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爸妈清明了女儿又来看望你们了。
母亲走了26年了，父亲也在10年前离我们远去了。
做为六个孩子中唯一的小女儿在教育方式上我得到了父母更多关注。父母把我像男孩子一样“放养”，二年级开始母亲就放我自己去游泳到食堂吃中饭，常跟在哥哥和男孩们屁股后边跑，拉着一帮同学游湖泳滑野冰，小学没毕业母亲就放权让我自己去购买该添置的服装鞋帽。中学毕业父母又送我去当兵离开了北京。我知道这些都是父母在有意的培养我的独立生存能力和坚韧泼辣的性格，在过去的几十年人生旅程里我深感受益。
母亲刚离开时，我还会在特别困惑、彷徨的时候独自一人去八宝山找妈妈说说话，想让妈妈解惑答疑。今天，我早已经学会了妈妈的许多生活处事方法。我真想能有机会报效操劳一生的母亲，让她老人家能歇歇脚享受现一下代生活，像她当年照顾我们那样让我回报照顾照顾她。
看到许多战友祭奠父母的博文感触颇深。去年五哥退休了，开始整理父亲留下的文字资料，分别写了《我的母亲》、《老爸》等文章，在这里摘选一篇《我的母亲》以此表达对母亲无尽的思念。
我的母亲
——谷光和（1969年入伍老兵）
不知怎么了，最近几年每逢清明节和阴历十月一日，我都会在路口给母亲烧点纸。尽管我知道母亲从来就不信这个，但做儿子的现在也只能用这种方式为母亲尽一份孝心了。
母亲走的太早了，当她操劳一生将我们六个儿女一一带大，成家立业，家里的经济条件也有所好转时，自己却匆匆的走了。那年她刚刚五十八岁。
母亲一生养育了七个孩子，只有我和妹妹是母亲带大的。哪个母亲不爱自己的孩子，正像千千万万个从战争年代走出的家庭一样，我的哥哥们一生下来就被寄养在老乡家，他们是靠根据地老百姓的奶水、小米、红薯长大的。直到解放初、由于工作太忙、我四哥出生后依然被寄养在老乡家。后来条件允许了，母亲陆续接回了孩子们，五个被送出去的孩子只回来了三个。寄养三哥的大伯家由于自己没孩子,寻死觅活就是不放三哥走，尽管母亲不情愿，无奈还是将三哥留在了大伯家。而与三哥同时出生的双胞胎姐姐却因为当地医疗条件太差而病死在老乡家。以后的岁月中里我们时常听到父母念起那个姐姐，直至50年后父亲还会突然说起大女儿还活着，就是某老乡的二姑娘…… 这段骨肉亲情母亲和父亲永远不能释怀。
我的二哥因母亲孕期随晋察冀日报社转移时马车侧翻而早产，自小体弱多病。文革中由于父母受到冲击，还是中学生的二哥受到严重刺激导致精神失常。从此他就成了父母心中最放心不下的孩子,最终也是因二哥的死，酿成母亲去世的诱因。
我的母亲为人大度，办事干练，工作持家都是一把好手。我小的时候家里除了6个孩子以外,还供小姑上学并赡养着爷爷、姥姥一家十多口人，财政紧张。母亲一生节俭精打细算,手巧的她学会了剃头、裁剪制作修改服装、作布鞋、织毛活、积酸菜、腌咸菜……总之，街坊大妈们能做的事情都难不倒母亲。很难想象现在的职业女性能像母亲那样边工作边操持这样一个大家庭。
三年自然灾害时，为了我们兄弟们能吃饱肚子，母亲带着我们在房前屋后开小片荒、种青菜和白薯，还带着我们走很远的路到北京老山一带挖野菜、摘榆钱槐花。当白薯长出叶子时母亲就尽可能的摘下一些和着棒子面为我们做贴饼子，我们几个孩子围在灶前每熟一锅她就掰开给我们分了吃着，往往一锅饼子不等上桌就被我们分吃完了。
母亲去世后，在医院的病床上，我看到了她放在枕下写给二哥的一篇短文,字里行间充满着愧疚之意。其实，在战争年代谁能保证一辆正在行军的马车走得平稳呢，谁又能苛求在文革岁月的疯狂年代中，一个饱受重创的家庭里孩子们不受到精神冲击呢，覆巢之下岂有完卵啊。
至今我还能清楚的记得二哥在北医三院精神卫生研究所治疗时，母亲风雨无阻周周去看望的情景。母亲每次在新街口换车时买一些食品、日用品，赶在探视时间前到达医院。母亲与二哥说话时她总是拉着二哥的手，为二哥削苹果、剥香蕉，一直看着二哥吃完后才离开。我知道每次见到因大量服用镇静剂而行动迟缓、目光呆滞的二哥时，对母亲都是一次心灵的打击。性格开朗的母亲每次走出医院、都会有一段时间沉默不语。我知道母亲心里难过，就会找一些话题分散她的注意力，母亲总是会意的摸摸我的头。
坚强的母亲在二哥去世一个月后也随他而去了，患有严重心脏病的她最终没能承受住这致命一击。母亲走的时候是我们兄弟四人抬着她走完最后一程的。一旁有看明白的人纷纷议论、这个老太太有福气，听到这些话我的眼泪止不住的流了下来，母亲一生中很少得到儿女的回报，她这样匆匆的走了、连个尽孝的机会都没留下，让我们做儿女的终生抱憾哪!
母亲是北京理工大学附属中学的前身北京工农速成中学的首届学生。去年母亲的中学举办六十周年校庆，我将母亲一直保存完好的教科书和毕业文凭副本捐给了学校，并为母亲写了一个简单的传记。在将这些资料交给校庆办的老师时，我郑重地说“谢谢你们”。当时老师觉得有些诧异，他领会不了我更深层的意思，正是这次校庆使我有机会从另一个视角去观察我的母亲。
从尘封了二十多年的资料中我找出了母亲的简历、悼词、笔记本、和父亲生前为她写的传记。母亲的人生轨迹是那样清晰的展现在我的眼前。他使我意识到对于自己的母亲我们实在是了解的太不够了，我们只记住了她是一个贤妻良母，我们没有看到她一生所担当的角色中最出色，最重要的应该是，她是一个老兵，一个经历过战争考验的抗战老兵。
一九二七年母亲出生在河北省平山县太行山深处的一个小山村。母亲家是村里的大户，也是当地的旺族。姥爷是上世纪二十年代县里仅有的几名大学生之一，是位具有进步思想的知识分子。姥爷在母亲很小的时候就病逝了，临终前向我的姥姥交代了俩件事情，一是虽然身后只有一个女儿，但将来的社会定会男女平等，家里自己这一支就靠女儿顶门立户；二是无论今后多困难，女儿长大后一定要让她读书，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目不识丁的姥姥虽然不知道男女平等的社会是什么样，但却以自己的忠诚努力实践着姥爷的嘱托。在以后的岁月里姥姥不断的向后人述说着姥爷的心愿，这在母亲幼小的心中打下了深深的烙印。
一九三三年母亲六岁时进入小学读书，这一时期平山县的共产党人有相当一部分是靠教书做掩护进行革命活动，母亲的老师就是其中的一位。四年的初小生活不仅使母亲学到了文化知识，更重要的是他从老师那里接受了进步思想的启蒙。
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后，八路军来到了我的家乡。平山县的共产党也从地下转为地上，积极开展抗日斗争。年少的母亲跟着共产党员的姑姑走上了抗日救亡的道路。母亲是村里第一任儿童团长，后来还当过村妇救会的干部，尽管年纪很小，但只要能承担的事情母亲都尽力去做。在母亲当儿童团长时，徐海东、黄克诚的344旅正在平山活动，期间旅部曾设在母亲家。两位首长非常喜欢这个认真负责的小房东，常提出些问题考考她，每次母亲总能很好的回答。首长们则开玩笑的夸奖母亲不简单，小小女娃就能指挥一个团。同时会拿出当时非常少见的糖果、说是慰劳“团长”。
一九四一年高小毕业后，十四岁的母亲正式参加革命。一九四三年十六岁时母亲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母亲在晋察冀边区做过小学教员、区妇救会干部，后来随父亲调入晋察冀日报社、人民日报社。父亲当记者、母亲做校对员。
一九四五年抗战胜利后组织上曾保送母亲到边区办的冀晋中学读书。但由于形势变化内战爆发，母亲没能完成学业，又回到了自己的战斗岗位上。解放战争时母亲参加了由冀晋区党委组织的土改工作队，到山西省五台县进行土地改革。山西五台是军阀阎锡山的老家，敌我斗争相当残酷，阎匪军、地主还乡团残杀土改工作队员和积极分子的事件时有发生。在地方武装和当地群众的掩护下，母亲所带的工作组几次躲过敌人的追杀。后来母亲回忆说，这几次遇险是敌人有目地的奔袭，是有坏人做内应的，比42年反扫荡让鬼子堵在院里那回要危险的多。
一九四九年我的父母随报社来到北京，成为人民日报社的首批新闻工作者。随即调到首钢的前身石景山钢铁厂，参加了石钢的接管和初建工作。这一时期母亲在军代表办公室做机要秘书。对于这次调动母亲后来说，当时组织部门给了两个去向，一是继续留在中直机关，二是下基层到建设一线。他们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到工业战线直接投身到新中国的建设之中。
一九五O年当母亲得知新成立的北京工农速成中学要面向工农干部招收学员时，已经是三个孩子的母亲为了建设祖国义无反顾的考入这所学校。在速成中学毕业前期选派优秀生到苏联留学，母亲成为选派生，终因怀上四哥没能成行。后来母亲又根据工作需要考入了石钢与北京钢铁学院合办的石钢大学。利用业余时间系统学习了冶金学的专业知识，完成了一个政工干部到企业管理干部的转变。她在石钢生产处从事炼铁生产计划工作的几年里，由于工作出色曾经连续三年被评为石钢的先进生产者。
我的母亲一生中从事过多种职业，担任过不同职务，但她做过最多的事就是担任基层党支部书记。她曾在石钢医院做过医院支部书记，在机关做过兼职支部书记，就是在速成中学读书时也兼任着班里的学生党支部书记。60年代自然灾后，母亲得了严重的肺结核到西山的工人疗养院疗养。由于疗养期长，病区中有一个病员的临时党支部，母亲入院后很快就成了这个支部的书记。于是，小到病员的想问题、家长里短，大到病员间的矛盾、家庭纠纷，母亲都能通过细致的工作化解这些问题。很快母亲就成了病区中受人尊重的老大姐，病员有问题都愿意找母亲去说，母亲则每次都会认真地听，然后给出自己的建议。一年后，当母亲就要出院时，疗养院的领导找到母亲征求她的意见，希望母亲能调来做党的工作。因工作需要母亲还是留在了石钢，但它却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我的母亲无论在哪里都是一名好党员。
很难想象母亲是怎样度过文革那段时光的。父亲受到冲击革职受批斗，全家被赶出了为领导干部配置的公寓住房，收缴所有家具，住进了北京有名的八大胡同内的大杂院，两间小房几块铺板打成通铺。母亲也被列为走资派整天写检查受批斗，每天上下班路程要三个小时，有一次学习时她打了瞌睡，被造反派罚站，劳累的母亲竟然站着又打起瞌睡，被造反派上纲上线的扣大帽子。但她在儿女面前永远是一颗大树，照顾着全家，教会我们如何认识社会，如何做人。
在我的记忆中没有母亲处理不了的事情，由于父亲长年忙于工作，家里亲属间的大事小事全部由她料理，父亲的兄弟姊妹把她这位大嫂敬为长辈。她用自己独有的干练豁达为人处事，用她的开朗热情感染人，她谦虚质朴尊重人。都说与人打交道是门艺术，母亲就是掌握这门艺术造诣很深的人。她与各个阶层的人相处都能很快就熟悉亲近起来，她走过的地方都留下很多的朋友，包括同事、同学、医生、护士、病友、孩子们的老师、大杂院的邻居们，至今有些朋友已经成为我们的亲人了。
母亲的内心深处埋藏了许多东西，在社会压力和家庭重负下她承受了许多痛苦、冤屈，她去世后我从她的笔记中发现了许多不为儿女所知的心结。母亲为了爱人、孩子们放弃了爱好和展示才华的机会，如果不是为我们她会有更好的事业前景的。我们为自己的年幼无知而悔恨，更为不能给母亲尽孝而抱憾终生。
1985年，母亲徘徊在生死边缘上，她时常犯病，能说话时都会用微弱的声音对她的主治医生顾主任说：“我相信你，来把”。已经成为母亲老朋友的国内知名心内专家顾主任，总是鼓励她：“老范你放心一定会好的”。即便是她说不出话了，也会点头示意：来把。一次次强烈的电击震动着她的身体，几年间经历了数次的抢救，豁达坚强的母亲早就把生死置之度外了，她对医院表示：我把自己交给你们，请大胆实施治疗手段，如果我不在了，我把这颗心交给你们好好研究。她的特殊病例被顾主任带到了国际心内学术交流会上。
我的母亲走了，带着她对自己二儿子的深深愧疚和对身边子女们的无限眷顾走了。在阴阳两界的儿女她选择中了二儿子，我知道她的心里始终放心不下她这个多灾多难的儿子。她要亲自去补偿对儿子的愧疚。
母亲去世后履行了自己重病时的承诺，为了医学研究与发展捐献了遗体。当年社会上很少有人自愿捐献遗体，我们做儿女的都不情愿捐献母亲的遗体，父亲最终表态：“遵从你们母亲的遗愿，捐献遗体”。医院为她举行了告别仪式，许多医生护士来为她送行，她用自己庄严地选择为自己的人生写完了最后的句号。
二十年后当我打开尘封的记忆，从一个老兵的角度去重新审视自己的母亲时，我看到了母亲的这一生虽然短暂，但活得是那样充实、那样有意义、那样与她所经历的时代紧密相连；她的一生虽然平平淡淡没有惊人之举，但是，她没有辜负那个时代赋予的责任，她做到了一个中国人在那个时代最应该做的事。她实现了我姥爷对她的期望，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
清明节就要到了，我把这篇文章献给我的母亲——一个走在街上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老太婆，一个曾经的小八路，一个在国家民族危亡的时候尽了一份国民责任的普通士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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