爸爸寄去了。这张照片竟是我们与丁参谋的绝别！
张晓纯参谋是我们航行译报组组长，我取照片、寄照片时也去了，他是为我带路的。照相馆在西大楼（唐山市百货大楼，在军部西侧），虽然离军部只有一墙之隔，但我从机场回到军部一时还辩不清方向。张参谋还顺路买了一块碎花的确良布，一同到邮局寄给他远在河南农村的妹子。
晚饭后，航行处参谋杨同心、蓝绍河带着我一同散步。从军部西门出去，穿过用灰礁子（石灰水兑煤灰制成的大块方砖）堆砌的南工房，拐弯抹角来到了人民公园，这一天，气温似乎异乎寻常的宜人，所以人也平和了许多。杨参谋讲了他家的不幸：父亲去世，妹妹和她未婚夫去赶集，又被拖拉机给轧了，家里需要钱，所以一发工资就得往家寄钱。路上碰到了一辆吉林牌照的卡车，我去攀老乡，杨参谋说：“不要随便搭葛老乡，现在阶级斗争很复杂。”蓝参谋也讲了他的故事：他原是空38师的歼6飞行员，本来飞得挺好的，可是飞到双机编队科目时，老是找不到长机。“他们说我转弯时掉高度，我不认帐，但一飞起来，明明是瞄准了长机，不知怎么搞得，长机老是往高处飞。老子还有意带了带杆，还是低200多米！”蓝参谋操着浓重的四川口音说“没得办法，停飞！该死该活屌朝上！”原来，蓝参谋和他的哥哥蓝绍生从四川万县一同当上飞行员，哥哥在空34师驾驶伊尔14型运输机。在家乡，兄弟双双参军而且还当上了飞行员，这是举世轰动的大事，老人倍受当地政府的优待，也更被人们羡慕和尊敬。
散步回来，离熄灯还有一些时间，我到军部图书馆去了一趟。图书馆里人很多，都在忙着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但大部分人在看周恩来总理的生平画册，或是纪念长征胜利四十周年画册。我找了一本《科学社会主义》，并找图书管理员1975年浙江兵小王同志办理了借阅手续。回到司令部楼三层宿舍大约九点半，洗漱完毕我就躺在床上看书，想通过看书催眠，但一直没有睡意。航行译报组长张晓纯有点不高兴了，“小杨，快熄灯吧，已经超过熄灯时间一个多小时了！”我看了一眼闹表，十一点零五分，便拉灭了电灯，心里盘算着第二天要早起跑步。树上的知了还在吱吱叫个不停，愈加惹人心烦意乱，大约十二点以后，我才昏昏沉沉进入梦乡。我做了一个梦：在老家骑着一辆摩托车横冲过马路撞到县邮电局的围墙上，并发出了一声巨响。
地震前夜的唐山，万籁俱静，仿佛一切都很正常。
二、 地震
前边说一声巨响，其实就是地震！很快，我便什么都不知道了。
确切地说，地震我一点也不知道：什么地光，没看到；什么地声，没听到；什么地动，没觉到。除了和梦里吻合的一声巨响外，我统统不知道。这就是说，我在梦乡中直接走向了死亡！那时，我没有记忆，没有思想，没有感觉，没有痛苦；前途似乎是一片光明，面前似乎是一片坦途，心理似乎是一时满足。我有一种幸福的感觉，而且是长久的幸福，还略带一点遗憾，遗憾的是摩托车撞坏了须赔偿。如果我这时真的死过去，那是天下最幸福的人了：没有牵挂，没有痛苦，没有悲伤。
但是我没有死。也不知道过了多久，我醒了。幸福感顿时消失，窒息感迅速袭来，几乎要把整个人给憋死了！现在想来，百万人口的城市倾刻之间夷为平地，当时唐山上空究竟是怎样一种景象？据说数倍于广岛爆炸原子弹的当量数，尘土冲天，可想而知。我摸了摸床，很硌，好象是砖头瓦块。床上怎么会有砖头瓦块呢？是梦。是梦，摩托车就不用赔了，我庆幸。但窒息感未减。情急之中我撕开了蚊帐，坐起来深深地吸了一口气，于是就有了一种舒服的感觉。我四处望了一下，漆黑一片；侧耳倾听，死一般寂静。是梦？不是梦？我一时也弄不清。这时只见黑暗中有一个影子在晃动，似乎作爬山状。房子里怎能有山呢，是梦，还是梦！我还坐在床上发傻，一时有了头痛的感觉。用手一摸，脑袋有些发黏，咦，脑袋怎么了？肩膀疼起来了，耳朵疼起来了，腿也疼起来了。大概我发出了一丝痛苦的呻吟，那个爬山的影子喊我：“小杨，快跑，地震了！”这时我才知道影子是同宿舍的老兵译电员卢立军。我翻身下床把脚扎了一下子，便说：“等一下，找双鞋。”“找什么鞋，快走！”其实我也没摸到鞋，三双鞋全部被床帮压得死死的，根本抽不出来。我也不知道这是什么地方，也作爬山状，爬上了一个砖头瓦块堆成的“小山”。我喊道：“小卢，往右拐，那边有楼梯！”卢立军道：“哪还有楼梯呀，你跟我爬吧！”于是我跟着卢立军盲目地爬行起来。也不知爬了多久，爬到了一个平坦的去处，我们都站立起来，影影绰绰看到前边有一排大树。我说：“小卢，咱俩往前走，顺大树出溜下去！”卢立军说：“往哪出溜，咱们已经到地面了。”到地面了？我怎么没有下楼的感觉呀？这时我再回头看我们的三层楼房，竟然没有找到楼的影子。我和卢立军只穿着裤头背心，光着脚丫子站在楼前小道上默然无语，不知不觉就走到了小车班，走到了西营门。当班执勤站岗的北京同年战友赵文达穿着大衣，扎着武装带，背着子弹袋，抱着半自动步枪，楞楞地看着我们俩，半晌才冒出一句话来：“我差一点叫门柱子砸着。”这时我才看到，砖石结构书写“提高警惕”、“保卫祖国”的高大营门柱子已经摔倒在地，围墙也倒了。向大门外街上了望，一望之内，除了大树没有站立的东西。
唐山地震时，盛树山在西营门站岗，赵文达在东营门站岗。强大的震波把空六军唯一的见证人摔得死去活来。当时我们都在睡觉，地震过程知之甚少。而盛班长却露天站岗，摔倒了爬起来，爬起来，又摔倒，尽管穿得很多，还是被折腾得鼻青脸肿，还险些被巨大的门柱子砸着，因为他们得抱着枪，枪是不能离手的;因为他们还背着子弹袋，子弹袋也是不能离身的，这些都是战士的第二生命！但见大地在颤抖，空气在燃烧，面对世界末日来临的惊恐，两个二十来岁的年青人经受着无情的煎熬！30秒，刘翔跑110米栏可以跑个来回，约翰逊跑100米能跑三趟，100公里时速的汽车能跑800多米，歼六飞机巡航飞行能飞7500米，地球自转13公里！而这两个小伙子却在原地被掀翻、爬起，面对的是翻江倒海，想到是天塌地陷！这30秒钟，对于盛班长来说，不知何时完了，几乎是整个漫长的人生！
静极了，一点声音也没有，没有人呼救，更没有人哭叫；天黑极了，只能看见大树，别的什么都看不清；其实也没有什么东西可看，都倒了，都平了。没有光亮，也没有看到哪里着火，更没有看到哪里冒烟。我忽然又觉得头痛，而且脸上有东西在流淌，我说：“小卢，我受伤了，咱们到二五五医院去吧。”卢立军说：“我也受伤了，可哪里还有二五五医院哪，地震了！”卢立军头脑是清醒的，而我心里还在嘀咕：空六军地震，陆军二五五医院还地震吗？但没有说出来。卢立军毕竟是老兵，他说：“小杨，咱们回司令部楼救人去吧”。我们逃出来的比较早，到此时还没听见有人呼救。
三、 救人
西门岗离司令部楼不远，我们俩很快就回到司令部楼。先是听到有呻吟的声音，我和卢立军讯问：“有人吗？”、“有人活着吗？”这时才有了大声的求救。我们寻着声音爬上残墙断垣去找求救的人，这个人是军务处保密员熊模海，四川人。好象床板压在他身上，但又不象是钻进床下，不知地震时他的房间里发生了什么，总之非常难挖。没有工具，手指甲劈了，手指头也磨出了血，一直到天大亮才把他抠出来，他伤得很重。他问：“这是怎么了？”我说是地震了。他又问：“只有军部楼倒了还是整个唐山？”我说好象全倒了。他说：“毛主席知道吗？”我说可能知道吧，我也不知道他老人家知道还不知道。说着，我把他背到小车班门前的空场。这时只见一位首长模样的老人站在小车班门前吉普车旁，高声喊道：“谁是司机？有没有司机？谁会开车？”只见一个满脸是血的战士动作缓慢地爬上了一辆吉普车的驾驶席。
熊模海说冷，我说你稍等我去找被子，便又回到司令部楼。这时我才真正地看一眼我住的司令部楼，真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中间是走廊两边南北双向房间结构的楼全塌了，瓦砾堆只有一房来高！为什么倒得这样彻底？原来军部营房是1969年组建空六军时从唐山地委借的，是大跃进年代用手托坯砖垒的墙，多年风化，许多砖头都酥了，而且房子没有立柱，每层的楼板都是水泥整体浇筑，最后压上房架，这种楼不倒才怪呢。因此，震前已经开始筹建新军部的工作，并在唐山机场军部生产队的位置备料，防化连抽调了一个排的兵力看护料场。不仅司令部楼倒得这样惨烈，我爬上废墟，放眼看去，视线所及，一望无垠，差不多所有的瓦砾堆都一房来高。我想起了头天晚上散步时看到的大片大片由灰礁子砌的工房，此时可能完全粉碎了吧！这时，太阳出来了，原本辩不清方位的我，脑子一下亮堂起来，于是就有了找到北的感觉。
废墟上已经有了许多人在用手扒人，四处也有了求救声和此起彼伏的应答声。再看我的房间，真是吓了一大跳，这居然就是我能死里逃生的地方吗？真要感谢房间里一个大调度桌。原来，我住的是一间朝向南面的正房，房中间靠西墙处有一个四边可以站人的大型航行调度桌，它比一般的写字台要高，上面是铺着航图的标图桌，下面是柜子和抽屉，非常结实，里边的隔板都是九重胶合板做的。由于设备更新，就放到了我们宿舍，放到这个位置，朝谁的面就归谁使用。调度桌南面靠窗户住的是航行译电员刘晓忠同志，他在航行译报组值夜班；调度桌北面靠门住的是航行译报组长张晓纯，房间东侧靠窗户是我，我和刘晓忠中间靠窗户有一张写字台；我的床北面隔一个床头柜是卢立军，一根房梁正压在调度桌上，这就是我和卢立军不死的直接原因；尽管如此，调度桌还是被砸裂了。整个楼房是向南偏东方向倒下：北墙向南倒，压在张晓纯的床上。西墙向东倒，压在刘晓忠和张晓纯的床上。南墙和窗户向南倒，倒向外面小道上。东墙向东倒，并留下一米多高的断墙，正好承受房架子，把我和卢立军闪了出来。地板西侧断裂并下沉。还有一点很特别，就是整个楼房的房盖都压在瓦砾堆上，唯有我这个房间的房盖甩了出去，所以我和卢立军能够从瓦砾里走到楼前小道上。大概是我们房间为整个楼房的中间位置并且正对着楼梯的原故。再看我的床，床帮全部从床腿上断掉，齐刷刷压住三双军鞋。开裂的调度桌抽屉里露出了几个青苹果，是刘晓忠的，我才意识到饿了，便三口两口吃掉了一个。
在我床铺的位置，费了很大劲拽出了我的被子，然后把它送到空场给熊模海盖上。空场上已经有了一些人，横躺竖卧，都是伤号。熊模海十分痛苦，还有些神志不清，嘴里念念有词“毛主席……毛主席……知道吗？”我迅速赶回司令部楼去救张晓纯，但叫了几声没有动静，我想肯定完蛋了。哪有回应就往哪去吧，就奔一个声音去了。这个人是高炮处副处长孟凡为，往外挖他倒是没有太费时间，伤势不算太重，但不能走路，还需我背他。背上了，怎么也挺不起来，这时才发现我还光着脚丫子，吃不上劲。我四处看了一下，居然有一双大头鞋，我穿它再背人时，脚下舒服多了，从废墟上走下，如履平地。到柏树墙时犯了难，只有一个小空，钻一个人尚可，背一人根本钻不过去，于是，我费了很大力气才把它开辟大了一点，这样，孟凡为趴在我身上，我们就从树洞顺利地爬了出去。我把孟凡为副处长送到空场，叫他和熊茂海并排躺着，又返身奔回司令部楼继续救人。
司令部楼明面上的伤号基本上都被救下来，现在呼救的声音都是从地下似乎是很深或很远的地方传来的。我寻着声音开始掀瓦救人，一个微弱的仿佛很远处传来的声音说：“不是这，不是这……”我移动着位置，并不停地问：“是不是这？对不对？”终于定准了位置，这个人是司令部机要处副处长朱正兴。我开始掀瓦，拆房薄板。这时，一次较大的余震发生了！用天摇地动来形容似乎还不能表达它的惨烈：废墟上的房梁、窗框、砖石、瓦块的撞击声和磨擦声响成一片；大树无尽地扫动，就像疯女人甩动着长发；废墟在不停地降低高度，好象马上就要沉过地平线，我的心一下子就没了底！求救声和惨叫声愈演愈烈，有的声音由大变小，那是被不断夯实的废墟压得越发喘不过气；有的声音由小变大，那是神志清醒的伤员惊恐万状的呼嚎。朱正兴没有出声，我想，坏了！我就喊：“首长、首长，您怎么样？”朱正兴呻吟着没有回答，我意识到他还活着，于是加快了挖掘速度：拆房薄板、拆天棚石灰条子，这时露出了纹帐，正好是朱正兴脸的位置。我说：“首长，把眼睛闭上，我要撕蚊帐了，别迷了眼睛！”说着，把蚊帐撕开了，露出了一个中年人的脸，我把他的脸上尘土掸了一掸，他睁开了眼睛。他说：“小伙子，你叫什么名字，我给你请功！”我说了我的单位和名字，然后说：“首长还得把眼睛闭上，我开始扒你身上的东西。”这时朱正兴才意识到，他除了脸露着外，身体其他部分还全部在重压之下。我按照顺序扩大范围拆瓦、拆房薄板、拆石灰条子，最后终于把朱正兴抠出来了。身体失去重压后，朱正兴想起来，但却动弹不得。我把他拽出来，似乎没有大伤，只是受压时间太久了，他活动了一下手脚，都能动。我想把他背下废墟，他不依，说我不能离开这里，这里有密电码，有党的机密文件。我心里一闪念：都什么时候了？我们译报组还有密电码呢。我说这里太危险，不由分说硬把他背到了空场。
这时发现空场已经有了帐蓬，好象还有隔壁住唐山地委招待所地方的同志也在这里。我把朱正兴按下，但熊模海不见了，我的被子也不见了。孟凡为面无表情地说：“死了，裹走了”。这时下起了大雨，非常大的雨，天好象漏了一样。帐蓬外边有几个人一动不动地躺在雨里，我说怎么不抬进来呀？有人说，死了，刚抬出去的。孟凡为轻声说：“小伙子，帮我去看一下我的老婆和孩子吧，就在挖我的地方。”我和卢立军又向司令部楼方向跑去。这时一个中年妇女把我和卢立军叫住：“小伙子，别乱跑，你们也是伤员哪！”我乖乖地坐在这位漂亮阿姨的脚下，一时一种母爱沁我心脾！这时一阵倦意袭来，肚子也觉得饿了。
后来才知道，她就是副军长曾广富的夫人、空六军政治部群联处干事徐同联。她用红药水在我受伤的头部、耳朵、肩部、腰部、腿部等明显出血的患处乱涂一气，因为我浑身都泥土，又被雨水和汗水冲成了条条沟壑，很难分清伤口的位置。最后，她又拿军用急救包把我头部较大的伤口包上，这样我俨然就是一个伤员了。我要走，她又把我拦住说，快吃点大饼。这时才发现，有几个白面袋子敞着口，里边装着大饼。大饼是热的，口袋里边还有一张八开纸红字印刷的《慰问信》。一看才知道这是沧州地区革命委员会紧急运送灾区的食品，而且是最早到达灾区的。心头一时发热，涌动了当时最贴切的一句话：毛主席派人来了！我吃了一块大饼，又返身回到司令部楼。发现朱正兴已经回到废墟上了，他穿着长袖军装，一动不动地坐在废墟上。我说首长，这里危险，快下去吧！他说不行，我要看守密电码，我要保护党的核心机密，我要等部队救完了人来挖。
这时卢立军从孟凡为的住处过来了，说不用再去挖了，露出一条白腿，已经凉了，还是救有动静的人吧。我们到指挥所去救刘晓忠，但指挥所楼塌得更惨，刘晓忠被砸死在被窝里。震后清理遗物时我负责拆洗他的被子，小半条被子都是血渍，缝被时还能看见血痕，这是后话。更大的余震又发生了，我们站在废墟上简直是六神无主，不知所措。好在很快就过去了。这时战勤连标图员同乡战友周广林、孙晓华出现在废墟上，见面就问：“你活着？！”“你还活着？！”一时语塞。他们说，战勤连的文书同乡战友吕德军死了，尿炕的王清建死了，标图班长李庆杰死了；招待灶陈洪斌刚出来，趴在招待所门口，可能够呛。他们俩不知从哪弄来了啤酒，我不管不顾地牛饮起来。其实这是错误的，当时如果有内伤，一喝水就有生命危险，真是天不灭曹。
身穿整齐、干净军装的陆金波也出现在了我的面前，他为什么这么整洁？原来他们通信营到遵化机场搞外训，夜里紧急集合搞拉动，是在行军途中发生的地震。所以地震的事他们全然不知，他们只顾向预定目标通信营营部进发，准备回家吃早饭。这时，天快亮了，进出唐山市的路上有了逃亡的难民，使他们大惊失色。当部队开进唐山市的时候，这群战士彻底惊呆了：但见唐山市一座站立的楼房也没有了，经打听才知道是发生了地震。于是他们开足马力赶回军部救人，但太晚了，通信二连那群花一样的女兵已经血肉模糊陈尸废墟之上！
空二十四师和空三十八师等救援部队到了，我们告诉他们哪里可能有人，哪里肯定没人，就又回到房间位置喊张晓纯。这次只喊了一声，他居然就答应了！我们迅速定位并开始挖掘。张晓纯床的位置是两面墙都倾泄砖石的地方，埋得很深很深，既有砖瓦又有铁丝，还有板条和钉子，抠了有两米多深吧，才从一个小洞里看见他。我们说你先喘口气，我们扩大一点出口再拽你。张晓纯说：“不用了，我看能出去！”只见他飞快地从地里窜了出来，我们都惊呆了：求生的欲望把什么都变成了可能！但很快他遍体都渗出血来，这是逃生时被划伤的，一时惨不忍睹。大家正发愣，他劈头盖脑说了一句话，把我们造懵了：“太不象话啦，七十二团飞夜航怎么把军部大楼给撞倒了！”
这时听到有收音机的声音，寻声过去，我问道：“有人吗？”一个声音应道：“救命啊！”原来这是司令部通信处参谋程秀文。他没有受伤，但困在一个很恐怖的地方，上面是楼板，站不起来，四外都是东西，动不了，靠南有一截矮墙，但没有出口。来一次余震，空间就小一点，这种地形条件不知困死了多少人，即使没有伤，巨大的恐惧心理也可以把人吓死！我们找来一把锤子，凿了一个洞，程秀文爬出来了。我说背你吧，他说，不用，我没有伤，自己能走，咱们一块去救别人去吧！
大部队来了，航空兵部队、雷达兵部队、导弹部队、高炮部队，都来了，都是穿蓝裤子的。他们只扎着武装带，斜肩背着军用水壶，没有带任何工具。废墟几乎承受不了这么多的救援者，我们这些伤员就撤到安全地带。我到东西院门洞东侧招待所找到了同乡战友陈洪斌，他只穿一条裤头像蛤蟆一样趴在地上，后背、腿的后部，总之所有的后面迎面全都淤了血，青紫色。他见了我就说：“渴呀！渴……”我说有啤酒你喝吗？他说已经喝了两瓶了，不解渴。我说你等着，下面部队来人了，他们都背着水壶呢。说着转身经过操场向西院首长平房南边跑去，因为我看见了一些挎水壶的人。没有想到，居然意外地见到了空三十八师的小学同学战友张振普，一时激动起来。这还用解释吗？不由分说，抢下水壶就往招待所跑。2006年再见张振普时，我说：“我还歉你一只水壶。”这是后话。再找陈洪斌时，只见到地上的血迹，却不见了人。我拎着水壶四外寻找，并高声喊着他的名字：“陈洪斌！陈洪斌！水来了！”旁边的伤员说：“死了，拉走了”。这时才注意到，操场上到处都是伤员，遍地都是尸体，一时还分不清哪些是活人，哪些是死人。废墟上一具具尸体被抬下来时，用军被裹上，捆上电线什么的，两个人就喊着“一、二、三”，扔上军车。我真的傻眼了！
这时正值中午，滚烫的废墟上热浪袭人，一阵臭味飘来，原来是我耳朵伤口出血发出的臭气。我想，坏了，伤口要感染，不能让伤口晒着太阳。于是又回到我宿舍的位置，找到了军裤穿上，又去找旅行包，发现一位地方的妇女已经把我的旅行包拉链撕开，并放了一些东西。我说这是这是你的包吗？她说是。我心想真不诚实，便从裤袋里拿出钥匙打开了旅行包上的锁。妇女说你拿走吧，我斜眼看了她一眼，心里说你这种人才该砸死！取出我的棉帽，就走了。戴着棉帽、穿着背心、趿拉着大头鞋，这是一景。但在当时的情况下，太正常了，也没有人说什么。唐德观副处长来了，他的腿受了伤，用两块木板条子当拐棍，支撑着往前蹭着。我们一同到译报组宿舍、干部宿舍和指挥所值班室，清点我们航行处存亡人数。这时在航行调度室又找到了蓝绍河，他大头朝下被夹在断裂的水泥地板缝隙中，早就死了。几名部队来的战士用电线拴住，硬是把他拉了出来。看他土灰色的脸，一脸的无奈，似乎还在说“没得办法，该死该活屌朝上。”唐德观说，把手表摘下来吧，将来给他的孩子留下。一个战士问，你是干什么的？唐德观平静地说：我是烈士单位的领导。我们做好了标记把蓝绍河的遗体捆好，装上了军用卡车。唐德观屈指算来，黄升权、张三好、万景旺、张晓纯、卢立军、杨刚受伤；丁炳夫、杨同心、蓝绍河、刘晓忠死了，万夫人也死了，李永德之妻之子之女及阿姨都死了。面对遍地尸体，大家面面相觑，没有眼泪，没有悲伤，似乎神经已经麻木。唐德观盘算着：“李永德处长、荀殿禄副处长、黄继诚出差，也不知道怎么样？还有一个李法成，对李法成，如果他在狱里能救人，戴罪立功，可能还会提前放出来。”原来航行处还有一个冤鬼李法成参谋，1975年底，公共厕所里出现了反标，战勤连一个标图员为了立功举报了李法成，在证据不足的情况下就投入大牢。时至今日，活不见人，死不见鬼。
呼救的声音渐渐没了，一辆军用卡车开到了朱正兴的面前，朱正兴指挥着几个战士开始向外挖铁皮保密柜、找密电码。大约下午六点左右，一场较大的余震突然袭来！废墟在跳跃，大树更加猛烈地扫动着，拉密电码的卡车轮子在地面上左右横着大幅度蹭着；人更是站不住脚，我想抱住一棵大树，但近在咫尺却怎么也靠不上去，就像在梦里一样。也不知震了多久，感觉时间太长，心理几乎要彻底崩溃了！。
四、 一去机场
唐德观对我和卢立军说，你们两个到机场去吧，据说那边震得小些，市里太危险，并嘱咐卢立军带好我，千万别走散了，千万别把小杨弄丢了。惊魂未定的我们，登上拉尸体的卡车，站在驾驶员踏板上向机场驶去。司机是一位北京市救援队的老师傅。一路上，向城外拉尸体的车、向机场送伤员的车和向城里送救灾物资的车交织在一起，有些路段还被废墟堵死了，有汽车也有马车，鸣笛声、马嘶声、吆喝声不绝于耳。什么叫塞车，这就是塞车！一说哪里堵车，首先映入脑海的这个场面。路两傍的楼房基本上都变成了瓦砾堆，还站立的楼房寥寥无几，即使站立的楼房，大都是有一面或几面墙倒塌，让人想到的是骨灰堂一样的格斗。在西北井一带，车辆实在是走不劫了，我们下车步行前进。一路上尸横遍地，有人正用双臂丈量着尸体的长度，然后按照这个尺寸就地挖坑，可能是家里没有劳力，就在空地上挖坑掩埋了。开始，尸体还都用被子或塑料布裹上然后再埋，但后来赤身裸体直接扔到坑里的也不在少数。地震那年的唐山市，重心偏在路南区，市区到机场有很大一块农田地，一条7.5公里长的机场专用线把机场和市区连在一起。我们看到，机场路边庄稼长势正旺，但靠路边的大都被朝向不一的新坟头所毁；伤员车还不时地往下抛尸。这时天又下起了小雨儿，为了不让头伤淋湿，我始终戴着棉军帽。
天黑时分，我们进了唐山机场南营门，卢立军去后勤仓库找老乡，我到了警卫连。连长徐立太、指导员周立平热情接待我，二排及六班的战士见我还活着，更是高兴的不得了。因为我在警卫连锻炼了三个月，刚离开二十天，感情是深厚而真挚的。我问连里有没有伤亡，他们说只有四班战士小陆到二五五医院住院没消息，其他无一伤亡，我听了很高兴！警卫连官兵都从平房里撤了出来，在操场边上的大杨树下支起了帐蓬。连里奉命接待唐山市交际处的外国朋友，并把帐蓬让给外宾住，许多战士一时还没有栖身之地，穿着雨衣站在树下。连长安排我吃上了热饭，并叫四班同年北京兵高单飞同志专门看护我。高单飞跑步过来扶我，说：“快来，刚好死了一个法国人，有一个空位！”这是一个开放式的行军帐蓬，在高单飞的掺扶下，我在北边沿一个余温尚存的空位帖边躺下。高单飞穿着雨衣，抱着半自动步枪靠着大树坐下为我遮雨。他似乎在说着什么，疲惫不堪的我很快睡着了。感觉睡得很香很甜，感觉睡了很久很久。忽然我又被余震颠醒！躺着的我对这次余震感觉完全不样，是一种上下运动的感觉，好象把人向上抛起，劲很大，又把人拽下来──不是落下来，劲也很大。我“噌”地一下坐了起来，发现雨下得更大了。高单飞说：“别怕，没事，你太累了，快睡吧！”我说：“天快亮了吧？”他说：“你刚睡了不到5分钟，天亮还早着呢”。惊魂未定的我问：“房子会不会砸到我们？”他说：“不会，离这还有一段距离。”我问：“大树会不会倒？”他说：“不会，大树盘根错结，不会。”我似乎还在想，大树哪有房子结实，很快又稀里糊涂地睡着了。良久，我被一片热闹的喧嚣声惊醒，睁眼一看天已大亮，是一个艳阳天。连里官兵正围着一个人问这问那，我爬起来一看，原来是在二五五住院的四班战士小陆回来了，他正讲着自己死里逃生和救人的故事。至此，警卫连无一人伤亡，这对连队的主官来说是莫大的欣慰。
五、 回军部
我和卢立军约定早饭后回军部。我先来到机场南营门六班帐蓬里，一是看看我们六班的战友，二是等卢立军从仓库出来。四班副班长刘义当班，班里只留了两个人轮岗，其余都到市救人去了。这时一个身穿睡袍的小胡子扛着一捆油毡纸从营门里向外走。刘义喝道：“站住！把东西放下！”小胡子操着浓重的老奤口音蛮横地说：“这都啥时候咧？！”刘义哗啦抖了一下冲锋枪，义正词严：“啥时候？啥时候也是共产党天下，啥时候也要有组织、有领导……”话音未落，小胡子早把油毡纸扔下落荒而逃。唐山震后趁火打劫的事不时发生，这些，在我们警卫战士眼里早就有了一条警戒线。
我用大头鞋与仓库的一个战士换了一双不太合脚的胶鞋，便和卢立军一起往军部走。一路上，头一天矗立的坟头，已经被一夜的雨水浇塌，形成了一个个长条坑。中午前，我们两人赶到了军部。太阳高照着，废墟里不时飘来难闻的气味，和我耳朵是一样的味，而我的耳朵更臭些。部队来救援的战士们经过一夜奋战，挖出不少人，死的、伤的都有，现在正向更大的深度和广度进军。没有大型工具，挖掘只能靠手，有的战士军装早已磨破，露出肉来，有的战士在救人的过程中也成了伤员。尽管有了一些锹、镐、大锤之类的工具，但对于房架、楼板这些庞然大物来说，太无能为力了。任凭呼救声由大变小，看着被压在废墟底层的人默默地死去。唐德观说，万景旺伤得比较重，你们两个想办法把他弄到机场去，尽快离开唐山到外地治疗。我到宿舍的位置，换了我自己的胶鞋。在抽屉里找到了一些照片，有的照片已经粘连了；还找到了一枝钢笔，这是我在西大楼花5块钱买的“英雄100”型金笔；加上我身上穿的千疮百孔的红背心，这就是我的全部家当。这些东西我一直保存到现在。
六、 二进机场
我们搭车二进机场。这次没有去仓库和警卫连，直接到了停机坪。在机场看到了一个“白头发眼镜”的小老头，正挥舞的拳头，近乎张牙舞爪、竭尽声嘶力竭地发号施令。这就是司令部航行处处长李永德。地震时李处长在北京执行任务，他想方设法搭便机回到唐山机场后，立刻投入到救灾飞行组织和飞行指挥中去。在那几天去过唐山机场的人都记得，那是一种怎样的场面呵：空中，全国各地不同型号的飞机从四面八方蜂涌而至，飞行调配靠肉眼去看飞机；地面成千上万的伤号对天呼嚎，等待救命。由于他有效地组织了唐山机场的管制指挥，创造了机场日起降飞机最多350架次的纪录，也创造了两机最短间隔26秒对头起降的世界纪录。但此时，他还不知道市中心妻儿老小的死活！
在机场还见到了我们航行处参谋黄继诚，他是陪同荀殿禄副处长下部队，从易县机场赶回来的。见到眼前悲惨的场面，黄参谋竟失声痛哭起来，本来神经已经麻木的我，居然也落了泪。
当天我们没有搭上飞机，这天晚上我们在停机坪上度过。停机坪上堆满了外地空运来的物资，有药物、食品、衣服、帐蓬、铁锹、手电、暖瓶、雨具等等，几乎应有尽有，但不知为什么这些物资迟迟没有运进市区。天快黑了，我们用这些物资箱子堆成房子，铺成床，准备休息。辽宁抚顺医疗队的医护人员听说这有几名伤员，就凑了过来。原来，机场里有不少外地救援的医护人员，不知为什么没有进城？一位女医生说：“一定注意，千万不能得破伤风！”说着还给我拿了一支注射液，嘱咐明天到了外地一定打上；后来到了北京也没用上，这是后话。警卫连的战士发现我在这，立刻报告了带班的二排长何成良，见何排长过来，我立刻跑过去报告。何排长问我需要什么？吃不吃东西。为了防止夜里有突发事件，黑灯瞎火地看不见，还送给我了一只手电筒。这只手电筒和那支注射液，我一直保留到今天。我时常把药水拿出来看，久而久之，药瓶上的字迹就磨没了。
今夜星光灿烂。由于整个唐山都没了灯火，这天晚上的星星格外明亮。我们躺在物资箱包上，熬到了天亮。
第一架飞机的马达声传来了，第一架飞机降落了，但是不能马上飞走，因为今天中央慰问团华国锋总理带着毛主席、党中央的声音来唐山。所有的飞机没有准确的飞行计划，也没有准确的预达时间，为了防止飞机空中相撞，保障专机飞行安全，飞机降落后一律在专机落地后再起飞。在李处长的安排下，我们早就登上飞机了，并吩咐我们：“千万不能把万景旺弄丢了，活要见人，死要见尸，否则你们也别回来！”快关舱门的时候，警卫连战士高单飞喊我：“到外地以后，按照这个纸条给我家写一封信，不须长，就说我平安无事即可。”说着塞给我一个小纸条。这时，又有人把一个婴儿顺便递了进来，襁褓里是一个眉清目秀未满周岁的女婴。这是一架苏制伊尔14型客机，理论上讲能乘34人，但在这非常时期，究竟上了多少人？可能机长也不十分清楚。机舱内，四圈折叠铁制椅子上坐的是轻伤员，中间地板上横七竖八床板上躺的都是重伤员。万景旺就躺在床板上，这主要是为了防止骨折的部位不再错位。想想刚才抬万景旺床板登机时，大家都争先恐后，要不是李处长维持秩序，他真的有能从床板上滚下去！机舱内越来越热，空气质量越来越差，主要是伤口化脓的臭味。女婴在我怀里也痛苦难忍地哭了起来，看着这个没爹没娘苦命的孩子，我一时不知所措。一个女同志说我来抱吧，女婴顿时就不哭了。有人有气无力地说：“打开冷气吧！”机长出来解释道：“我们要节约航油，因为往哪飞我还不知道，防止飞不到目的地。大家再坚持一下。”这时，舷窗外一架波音707飞机着陆了，我看着它滑行，滑到了停机坪。舱门打开了，一个留着平头的伟岸之躯从飞机走下，旋即乘车离开机场。飞机在抖动、引擎在咆哮，我们的飞机起飞了！飞向哪里？谁也不知道，反正是要离开灾区，到外地去治伤。
七、 住院
飞机起飞了，好象有意在灾区上空绕了一个圈子，然后背着太阳方向飞离唐山。地面的景物逐渐变远，逐渐变得清晰了。但见唐山大地阡陌纵横交错，阡陌两旁不是农田，而是一片连一片的废墟；阡陌两旁攒动的人头也不是锄禾的农夫，而是抢险救灾的军民。西山口，巨幅毛主席语录牌还矗立着；马路上，人像酒壶马像兔。唐山军民正在与大自然进行着殊死的搏斗！
没有飞多久，飞机就着陆了。滑行时，我数着停机坪上有13架三叉戟，有穿空军服装的警卫战士，这是一个空军机场。后来才知道这就是空军南苑机场。走下飞机，一个身穿军绿飞行夹克衫的飞行员向我们走来，在飞机上我见到过这个人。他问：“你们是军部的还是唐山机场的？”我们讲，是军部的。这个人又问：“你们认识蓝绍河吗？”卢立军冒失地说：“死了！”随后又觉唐突，反问道：“你是谁？”那人道：“我叫蓝绍生，是蓝绍河的哥哥。确实是死了吗？你们是哪个单位的？你们见到了吗？你们认识蓝绍河吗？”我们把见到的有关蓝绍河的情况一五一十地说了一遍。伤员都被抬下了飞机，蓝绍生似乎还有问不完的话，但飞机马上要走，便带着一脸与蓝绍河相似的无奈返身上了飞机。后来看报纸知道，蓝绍生并没有把弟弟牺牲的消息报告空三十四师首长，而是忍着失去手足的悲痛，直到空运任务结束。为此他立了功，还上了报纸。
几辆军用大轿车开过来了，装上伤员，打开双闪，风驰电掣驶向市区。一路上，绿灯，通过；黄灯，闯过；红灯也毫不减速。前边右座的一个人把半个身子伸出窗外，并用手猛烈击打车帮，嚷道：“唐山伤员！唐山伤员！”只见交警用身体把将过马路的行人拦在“安全岛”内，用手示意大轿车通过。一时，给北京市民平添了几分紧张气氛。大轿车在马路上飞奔，只见北京的马路非常宽敞，楼房非常高大，人却非常稀少。一个高楼上飘下一条巨幅标语，红绸白字写着：“热烈欢迎博茨瓦纳总统访华”。很快我们便来到了北京郊区的空军总医院。
当时的空军总医院确实就是郊区，南墙外是老乡的粪池，北门外是一片农田。院内也没有那么多楼。西门内南侧是一个空场，搭起了帐蓬挂上了“轻病区”的牌子；北门一进来的西侧是几栋家属楼，东侧向南直到主楼前是一大片空地，也支起了帐蓬，是“重病区”。我们被直接拉到重病区，一群军医、护士迅速围拢过来。我把女婴交给了一个护士，女婴没有伤；不能动的伤员，先用听诊器听一听，扣一扣胸，然后再处理外伤；能动的伤员直接处理伤口。护士对我有出血点的伤口做了消毒处理：头部发迹以上有三处开放式创伤、耳轮有一处外伤、右腿股直肌上有二条15公分划伤（就是因为这个伤口消毒不好，留下高出表皮1毫米的红色疤痕没当上飞行员）、腰部和腹部有几处小伤。护士说，其他没伤口的地方自己用手巾擦一擦吧。
检查完毕，给每个人发了一本《毛泽东选集》四卷合订本，几张信纸，几个信封，嘱咐我们尽快给家里写信，以免家人挂念。许多人看到信纸都面面相觑，因为大多数伤员都是唐山人，从灾区出来，有的只剩下一个人了，有的是双双受伤入院，有的生死未卜，写给谁呢？只有我们这些在唐山服役的军人才有可能写一封家信。我把被子掀起来床铺当桌，迅速替高单飞写了一封家信。高单飞留给我的纸条只写了地址和收信人叫高勇，我也不知道高勇是他弟弟还是父亲，两字名叫×勇的，十之八九是五十年代生人。因此，我写信抬头写了“小勇：我是高单飞战友杨刚，在空军总医院住院。高单飞没有受伤，委托我写信告知。”然后开始给我父亲写信。可能是因为床板不平吧，字写得不太好，有些字有描的痕迹。当时我想，这样的信老人看了会以为我受了很重的伤。“不行，得重新抄一遍！”这时一个漂亮的女护理员过来收信，并说粘上就行，不用邮票，邮资总付。我把写给高勇的信交给了她，她见我还要抄另一封信，就说：“杨刚同志你要抓紧哪，不然信今天就走不了！”我说走不了就明天，真是年少不知“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当晚，我偷偷地跑到主楼地下室卫生间洗了一个冷水澡，因为我还有难言之隐不能叫护士看见。我把全身都洗了一遍，发现“烂裆”居然好了。每天注意清洁卫生还烂了裆，几天不洗澡在废墟里磨打滚爬，烂裆却好了！第二天换药时，我洗澡的事被体貌端庄的鲁护士长发现了，她不阴不阳地说了我一顿，说耳朵是脆骨长的，最容易烂掉，你缺一只耳朵看怎么说媳妇！后来我发现换药时只给耳朵擦药，其他的伤口一律用盐水消毒。
第二天，我到另外一个帐蓬里去看那个女婴，却发现她已经不在了。护士说，是爷爷、奶奶来接的。我说：“孩子连个名字都没有，爷爷、奶奶怎么能认出呢？肯定叫别人抱走了！”护士见我怅然若失的样子，安慰道：“算了，你把她带到医院已经尽了责。看上去两位老人不像坏人，跟上他们可能还会享福呢。”我还能说什么呢？那几天，经常有北京市的老人或无孩夫妇到医院里来领孩子，没伤的、轻伤的、长得好看的都接走了；伤重的、长得不好看的、年龄稍大点的，却没人领。我回到我的帐蓬，见万景旺正奋力起床，却怎么也起不来，他的锁骨折了，其他部位还有不少外伤，起床非常艰难。见我过来，万景旺急忙说：“快，把我拽起来，我要撒尿！”他拽住我的手，没费多大劲竟起来了。他非常高兴，说，赶紧给我找根绳子拴在帐蓬铁架子上，我自己就能拽起来！我给他找到了一根小绳拴上了，万景旺果然就能“自理”了。
紧挨着万景旺床铺有一个挺帅气的小伙子，浓浓的眼眉上边有一条开放式伤口，肿得挺厉害，身体躺在铺板上就像面条一样柔软。原来，他是腰椎受到重创，有截瘫的危险。《空军报》来人了，《战友报》来人了，《解放军报》来人了，一拨一拨地人群把这个床铺围的水泄不通。后来看报纸才知道，他就是任名同志。地震当天在小车班空场听到那个老人喊：“谁是司机？有没有司机？谁会开车？”这个老人就是空六军李副政委，而爬上吉普车的战士正是任名，当时他的腰被砸的几乎不能动了，但首长喊了半天没有司机，任名同志便上了车。当时踩油门的力气都没有，他就用一只手压在右腿上去帮助踩油门，勉强把首长送到了唐山机场。当首长用电台向上级机关报告完灾情，发现任名同志已经瘫在驾驶席上！报纸上还配了照片，是一群医护人员围着任名和其他几个病号。万景旺为此还对我“耿耿于怀”：我用剪子给万参谋剪头发，剪成了大寨梯田的形状，没当成“群众演员”，这是笑谈。
那年秋冬时节，我们在党峪军部后勤部与干部灶的三叉路口相见，竟没有马上认出对方。原来住院时任名同志伤势很重，像面条一样躺在床上，个子修长，俨然是个大个子。党峪相见时，发现他怎么矮了？还是眉宇间的一块伤疤让我认出了他。此后过从甚密。1977年夏天，挑选飞行员工作开始了，当时军部不具备检验条件，空464医院的医护人员都到遵化展开体检工作。后勤部卫生处的张助理带队，任名同志驾车，我作为军部唯一的一名飞行员选飞候选人参加体验，并以强壮的体魄通过了初选，非常高兴，就约任名同志到遵化县照相馆照了一张相。
第二天，新的一批伤员又运来了，我和卢立军同志被安排到了轻病区，同时搬过来的还有卫生所的卫生员鲁纯昌同志，唐山钢铁公司的田大伯。鲁纯昌的头胪肿得像个大冬瓜；田大伯的半个耳朵快掉了，他说，他弟弟在空军总院当医生，不然，半个耳朵肯定保不住了。这时我才意识到耳朵受伤的严重性。
我抽空把家信抄完，那个漂亮的女护理员又来了，原来她姓曹，我把信交给她寄走了。这时一个小姑娘来叫我，说她爸爸解不出手来，叫我去帮个忙。原来这是空六军后勤部副部长韩广云14岁的小女儿，韩副部长地震前一天晚上刚从北戴河疗养回部队，当夜就被砸了。由于龄较大，身体较胖，行动不便，对于解手之类的事，小女儿显然不便处理。我来到韩副部长的帐蓬，见他夫人也在，这是一个身体发福的阿姨，也受了伤。此后的半个月里，每天我都过来协助韩副部长出恭。这时听到隔壁有人在嚎，嚎的挺瘆人，出于好奇，我跑到这个帐蓬门口，只见一个其貌不扬的家伙，身上和胳膊上缠着绷带，满脸痛苦地躺在床上一边挣扎着一边干嚎。见我来了，他嚷道：“小老乡快过来！”他认出我来了，原来是气象处的“大学生”王吉辰同志。震前我曾见过他，那是一次课间休息，许多人都蹲在杨树下用草棍逗小地洞里的“知了猴”，唯有一个人围着操场跑步。黄继诚见了老远就喊：“大学生！”这个人就是王吉辰。那个年代，“大学生”几乎就是贬义的绰号，即使是真的“大学生”也会被人曲解。经寒喧，原来我们还是同乡。正是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见王吉辰伤成这个样子，我的心也十分难过。我问他，我能帮你干点什么？他说：“我就是想抽烟！”我为难了，我又不抽烟，而且从灾区过来，屌蛋精光，一分钱没有，想给他买烟也没有钱。忽然有人喊：“杨刚，有人找，快回病房！”我心说肯定是喊错了，哪里会有人找我呢？回到轻病区的帐蓬，只见一个梳着短发的中年妇女，见了我就说：“你是杨刚吗？”我说：“是呀，您是？”“我是高单飞的妈妈，刚才接到你写的信，我就赶来了。”原来是高单飞的母亲！怎么这么快？这就是那个年代的速度，北京市内平信当天到，快了，当天可以收到回信；从唐山到我东北老家，平信三天到达，加上写回信，一周打个来回没有问题。高妈妈说，这几天人都快疯了，活不见人，死不见鬼。一块到唐山当兵的有好几个当天就来电话了，有的还来了信，怎么单飞就不来呢？我想肯定完了！可一块当兵的又说唐山机场一个人也没死，没死怎么就不来信呢？哎呀，可急死我了！接着你的信，更着急了，没受伤怎么不自己写信，还叫别人代写？而且也没写清楚。所以两口子一商量，我就赶紧就从东大桥幸福一村往这赶。钓鱼台30号，从来没听说过，太远了，倒了好几路车，走了两个多小时。高妈妈不停地说着，忽然又问，你伤的怎么样？我说没大事，都是轻伤。我问高勇是谁？她说是单飞的爸爸。我一下子不好意思起来。我又把在唐山机场高单飞怎样看护我、怎样登机、怎样递的纸条，一五一十又说了一遍，力图使她相信高单飞没有受伤，她也基本相信了高单飞没伤。她要走了，说来的仓促，也没买东西，给你五块钱，买点补品吃吧！高妈妈走了，我才意识到我的家信不该晚寄一天，家里的爷爷、奶奶、爸爸、妈妈以及兄弟姊妹该多着急呀！但后悔已经晚了。我忽然意识到我有钱了，五块钱，差不多一个月的津贴费呀，买点什么呢？吃、喝、住都不花钱，什么也不需要。对，我要给王吉辰买烟。我到军人服务社捡便宜的香烟买了好几条，我也不懂烟的牌子，反正多点总比少了强吧，把五块钱全花完了。王吉辰似乎一抽上烟就能减轻伤痛，他这个高兴劲啊甭提了！我也因为他减轻了伤痛而高兴，却被医生狠狠地熊了一顿。王吉辰伤得确实很重，出院以后没有人再叫他“大学生”了，而给他换了一个新绰号，叫“一把手”，两种含义：一把好手，一把坏手，我想应该侧重于一把好手吧。那只坏手实在是拿不出手：枯干、青紫、萎缩、冰冷，比那只好手的体表温度要低五度。
一天，我到重病区去看空六军副参谋长刘福山同志，他伤得最重，就跟上刑一样，大腿被一根钢丝吊起来，表情也是十分痛苦，我说：“首长，我来看您来了，我能帮您干点什么？”。他问你是哪个处的？我说是航行处的。他问：“是‘白毛’那个处的，还是‘老戚头’那个处的？我说：“是李永德处长那个处的。”他说：“噢，那是‘白毛’那处的。”我说对。他又补了一句：“是领航处的。”我愕然。当年，我们航行处不为首长看重，经常把航行处和领航处搞混，所以就以两个处长的特征区别两个单位，可还是搞错了。这天空军总医院给我们空六军的伤员每人发了一本《毛选》四卷合订本、一条白底碎绿花的裤衩、一个白底红花的搪瓷缸子、一套65式纯棉布空军军装，并一再叮嘱我们，不要告诉地方的田大伯，要问起别说是空军总医院送的，就说是你们空六军派人送的，千万千万！有了新衣服，我又到主楼地下室的卫生间偷偷洗了澡，然后换上新衣服。男护理员小刘来了，他背着一个理发箱子，说你头发有点长，我给你理一下吧，这样才符合军容风纪，配得上新军装。小刘是1975年兵，比我大一岁。他说我最不愿意给你们伤员理发，满脑袋是伤，动不动就叫唤；但病号也不好，我们还得戴口罩，怕得传染病。话音未落，我居然哎呀叫了一声，原来我前额头偏左有一个包，推子一摁上去痛得我直嚷。他仔细查看了一下说：“别看这个大包没出血，但胪骨已经骨折了，我得向医生报告，看看有没有脑损伤。”理了一半头发小刘走了，一小会，值班医生、实习的王医生、鲁护士长、曹护理员等来了七八个人。那时候也没有什么仪器设备，经过一通人工测试检查，断定是胪骨骨折，伴有脑震荡，但大脑没有损伤，我们都松了一口气。小刘继续给我理发，说实在的，理发水平极其一般，虽说不是“大寨梯田”，但比狗啃的强点有限。理发时我低头看到胶鞋太脏了，说理完发我得刷一刷鞋。理完发我打开“长流水”刷起鞋来。有一个医生从那经过，说小伙子注意节约用水！也不知过了多久，她又过来了，见我还在刷鞋，不太高兴地说：“你刷这双鞋浪费了多少水呀，怎么还没刷完。”我说:“我的全部家当，就只有这双鞋了！”“那你就刷吧！”医生说完，笑着走开了。在总院开始叫我们吃流食，后来改半流食，但我根本吃不饱。在新兵连我要吃六个馒头，在警卫连也要吃四个馒头，吃流食根本不禁饿，所以我有时还到食堂去打点野食。食堂就在轻病区南侧，有一个老师傅还经常给我留点抗饿的东西。一天我到食堂去，发现紧贴着围墙有一个煤堆，我上了煤堆，居高临下，往南看围墙外一览无余，近处是老乡的大粪池，然后是菜地，还有一大片水洼，再往远处看是一个高大的建筑。我问老师傅那是什么大楼？老师傅十分骄傲地说：“那是国庆十年大庆时的十大建筑之──民族文化宫，有13层呢！”我又问：“天安门远还是民族文化宫远？”老师傅说：“天安门远，来回差不多有五十多里地吧！”好家伙，太远了，不然我就走一趟天安门广场，因为我没钱。
八、 家书
8月10日，盼望已久的家信来了，而且是三封：爸爸一封、姐姐一封、舅舅一封，都是8月6日寄出的。我先看了比较薄的姐姐的一封，信中说得知你大难不死，全家人都激动地哭了，随信还夹了五元钱。然后再看也是比较薄的舅舅的一封，舅舅的信说，听说唐山地震，我从农村赶到城里打听消息，第一次不让进门，说没消息，第二次还说没消息，也不让进门，第三次说收到来信了，受伤在北京住院，我赶紧回家卖鸡蛋卖了五块钱，今天给你寄去。一张破窗户纸写的信里果然也夹着五块钱。最后看了厚厚一封，这是爸爸写的，爸爸妈妈都是老师。
原来地震当天，妈妈从收音机里惊悉唐山地震，赶紧把收音机关掉，因为怕年迈的爷爷、奶奶知道。然后派我12岁半的四弟到“五七干校”去找爸爸。四弟骑着自行车跑了几十里地找回在“五七干校”劳动的爸爸，爸爸在农村劳动听不到广播，还不知道唐山地震。家里的空气凝固了，爸爸一声不吭，妈妈躲在厨房里流泪，爷爷、奶奶心里直嘀咕：这些人都怎么了？下放劳动的不到期限就回来了，上班、上学的也不去了，放假了吗？爸爸信中说：如果把唐山地震的消息告诉奶奶，她老人家肯定活不到你来信的8月6日这一天！因为她是不同意我去当兵的，但又怕耽误了孙子的前程，可以说是忍痛放我走了。奶奶不识字，我走了以后，奶奶每天用粉笔在墙壁上划道道，一天一道，十天一行，已经划了150多道，她老人家在盼着我探家的一天。震后第三天，42岁的妈妈开始掉牙了，接二连三地掉下二十几颗，收到信的这天，就仅剩下4颗了。不论在城里还是在农村的亲戚、朋友、老师、同学，都来打探消息，甚至家门口还围了一伙人不肯散去。哥哥从乡下集体户回来了，姐姐、姐姐夫从工厂回来了，二大爷从镇上来了，二舅从农村来了，二舅爷、三舅爷、四舅爷来了，表姑们都来了，还有战友的家长也来了……。这些来人，一律被在大门口“值班”的四弟拦住，不准进大门，以对奶奶封锁消息。一天，三舅爷来了，但因为耳朵背没拦住，竟闯了进来。爸爸正在假寐，听说有人进了大门，跣足把人迎在门外，简短交底：“唐山地震奶奶不知道，千万别提地震的事！”三舅爷进门和奶奶相互问候，兄妹俩便一时无话，良久，走了。奶奶直纳闷，三哥好几年不来一趟，来了又不说话。
8月6日，我的来信到了，正赶上家里没有人，奶奶求隔壁邻居吴大伯念信。大伯深感责任重大，不敢代读，说：“大婶，我是旧社会过来的人，没念过书，不认字呀！”奶奶纳闷，明明见过他看过大书（较厚的小说），怎么会不认识字呢？是我记错了？姐夫回来了，见到我写的家信，一把抓过来，不看内容，先辩字体；不看信瓤，先看信皮，怎么是从北京来的信呢？见字体是我的，心里有几分踏实了，但仍不敢给奶奶念，因为责任太大了，如果念信时奶奶激动起来犯了病，实在是担当不起。于是拿起信来开始胡乱编排进来：“最近因为发大水，信走得比较慢，所以……”,奶奶问：“哪里大水，大吗？”“我往后看看，嗯，有，锦州大水……”，奶奶又问：“那唐山没有大水吗？”姐夫灵机一动：“您想，唐山是山，对，是山区，有水也不怕！”就这样，把奶奶给“忽悠”住了。中午了，爸爸、妈妈都回家了，见到我的家信，赶紧看了一遍。奶奶伸着脖子等了半晌没有听出声音，越发地急了：你们这是怎么了，一封信都念不下来，还当什么老师？还在外边做什么事？这时爸爸想好了主意说话了：“唐山地震了，小刚受伤了，是轻伤，看，信是他自己写的，字还写得挺好呢。这几天没有告诉您，是怕您着急……。”奶奶闻声，失声痛哭起来：你们有什么事都瞒着我，小刚肯定没了！我得到唐山去，我得找我孙子！全家人好说歹说才叫奶奶相信了我还活着。
从那时起，奶奶就打定了主意：一定去一趟唐山，看看孙子伤得怎么样？爸爸、妈妈拗不过奶奶，只得为年事高、体多病的奶奶准备行装：薄棉衣、厚棉衣各一套,奶奶夏天也是穿棉衣的；各种膏、丸、散、丹，奶奶是不吃西药的；各种注射针剂，爸爸因奶奶久病而成医，可以随行打针；小暖壶一个，奶奶一年四季须喝开水；热水袋一个……。当爸爸为奶奶准备停当了，便给我来信，一定要来看我，不日内将启程。当我接到这封信的时候，已经回到部队了，但不是唐山市里，而是遵化县境内燕山深处的洞库指挥所。那是一片帐蓬的营房，根本不具备接待能力；30几个小时的火车自不必说，唐山市到大官屯70几公里的敞蓬解放卡车也够老奶奶呛。我赶紧给家里拍了一封电报，说部队首长不允许家里来人，这是命令！确实有这样的命令，震后一直到1977年春节前夕才允许家属来队。奶奶没了辙，抑郁成疾，直到第二年夏天，我才请了回老家看望奶奶。这一年奶奶74岁，头发几乎全白了，炕头的墙壁上划满了粉笔道道，足足502道！43岁的妈妈嘴里已经没有一颗牙齿，正准备装假牙。
九、 挖密电码
1976年8月15日，在空军总医院住院医治半月后头上依然扎着渗着血迹的绷带的我，乘北京213大屁股吉普车归队了，同车的还有后勤部战勤科科长邹德耀及夫人、我们航行处的译电员卢立军、空司门诊部的卫生员鲁纯昌，还有两个人不认识。住院期间我们一直想瞻仰雄伟的天安门，但一是交通不便又没有钱，二来也没有衣服穿，所以愿望终未实现。应我们要求，汽车经过了天安门广场。30年前的北京，空气清新，天空湛蓝，街道宽敞，交通井然。红墙碧瓦的紫禁城，金壁辉煌的天安门城楼，着实叫我激动了一番。汽车在国道上颠簸了大半天，一路上，唐山大地震所波及到的北京、天津、河北大地，尽是残墙断垣，经过遵化县的一个小村时，还因有房屋倒塌而堵住了马路。中午过后，我们来到了遵化县党峪镇娘娘庄公社大官屯大队西10里的空六军永备洞库指挥所。这个地方我很熟悉，4个月前，我们的新兵连曾在这训练了40天。这里是一片大山，山里有我们几个山洞，山外是老乡的层层梯田。当时就是把老乡的梯田整平作操场，训练结束后又把踩硬的耕地翻松。拐过大官屯村口，我还直琢磨这么大一个军部机关，几个洞怎么能住下呢？等到了雷达十六团团部，往洞库维护队方向望去，但见漫山遍野，绿帐连营。原来是征用老乡的耕地支起了帐蓬。我被安排在洞库维护队蓝球场上的帐蓬里，我的左侧是高炮处的闫贵新，右侧是雷达处的徐宝仁，对面是卢立军，还有一个是军务处的郑参谋。郑参谋因为没有及时救自己儿子，此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儿子都不叫他爸爸。航行处的帐蓬在隔壁，因为人已经满了，就把我安排到了一个杂人居住的帐蓬里临时休息。当晚我便住进了航行处的帐蓬，见到了李永德处长、唐德观和荀殿禄副处长，还有震后仍在唐山坚守岗位的参谋张三好、黄升权、黄继诚、张晓纯等人。还有几个人不认识，见到我们几个伤员从北京住院归来都很热情，原来这是下属部队来援助我们开辟战时指挥所的，有空十七师的张继有、苏迪初、孔祥钦，空三十八师的李广安、罗振章，还有北空的解继宇也来帮助开辟航行译报组工作。
原本想尽快跟班单独担负战备，因为震前制定的计划是训练30天值班，震前训练了20天，地震耽误了些时日，再训练10天不就可以担负战备值班了吗？李处长和张晓纯却把我单独拉到一边。张晓纯问：“你训练用的‘密电码’是放到铁皮保密柜里了吗？”我这时才意识到，我们的‘密电码’出了问题，我想了想说：“没有，是在写字台中间抽屉里。”李处长十分激动地说：“怎么样？没有放进保密柜，本身就违反规定！地震了不抢救‘密电码’，你这个译报组长罪加一等！”说完转身走了。原来，张晓纯跟处长说的是“密电码”放进了铁皮柜，如果铁皮柜被砸烂，里边的东西流落出来罪过小些，而没放在铁皮柜情节就不一样了。但我不知就里，就说了实话，害得张晓纯叫苦连天。
第二天天刚亮，我就被卢立军叫醒了：“快起床，挖‘密电码’去！”李处长带队，张晓纯、卢立军、孔祥钦还有我，坐了两个小时的敞蓬卡车来到了唐山市军部旧址。半个月后的唐山市跟我们离开时已经完全不一样了，一进城便是臭气熏天，这种臭不是一般的臭，您去过冷冻厂吗？长期存贮猪肉的冷库的“死猪肉”味，但唐山市的臭味要比这种臭味浓十倍！而且震后十年内这种臭味还不时随风飘来。这是数十万尸体在废墟里腐烂、渗透、发臭！大灾之后必有大役，这是古今中外没有例外的。为了防止“02号病”（霍乱的代号，当时都这么说）的发生，此时空中已经有运五飞机拉网式喷撤药物。
所有的楼房建筑都被反覆挖掘多次，已经是名副其实的瓦砾场了，真正的地震遗址是不存在的。军部指挥所大楼，更是被救人的、挖设备的、找文件的折腾了不知道几次。在人们的指点下，戴着防毒面具的军人还能挖出腐烂的尸体。这时的尸体已经不能用被子裹了，而是用特制的塑料袋装殓。尽管如此，还是隔不住臭气，救援人员还得湿毛巾和防毒面具并用。高炮二师有1个连的兵力在指挥所楼等我们，我介绍了放“密电码”桌子的位置，介绍了“密电码”特征：“密电码”就是一本书（这是《红灯记》里鸠山的话），一个浅蓝色的小册子，右上角写着“绝密”，下边落款是“空军司令部”。于是，一个连的同志开始了“密电码”的挖掘，我们从北京回来以前他们已经挖掘好几天了。在我们住院期间，机要处保护好了“密电码”受到首长和上级机关的表扬，航行处“密电码”丢失遭到了严厉批评，并责令不惜一切代价找到，绝不能落到“苏修”特务的手中！因为这本“密电码”的去向不明，导致全军启用备用“密电码”担负战备。因此，说起我的罪过来，要多大就有多大，我心里想：等着挨处分吧！要不然就判刑？判刑该不会吧？这一天没有战果，张晓纯交待连长安排人站岗，尤其晚上禁止他人靠近指挥所楼废墟。第二天我们又来了，航行处不值班的参谋也都参加到挖掘的行列里，这一天还是没有结果。第三天，我们到达废墟后首先研究了一下挖掘方案，第一，扩大挖掘范围，把以前挖过的地方再重新挖一遍，第二，加大挖掘深度，从四周开始挖，挖过的渣土向外倾倒，一点一点向中间围剿。新的一轮挖掘开始了，我们航行处的几个同志则来回巡视，不放过任一可疑的蛛丝蚂迹。由于作业场狭小，炮二师的战士们个个都挥汗如雨，轮波替换。一个战士拿着一个折成小册子形状的北京市地图交给了援救参谋张继有，问有没有用？张继有顺手交给我说：“杨刚，拿着，将来到北京去能用上。”我接过了这幅十六开的北京市地图，竟然是1966年版。为这事，张继有还在震后总结时作了检讨，上升到“发国难财”的高度。午饭过后，大家都在作短暂的休息，一棵松树下面一块小木板让我眼睛一亮：“密电码”！我叫了起来，航行处的人和一个连的同志惊诧地都看着我。我赶紧从废墟上飞跑下来，直奔我们挖掘范围以外的那棵大松树，从一个战士的屁股底下拽出那块小木板，迅速翻过来，一个蓝皮的小册子赫然钉在木板上。我把它高高地举起，喊着：“找到了！找到了！”这个战士愣愣地看着我，半响说出一句话：“这块小木板我休息就坐着，休息就坐着，已经坐了好几天了！”这时我才想起来，我训练用的“密电码”是复员回家的老兵张彦军同志留下的，他考虑到译报时方便翻查，就把小册子钉在木板上了。这个做法张晓纯是不同意的，因为战时不可能带着木板走，不符合战时要求。但我觉得小木板钉着确实方便查找，也就延续下来了。可是几天以来，大家都是按着我说的“‘密电码’就是一本书，一本浅蓝色的小册子”来挖，根本没注意小木板上钉的就是“密电码”。总算挖到了，总算没白付出辛苦。虽然经过几场大雨的洗礼，居然没有缺角、缺页，这又要感谢那个小木板了。炮二师的同志们完成最后一项任务就归建了。黄继诚对李处长说：“密电码”不能算丢失，因为它没离开废墟，应该算失控。李处长气犹未消：“失控了半个月，跟丢失有什么差别？”黄继诚说：不一样，丢失是找不到的，失控还能找回来，而且确实它没离开废墟。李处长说要向军党委汇报，结论由党委下。后来传说，天灾不小了，不要再添人祸了。
十、 立功
1976年8月24日，空六军抗震救灾立功授奖大会在比较大的一块梯田踩平的“操场”上举行。当时空六军简易房还没有盖起，通信营二连维护哨后边的大仓库还不敢轻易使用。会场再简单不过了，首长所在的位置视为主席台，摆了一排折叠行军桌、行军椅，参加会议的人员自带马扎，按司、政、后和直属分队建制序列与主席台相隔两步对面坐好。在机关队伍里我算高个头，所以坐在第一排。八月的天空，骄阳似火，一丝云彩也没有。首长们戴上了草帽，政委杜敬秋热得把草帽摘下来当扇子扇来扇去。军政治部张副主任主持会议，会议开始，先由司令部政治协理员蒋开生同志起头高唱《东方红》。当年在《参考消息》有评论说，中国开会前唱着歌唱毛的《东方红》，就象教堂里唱诗班在唱赞美诗一样地乏味。我们当年的确是乏味的，但比信徒唱圣歌还要虔诚。唱完歌曲，开始按会议程序宣读命令。可能是刚才唱歌太卖力气了，我满头大汗，便把军装脱掉放在腿上，上身只穿了一件地震时曾穿在身上的红背心。后边见前排有人穿背心，也都纷纷脱起军装来。张副主任见了马上说，请大家把军装都穿上，这是一个很严肃的会议，军容都要严整，不能因为地震了就“稀拉”起来；第一排穿红背心的小伙子你先把军装穿上。我赶紧穿军装，还回头看了看，后边也都是穿军装的动作。当年规定干部可以穿自购衬衣，所以穿着衬衣是五彩缤纷。会议继续进行，忽然台下又一时骚动起来。张副主任说，台下不要讲话，不要指手画脚！可能台下还有人指点着，张副主任下意识地回头看了看，杜政委、张副军长等首长也回头看了看。蓦地，张副主任一脸严肃：“同志们，我犯了一个错误，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犯了一个十分严重的错误！我们今天开这样一个严肃的大会，没有悬挂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的画像，这是一个十分严肃的政治问题，我有罪，我检讨，我作深刻检查！”原来是没悬挂毛主席像，这可能是震后开的第一场大会，还没有震后开会的经验。这在当年的确是政治问题，如果有人报到上边，问题的严重性要有多大就有多大。几个战士飞奔到上层梯田的帐蓬里，抬来一幅毛主席像，又把画像挂在一根柱子上。张副主任说：“会议继续重新开始，我有罪，我检讨。”说着还向毛主席像低了一会头，算是“低头认罪”。会议宣读立功授奖命令和首长讲话的事都忘了，唯有毛主席像事件记忆到今天。
航行处只有我和卢立军两名战士立了三等功，立功证书上写道：杨刚同志在唐山地震中负伤，与战友一起救出5人，荣立三等功一次，日后还上了《空军报》的光荣榜。《立功喜报》寄回家，家里老人还把它镶到镜框里，挂在墙上显眼的位置，逢人便说，我儿子在唐山大地震中带伤救人，立了三等功。我们航行气象联合党支部也给李永德处长请了功，而且请得是二等功，作为党支部书记的李永德，却悄悄地把材料抽掉了。他没有华丽的语言：“家都没了，还要功干啥？”18岁的我，第一次领略了共产党人的风范。无名英雄这个最令人敬仰和难忘的形象一直萦绕在我的心头。我为我立功而感到惭愧，与李处长比，太渺小了，太微不足道了，况且“密电码”失控事件当时还没有结论，用寝食不安来形容我当时的心情一点也不过分。
任名同志因冒死送李副政委到机场用机场的电台向上级汇报灾情，荣立一等功一次；朱正兴因死守“密电码”荣二等功一次，所在单位司令部机要处荣立集体二等功一次，朱正兴升为该处处长。空军唐山场站航行调度室荣立集体一等功一次，空军唐山场站被授予“抗震救灾模范场”荣誉称号。
三十多年来，我还一直为救人太少而内疚而遗憾而惭悔。汶川地震后，我有幸在北京又见到了难友卢立军同志。卢大哥宽慰我说：“当时就那个条件，尽用手抠，我们已经尽力了！你再看看参加汶川地震救援的日本救援队救了几个人？台湾队救了几个人？香港队救了几个？”卢立军说：“我们救出十五人也不只，可能活着的是五人，死尸都没有算”。我也说不清是多少了，反正已经不重要了。
十一、 善后
1976年底，震后的第一个严冬，我们的“新军部”在一片梯田上建成了。空军基建十总队奋战三个月，搭建了上百间的简易房：竹竿当柱，苇薄作墙，黄泥抹光，油毡苫顶。晚上电灯亮起来的时候，从远处看，梯田上的简易房就象一座座高楼大厦，层层叠叠，参差错落，远近高低，气势不凡。这种简易房，抗震性能极好，柱子埋进地下1米多深，绝对倒不了。
11月15日21时55分，又发生了一次比较大的余震，刚刚熄灯的军部（当时规定冬季21时30分熄灯），被上下抖动、高低颠簸、左右摇晃的余震搅得沸腾了。我也以经过震后不断归纳的所在房间逃生办法：翻身、下床，取捷径飞奔出门。当我站到房外时，房子还在“筛糠”，而比我们司令部航行处高一层梯田的通信营一连和更高一层的二连方向，已经喧闹起来了。声音时高时低、时隐时现，逐渐就能听清楚了，原来是人们相互取笑没有穿衣服，没有空裤子，没有穿鞋子。我才意识到，我也只穿了裤头和背心，还光着脚丫子，这时才觉得冰脚。再看我们这栋简易房从西到东通信处、航行处、雷达处、小车班门前的人们，穿戴也都和我差不多。大地经过数十秒钟的“漫长”的颤抖后，终于恢复了平静。这时刚逃出屋的人笑话我们胆小鬼，而我们则攻击他们动作慢，他们又转而笑话我们衣冠不整，一时笑声一片。这是震后最大的一次余震，也曾见诸新闻媒体。我进屋后才发现，炉筒已经拔了铆，“扫地风”炉火正旺，火苗窜得老高，房薄上掉下一些土块散落在地面和床铺上。我们着力推了推刚才还在“筛糠”的房子，房子很牢固，几乎纹丝不动。尽管我们都知道房子很结实，根本倒不了，但还经不住大地颤抖的恐惧，以百米冲刺的速度夺路逃跑！
冬天到了，震后的一日生活秩序和战备值班工作都走上了正轨，已婚干部的家属也准许来队了，死难烈士遗体清理遣送工作随即展开。因为是第二批转业干部，唐德观副处长不参加战备值班工作，被临时抽调善后办，负责在机场南头临时墓地死难烈士尸体挖掘和火化组织工作。这一天该挖到李永德处长家属的坟墓了，李永德到了现场。一镐头还没下去，李处长已经哭成了泪人。坟墓掘开了，军被打开了，唐德观突然发现这个插着“李永德之妻之子女之墓”木牌的坟头下，并不是永德同志的爱妻康娟丽及子女，而是一个男同志的遗骸！这不是地震掩埋尸体时搞乱了，就是木牌挪窝了。见状，唐德观趁李处长还没看清的当，赶紧把他劝走了。这还是有组织、有领导的临时掩埋，几十万人罹难，谁能保证不弄错？据报端所载，有亲自把妻子尸体抬上车者，震后续弦，妻子又从外地住院痊愈回来的例子。报纸展开讨论，结论是“都要发扬共产主义风格！”正是：天下之大，无奇不有。
1976年我们航行处14人，其中3人出差在外地，11人在唐山。在11人中5人牺牲，6人受伤。
刘晓忠是老红军的后代，对部队没有更多的要求，但不算革命烈士不罢休。也有道理，别人是死在宿舍里，算震亡，我儿是在工作岗位上应算牺牲。同是工作岗位上死的，“雷锋式的女战士”高东丽可以评为革命烈士，我儿为什么就不能？丁炳夫的妻子陶玉玲女士听说唐山地震的消息，真是乱了方寸，写了无数封信，其中有一封信有4个收信地址的信：“河北省唐山市39056部队22分队”、“河北省唐山市2421部队22分队” 、“河北省唐山市新华道4号22分队”、“河北省唐山市空军第六军司令部航行处”。当时部队规定不准任何人代替写回信告知，一律等组织上统一处理。活不见人，死不见鬼，心如刀绞，丁炳夫是最有代表性的范例。因为丁炳夫的空军平泉场站航行调度室主任的命令没有宣布，不准陶玉玲随军。第二年春天，受部队委托，黄继诚、卢立军到江苏省武进县罗企公社处理善后工作。丁妻是一个十分贤慧而又通情达理的农村妇女，没有眼泪，没有悲伤，照顾老人，誓不改嫁，一定要把丁家一双儿女抚养成人。试想，如果批准她随军，也不缺谁一块肉，倒成全了丁炳夫的一家，不是行善积德的善事吗？当时国家的政策太左了，执行政策的人更左！1983年，丁妻来唐山市凭吊丈夫，并汇报了她7年来的业绩：罗企公社大队厂收留她当工人，一双儿女学习成绩非常好，她本人也多年被评为孝敬公婆、教育儿女的模范，并被推选为江苏省常州市人民代表。这是多么好的一位军嫂！杨同心、蓝绍河家里都没有来人，他们也没有什么遗物。清理蓝绍河的木箱时发现有一把飞行员跳伞用的伞刀，还被没收了。最值得一提的是李法成。李法成这个冤鬼，山东省郓城县人，1966年入伍，他有着山东人的忠实能干和聪明诡诘，深得李永德的赏识。公共厕所反标事件后，那个标图员不但没有立功受奖，却提前复员回乡，反倒是把将李法成捧为红人的李永德打入第二批转业干部名单。由于在抗震救灾中李永德表现太突出了，才决定李永德继续留队。第二年的春天，李法成的妻子、女儿被传唤来队。李法成的妻子是个农村小学的民办老师，老实巴交。直到此时，李法成还是活不见人死不见尸。丈夫哪去了？得给个说法吧，革命十几年了，得有点遗物吧？司令部政治协理员蒋开生在二号洞库里随便拾了一条女式棉裤就打发了。李妻不走，就被招待所断了粮，是正直的司令部管理处处长王之荣处长一声怒吼，才恢复了娘俩的伙食。李法成的女儿天生是个弱智，那年7岁了还穿着开裆裤棉裤。后来她们娘俩回了山东老家便没了音讯。1980年政治形势有所松动，说反标不成立了但还是李法成写的──还是留了一个政治小尾巴。李法成是从人间蒸发了，但害得我们时常被李永德用他来说事：“年轻人，不要随便乱写乱划，李法成就是教训！”我在空六军战友网上给李法成敬了一杯酒，我说，李法成你是农民的儿子，好酒喝不起，就敬你二锅头吧；也别多喝，只喝二两，喝多了，脑袋一热，你又该卖弄你那一手好字了。
我的同乡战友一共30人，地震时大部分都参加外训，当时在唐山市军部大院的只有9人，居然死了6人。
自从我的信到家以后，我们家成了聚会的中心，无论是牺牲的还是幸存者的家长，一律到我们家去打探消息。过了一段时间，通过各种方式都有了消息，只剩下牺牲的这几个人的家长常到我家。王清建、陈洪斌、张青、芦宝祥、吕德军、宋立民6战友的骨灰送到家乡，家长都死了心。我母亲还经常到王清建家去安慰他母亲，她老人家中年丧子，眼泪已经哭干了。每次我妈到他家，他母亲都木讷地把以前的信件拿出来看。我妈发现所有家信都是我的笔体。我妈心里说，天下的母亲都是一样的，我不也在7天之内满口牙掉得只剩下4颗吗？将心比心，如果是我儿死了，还未必能坚持活下来！
当年，我们一个车皮上三十个生龙活虎的小伙子，地震夺去了六条生命。今年夏天我携糟糠回老家探亲，在革命烈士纪念碑纪念墙上找到了六名战友的名字。我跟老伴说，我的名字就在两个名字中间，老伴愕然。我说，都是一块出来参加革命的，有的回来了，有的就牺牲了。因为有人牺牲了，所以我回来了。因此，我们都是患难与共的战友，我们就象亲兄弟。
十二、 公墓
1976年9月9日，伟大领袖毛主席以83岁的高龄撒手多灾多难的人寰。我忽然想起了那句只能想不敢说的话，还想起了春天溅落的三颗郧石和无数的郧石雨。我悟出来，帝王是天上的星宿，难道人民群众就不是天上的星宿吗？几十万唐山人民不正是陪着三个巨人陨落了吗？亘古未有的唐山大地震，几十万生灵罹难，我们空六军军部也有464人殒命。大部分骨灰都送回死难者家乡安放，但仍有一些人的骨灰没有拿走，这其中有老家已经没了老人的军人，有子女还年幼的军人，也有震中灭门绝户的随军户和临时来队户。1980年，军部进驻新址，简易房军部全拆除并交回大官屯大队，空六军在简易房时期通信营一连单、双杠运动场的位置修了一座公墓。
公墓分上、中、下三层，下层是军人，中层是家属，上层是子女，碑文上镌刻着死难者的名字。骨灰安放那一天，漫山遍野都站满了人，外围大部分是附近村民在看热闹，里圈则是手捧骨灰盒的死者家属或战友。空气相当凝重，除了瓦工张师傅操作声响外，没有过多的声音。在里圈梯田坡地上，坐着一位白发苍苍的老者，这就是司令部航行处46岁的处长李永德同志。李处长面前一字摆开3个骨灰盒，上边分别写着：爱妻康娟丽、爱女李志梅、爱子李志刚。此时，李处长续弦妻子朱贺荣老师已经为他生了一个儿子，上户口时李处长执意仍叫李志刚。朱老师不从，起名李硕，但直到上学时才正式改为李硕。按照建制序列，该在第一层安放康娟丽的骨灰盒了，只见李处长十分庄重地把骨灰盒交给张师傅，张师傅放好骨灰盒，李处长又递给他一套叠得方方正正的“五五式”军礼服，最后递过去两个信封。张师傅一一摆放整齐，盖隔板、抹水泥，并摆放第二层骨灰盒、第三层骨灰盒，直到穹庐隆起，人们相继散去。后来张师傅跟我说，一套军礼服还有军官黄肩牌呢，两个信封，薄的一个是信，厚的一个是钱。我问有多少钱，张师傅操着浓重的老奤口音说：“知不道呢，要是一块一张的，得有一百多块；要是十块一张的，那不得有一千多块呀？！”我愕然。从1980年起，直到1985年，每年“五一”和“十一”前后，我们还要到党峪洞库指挥所担负两个月的战备值班。我偶然发现李处长有时夜不归宿，或半夜起床游走。一次，我早起跑步发现了一夜未归的李处长，他正乘着夜色围着公墓转圈，嘴里还念念有词：“小康，你在那边过得好吗？孩子在那边也好吗？你要在天有灵，早该出来告诉我一声啊！我已经在这等你好几天啦。上回来这儿值班是春天，我每天都给你采一束鲜花，你收到了吗？我知道，我们都是共产党员，无神论者，不信鬼，也不信神，可你总得出来一趟吧？你一趟都不出来。我知道你一直在生我的气，我知道，如果我在家一定能把你们娘仨救出来，可是没有办法呀……”说到痛处，李处长还啜泣有声。
这真是一场惨绝人寰的灾难，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每到上元、中元、下元节，每年7月28日，在整个唐山市，各个大、小路口都人在焚烧纸钱，祭奠亡灵。第二天，汽车带起了纸灰，纷纷扬扬，洒向天穹，好像还在说：你们收到了吗？
（二○一三年七月廿八日晚改于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