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大院那条街
黄新原
北京，从公主坟到玉泉路，约10公里。如今已经是长安街延长线，熙攘繁华，车水马龙。
然而50年代中后期，这条街却大不一样。以玉泉路为界，再往西，差不多是一片荒野。往西走的车，不是首钢（当时叫石景山钢铁厂）的卡车，就是骡马车。小学清明节过队日给烈士扫墓，从玉泉路到八宝山，走一脚土，觉得路特别长。而这“十里长街”上常走的车，大多是军车，因为街两旁排满了部队大院。
新中国建立，搞部队正规化建设，分出军种、兵种、各总部。它们的首脑机关差不多都在这条街上，尤其路南，从公主坟的空司、海司，到玉泉路的铁道兵司令部，鳞次栉比，一字排开。一路走来，除了五棵松的301医院，差不多隔一段就会看到一个有哨兵的大门，那时哨位没今天威严，哨兵身后，是个绿色的木头岗楼，以备避雨。整条街安静而神秘。
但生长在这些院子里的人们，却并不觉得神秘，尤其是孩子，对站着岗的大门毫无敬畏，也无须证件，站岗的叔叔认识他们每一个人。但有一点须记住，骑车到门口，必须下车，不然就会被呵斥。“文革”期间那么乱，多调皮的孩子都能自觉遵守这条规矩。
路上的小轿车，孩子们自小就认得，因为算下来没几种，吉姆最高级（吉斯比吉姆高级，但这条街上没有，到后来有了中国科技大学，有人看到过吉斯车，那是校长郭沫若的，他的那辆车据说是斯大林送的），其次是伏尔加，孩子们知道吉姆里坐的是两星或三星的伯伯，伏尔加里是一星的伯伯。再有就是华沙、胜利20。那时苏联和东欧车是主流，美国车孩子们都不屑一顾，认为它们不高级，因为解放后没进口过美国车，街上跑的都是解放前的旧车。军车牌子一直是“天干”打头，我记得我住的那个院子的车牌是“辰5.36…”后面还有三位数。
“文革”中，人们认识了红旗车。这种车大致分两款，明显的标志是在前膀子两侧，有的镶着一面红旗，有的镶着三面红旗，一面红旗的是后出的，要高级些。坐车的大都是副总长或大区的司令员、政委。据说当时军委办事组的成员，都用红旗。我曾见过当时的总参谋长黄永胜的车，那是一辆加长的奔驰600（那时“奔驰”叫“本茨”），很威风。黄永胜从车上下来，披着棉大衣。
这条街上有两路公共汽车，38路，从西单到玉泉路，37路，从西单到石景山。这两路车困难时期因汽油缺乏，都曾顶着煤气包行驶。38路到西单，车票两毛五，很贵，我们经常逃票。“文革”开始后不久，就开始修地铁，整个把这条街开膛破肚，一直修了多年，1969年我们去上中学，自行车都要紧贴着大院的墙根儿骑。
自从有了王朔的小说和电视剧，就有了“大院文化”。其实这条街才是真正“大院文化”的发祥地。这些大院中，大都有操场，干部、战士早上要出操。三年困难时期，有的操场被“开荒”种上了菜，据说一位干部因饿得不行，晚上偷摘了个茄子吃，结果背了个处分。这些大院里有两座礼堂很著名，一座是总后礼堂，一座是解放军政治学院礼堂。三年困难时期，“劳逸结合”，礼堂几乎天天演电影。最早的歌剧《江姐》和《长征组歌》都曾在这里第一轮上演。“文革”中这两座礼堂成了“斗黑帮”的高级场所，我就曾钻进去看，台上挨斗的彭德怀、黄克诚、谭政、罗瑞卿、李聚奎等。那时年纪小，不像毛泽东、刘少奇有照片一眼能认出来，只是看他们脖子上打叉的牌子，才知道是谁。
“文革”中，就像《血色浪漫》中演的，经常在这条街上游荡着一群群大院子女，远看绿乎乎的一片。他们身上有种特殊的味道，电视剧里的钟跃民和张海洋演不出那种味道来。这些人成年以后自我评说：“大院里食堂、澡堂、幼儿园、小学什么都有，这帮孩子都被圈傻了，个个都像生瓜蛋子，见人就瞪眼，找岔就动手，但和社会上的孩子一比，都缺心眼儿。”这批当年的干部子女按今天的标准，其实并没有享受多少父母的特权，最多就是被送去当兵。军装穿上了，表现要靠自己，他们都知道，干活不能比工农子弟少，有危险得往上冲，不能给自己的老子丢脸，怎么也得入个党。如果混好了，穿着四个兜的军装，拿着23级的工资探家，那是最荣耀的事。
电视剧《与青春有关的日子》里的孩子，从剧情看，大都生于50年代末，在院子里都是“小不点”。真正“文革”闹得欢的时候，他们都还小，连跟大孩子玩的资格都没有，是《血色浪漫》的“续集”。
按说这些大院的主体，是那些久经沙场的军队干部，但让近年的文学影视闹的，他们的孩子倒喧宾夺主了。人们已记不得爹妈，只记得有那么一群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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