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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泰坦尼克号沉没事件中看---古代文明
电影《泰坦尼克号》上映近十年以来，之所以风靡美国、欧洲，香港、台湾、大陆，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这部电影形象地再现了当年的人类文明：世界第一艘最大的巨轮沉没了，但人类的美德、人道情操、人性的善良却没有沉没，它在这场世纪大灾难中放射了光芒！这是人类共同追求的精神文明，在今天的高科技的现代社会，这种文明价值更显得宝贵，因为它更加缺乏。因此，不同肤色，不同种族、不同国家的观众，才在电影《泰坦尼克号》的银幕下一起感叹，一起缅怀，一起向往那个时代，那个文明的梦想、那些伟大的男人，伟大的女性，那些海水永远淹不灭、永不沉没的人性辉煌。
直到90多年后的今天，人们还是惊叹，那些“泰坦尼克号”的乐手和船员，在面对即将灭顶的海水，面对汹涌而至的死亡，怎么能有那么巨大的勇气，不奔不逃，坚守职责；怎么能有那样高尚的人道情操，把救生艇让给孩子和妇女，把最后的时刻留给自己。事后的统计，船员有76％遇难，这个死亡比例超过了船上头等舱、二等舱和三等舱所有房舱的乘客死亡比例。船员在船上，比乘客更有条件逃生，但他们却把机会给了别人，把无望留给了自己。而且不是一个船员、两个水手这样做，而是全部900多名船员、服务员、烧火员以至厨师都是这样选择的；这么大的一个群体，能做到如此这般，今天看来，像那条巨船神秘地沉下去一样，这种永远高扬水面的人的精神，简直是个奇迹！
据后来的调查，当时只有六号和二号救生艇有船员跳了进去，但马上被那里负责的官员发现，叫他们出来，他们没说什么，便服从命令回到甲板上。
《永不沉没》一书的作者丹尼·阿兰巴特勒对此感叹道：“这是因为他们生下来就被教育这样的理想：责任比其他的考虑更重要，责任和纪律性是同义词，在泰坦尼克号沉没前的几小时中，这种责任和纪律的理想，被证明是难以被侵蚀的最有力量的气质。” 正是这种责任的意识，使消防员法尔曼．卡维尔在感到自己可能离开得早了一点的时候，又回到四号锅炉室，看看还有没有其他的锅炉工困在那里；正是这种责任的意识，使信号员罗恩一直在甲板上发射信号弹，摇动摩斯信号灯，不管它看起来多么没有希望；正是这种责任的意识，使被分配到救生艇做划浆员的锅炉工亨明，把这个机会给了别人，自己留在甲板上，到最后的时刻还在放卸帆布小艇；正是这种责任的意识，使报务员菲利普斯和布赖德在报务室坚守到最后一分钟，船长史密斯告诉他们可以弃船了，他们仍然不走，继续敲击键盘，敲击著生命终结的秒数，发送电讯和最后的希望；正是这种责任的意识，使总工程师贝尔和全部的工程师一直埋头苦干在机房，即使知道他们已没有时间登上甲板，失去任何逃生的机会；正是这种责任的意识，使乐队领班亨利·哈特利和其他的乐手演奏著轻快的爵士乐和庄严的宗教圣歌“上帝和我们同在”，直到海水把他们的生命和歌声一起带到大西洋底……
这一切，仅仅用一句“勇敢”是无法全部解释的。西谚有云：“即使是一个英雄，在绝境中也会变成懦夫。”但“泰坦尼克号”却把无数普通人变成了英雄！责任意识举起了人的价值、人的高贵、人的美丽。
当“泰坦尼克号”的幸存者回到纽约时，大家讨论谁生还、谁遇难了，由于幸存的女人孩子远比男人多，人们都认为是海上规则“妇孺优先”这一神话的胜利。但泰坦尼克号所属的“白星轮船公司”对媒体表示：没有所谓的“海上规则”要求男人们做出那么大的牺牲，他们那么做了只能说是一种强者对弱者的关照，这不管在陆地还是在海上都是一样的。这是他们的个人选择，不是任何规章制度、航海规矩可以要求达到的。他们坚守住的是古老却永远年轻的人类价值。
当时，亿万富翁约翰．雅各布·阿斯德问负责救生艇的官员，他可否陪同正怀著身孕的妻子马德琳上艇，那个船员说了一句“妇孺先上”之后，他就像一个真正的绅士一样，回到甲板，安静地坐在那里，直到轮船沉没，船上倒下的大烟囱把他砸进大西洋中。阿斯德当时已有资产8千7百多万美元，加上他那些发明专利，身价达一亿美元以上，是“泰坦尼克号”上唯一的亿万富翁，也是全世界最富的人之一，他的资产，可以建造11艘“泰坦尼克号”巨轮。
据史家的撰述，在“泰坦尼克号”要沉没之际，阿斯德搀扶著马德琳到了四号救生艇旁边，对船员解释说，他妻子身体很弱，可不可以和她一起上艇照顾一下。船员回答说：“不行，先生，除非所有女士都先上了艇，否则不许男子上。”阿斯德没有多说一句话，脱下手套抛给了妻子，然后就退到甲板上，目送著五个月身孕的年轻妻子上了小艇。当小艇飘飘悠悠地向远方划走时，他站在甲板上，点燃了一支雪茄。幸存的船上理发师奥古斯特·韦科曼后来回忆，当时他曾和阿斯德先生在甲板上呆了一会儿，他们聊的都是只有在理发椅上才谈的小事情。临别时，韦科曼问阿斯德：“你是不是介意我和你握个手？”阿斯德说：“我很高兴。”这是乘客们听到的这个亿万富翁的最后一句话。
“泰坦尼克号”船长史密斯和几乎所有船上的富豪都有著很好的个人关系，很多也是他的好朋友，包括阿斯德。但阿斯德根本没有去找史密斯船长走走“后门”，通融一下，让他上艇。如果他去找船长，也有充分的理由，他的妻子正怀著五个月的身孕。但阿斯德没有这样做，或者说根本就没有想到应该这样做，那是一个没有“后门”观念的时代，是一个讲究君子风度，做真正男人的时代。
几天之后，在“泰坦尼克号”沉没的那段大西洋海面上，人们发现了约翰·雅各布·阿斯德的尸体，浑身都是煤烟，而且已被砸扁了。人们猜测可能他被船上倒下的大烟囱砸著了。在他的上衣兜里，还揣著2,500美元现金兑现支票。这2,500美元，对于船员来说是天文数字，当时船上一个水手的月薪还不到20美元。但阿斯德没有用这些钱去贿赂任何船员以上艇逃生。而即使他那么做，大概也不会有水手接受。
“泰坦尼克号”上另一个财富仅次于阿斯特的是美国“梅西百货公司”创始人斯特劳斯，他和妻子也在这条船上。发生海难94年后的今天，“梅西百货公司”仍然是世界最大的百货公司，座落在纽约曼哈顿第六大道上。
斯特劳斯夫妇也是自己带了十几个侍从和服务生，以备船上的服务员不够用，或不方便。可想而知他们富有的程度和气派。“泰坦尼克号”撞了冰山之后，斯特劳斯夫人几乎上了八号救生艇，但脚刚要踩到边，她突然改变了主意，又回来和斯特劳斯先生在一起，说“这么多年来，我们都生活在一起，你去的地方，我也去！”她把自己在艇里的位置给了一个年轻的女佣，还把自己的毛皮大衣也甩给了这个女佣，说“我再也用不著它了！”
当有人向67岁的斯特劳斯先生提出，“我保险不会有人反对像您这样的老先生上小艇……”斯特劳斯坚定地回答，“我绝不会在别的男人之前上救生艇。”然后挽著63岁的太太艾达的手臂，一对老夫妇蹒姗地走到甲板的藤椅坐下，像一对鸳鸯一样安祥地栖息在那里，静静地等待著最后的时刻。
当知道自己没有获救的机会时，世界著名的管道大亨本杰明·古根海姆穿上了最华丽的晚礼服，他说：“我要死得体面，像一个绅士。”他给太太留下的纸条写着：“这条船不会有任何一个女性因为我抢占了救生艇的位置，而剩在甲板上。我不会死得像一个畜生，会像一个真正的男子汉。”
船上第三号最高管理者、造船师安德鲁斯，毫无逃生的意念，他在最后的时刻，还痛悔地对一个女服务员说：“孩子，我没有给你造一条不会沉没的船。”虽然他并不是设计师，沉船并不是他的责任。但面对那么多妇女儿童和船员要随着“泰坦尼克号”沉入海底，作为一个男人，一个具有拯救责任的男子汉，他无法再活下去，他要用生命这样巨大的代价，表达他的痛悔，他的尊严，他的负责到底的人道情怀。
同样体现了男子汉精神的有船长史密斯，一副默多克以及许许多多的官员、水手，普通的员工，以及服务员……对于这么大的群体都能如此纪律分明，坚守岗位，富于自我牺牲精神，《永不沉没》的作者丹尼·阿兰巴特勒分析说，很大的原因是船上的领导者临危不“逃”，以身作则，这种表率作用产生了号召力，使人们跟从、效仿那些做了正确、高贵、美好事情的真正男子汉们，在这样做的同时，他们自己也成为正确、高贵、美好的一部分。 (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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