戈尔巴乔夫的自白

——我生活的目的就是消灭共产主义

    按：身为布尔什维克总书记的戈尔巴乔夫的生活的目的竟然是——消灭共产主义！公然背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比伯恩斯坦、赫鲁晓夫更加彻底、更加露骨的现代修正主义代表人物，扮演了国际垄断资产阶级和苏联新生资产阶级在苏共党内的总代理人角色，是货真价实的马克思主义的可耻叛徒，是无产阶级的可耻叛徒。似乎太令人震惊啦！太不可思议啦！

    在我有关单位2000年5月主办的《苏联解体的原因和对欧洲的影响》国际学术研讨会上，保加利亚科学院副研究员米哈伊尔·基列夫作了《苏联解体的原因》的发言。他认为，苏联解体的“第一个主要的和基本的原因”是1956年以后形成的“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路线”，正是这一路线成了后来戈尔巴乔夫推行的“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路线的前提。在分析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科学社会主义事业的背叛时，基列夫引用了戈尔巴乔夫1999年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美国大学研讨会演讲的自白，引起与会者极大的兴趣。这是一份极为难得的反面教材，大家看看戈尔巴乔夫这个反面教员，是怎样给我们上了生动的一课。

戈尔巴乔夫的自白

   “我生活的目的就是消灭对人民实行无法忍受的独裁统治的共产主义。我的妻子在这方面坚定了我的信心，她有这种观点比我还早。我只有身居最高层职位，才能为此有最大的作为。因此，我妻子要我不懈地努力往上爬。当我亲自认识了西方，我的决定就成了不可更改的了。我必须清除苏共和苏联的整个领导，我必须清除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我的理想是走社会民主党的道路，计划经济束缚了人的能力，只有市场才能引向发展。

    “我找到了自己为了实现同样目标的伙伴，首先是雅科夫列夫和谢瓦尔德纳泽，他们为击败共产主义立下了大功。

    “世界没有共产主义会更美好。2000年以后世界将迎来和平与繁荣的时期，但是却有巨大的障碍阻碍着人类走向和平与富强，这就是中国的共产主义。巨大的学潮时我正在北京，当时看来中国的共产主义要垮台了。我很想对巨大广场上的示威者们讲话，告诉他们，要他们坚持住，我们同情他们，中国也必须改革。但中国领导不同意。这是极大的遗憾。要是中国的共产主义垮台了，世界在走向和平和正义的道路上会前进得更远。

    “我想在同样的国境线内保留苏联，但是是作为另外名称的民主国家。我未能成功。叶利钦权欲熏心。他没有任何民主国家的理念。他瓦解了苏联，同时也制造了混乱和所有的困难。缺少了乌克兰、哈萨克斯坦和高加索国家，俄罗斯将不是世界大国。那儿将持续不断混乱。那是些没有理想的国家。这理想就是西方国家的理想：市场、民主和人权。

    “当叶利钦瓦解了苏联、我离开克里姆林宫时，上百的记者们以为我会哭泣。我没有哭，因为我生活的主要目的已经达到：我消灭了苏联和所有欧洲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主义。我没有哭，因为我达到了主要目的，这就是在欧洲消灭了共产主义。然而，阻挠人类在全世界实现自由理想的亚洲的共产主义也应当被消灭。人类走向真正自由的道路将是漫长的，但将是成功的，整个世界应当消除共产主义。”

戈尔巴乔夫自白的真实性

    戈尔巴乔夫的“自白”刊出后，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列宁、斯大林执政时的苏共、苏联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旗手和中心，而当苏联已经上升为超级大国地位时，名为苏共总书记的戈尔巴乔夫竟然会把消灭全世界共产主义作为自己的人生目的。许多人觉得不可思议，有的学者对其真实性抱有怀疑，曾写信给戈尔巴乔夫基金会的顾问阿纳托利·切尔巴亚耶夫，要求对此加以澄清。切尔巴亚耶夫复信说，那份讲话材料“是《苏维埃俄罗斯报》伪造的，戈尔巴乔夫根本没有到土耳其美国大学作过讲演”。

    然而，事情并不那样简单。有以下材料可作傍证：

    其一，由原苏共中央检察委员会副主席、现任俄罗斯社会科学院院长朱·伊·科金撰写的《俄罗斯处在转型的“朦胧时刻”》（2001年1月俄文版）一书，第13页中引述了戈尔巴乔夫的：“我的生活目的是消灭共产主义，消灭它对人民实行的难以忍受的专政。正是为了这个目的，我利用了自己在党和国家中的地位。我为了实现这个目的必须撤换苏共和苏联的整个领导，以及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我找到了实现这个计划的伙伴，特别是雅科夫列夫和谢瓦尔德纳泽，他们在我们的共同事业中建立的功劳简直是无法估计的。”这段话在翻译和文字表述上有差异，但其基本内容是与前面引用的戈尔巴乔夫在土耳其的讲话相一致。

    其二，《光明日报》记者2000年12月22日访问戈尔巴乔夫后写的《戈尔巴乔夫访谈录》（发表于《科学社会主义》2001年第2期）中，有一段对话是：

    记者问：“有些问题需要请您当面澄清。据说，您在土耳其某大学的一次讲学中谈到反对共产主义，尤其是中国共产主义。您如何解释？”戈尔巴乔夫答：“我所讲的，没有超出我在回忆作品中所谈的内容。……中国和苏联都不需要‘大跃进’，也不需要‘文化大革命’。我们需要的是人道主义的目标，自由、公正、团结的目标，难道我坚持这些，戈尔巴乔夫就是叛徒吗？我不知道关于土耳其讲话的传闻是哪里来的，戈尔巴乔夫不可能讲那样的话，这是断章取义的结果。我在土耳其的讲话有录音。……”

    这段话表明，戈尔巴乔夫自己已经确认有此讲话，而且以“在土耳其的讲话有录音”为凭，并不是什么伪造的。戈尔巴乔夫一面说有关他的讲话是“断章取义”，另一面又说：苏联共产主义把“专政、独裁强加给人民”，这种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也遭到了历史性的失败”。他极力表明自己信奉社会民主主义，认为耶稣是“第一个社会主义者”。可见，他反对共产主义、反对科学社会主义的立场并没有改变。

    其三，据亚·雅科列夫撰写的《“改革新思维”与苏联的命运》一书中交待，早在执政前2年即1983年5月，戈尔巴乔夫出访加拿大时，就与时任苏联驻加拿大大使的亚·雅科夫列夫进行了深谈，认为苏联社会“要改头换面，彻底改变自己的性质”。

    在1987年苏共中央1月全会上，戈尔巴乔夫提出改革的6条纲领，其中第2条说，“必须进行深刻的全面的改革”，即“对社会进行真正革命的全面的改造”，打破障碍机制，首先要改造党。

    在1988年6月底召开的苏共第19次全国代表会议上，戈尔巴乔夫在报告中以苏共总书记的名义公然宣布要求全党抛弃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思维方式，改举“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旗帜，把“全人类的价值占优先地位”看作是“新的政治思维”的核心。他在1987年出版的《改革与新思维》一书中强调，“新思维是理论上和政治上必须遵守的最高原则”。

    这次苏共全国代表会议，标志着苏联共产党已经从根本上改变了性质，即由一个基本上是工人阶级的先进政党，蜕变为“全民党”，实则是特权阶层的党，新暴富阶级的党，使苏共由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维护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建设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新生活的领导核心，演变为推翻苏联共产党和苏联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全面复辟资本主义的最得力、最狠毒的工具。

    在此前后，戈尔巴乔夫反复发表了大量摧毁苏共、苏联的言论，并采取了一系列摧毁苏共、苏联的措施。他说，苏联“这座大厦需要根本改建”（1988年7月14日）；把“改革称作一场革命是正确的”（1989年1月6日）；改革要求“对我们自身的意识进行一场真正的革命”（1989年2月21日）；现在不是完善社会主义的问题，而是必须根本改造苏联的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的整个社会大厦（1989年11月26日）；必须“根本改变党同国家机关和经济机关的关系”，“党的地位不应当依靠宪法来强行合法化，”“要摒弃数十年来根深蒂固的意识形态教条主义及其实践模式”（1990年2月5日）。

    1991年8月24日，戈尔巴乔夫宣布辞去苏共总书记职务，建议苏共中央“自行解散”，并于当天颁布总统令：停止各政党和政治运动在苏联军队、内务部、国家安全委员会及其他护法机关、铁道部队、各军事单位和国家机关中的活动。

    1991年11月间，戈尔巴乔夫对《莫斯科新闻》主编说：“我毕竟比其他人更清楚改革的构想，政治文件所描绘的一切并不囊括所设想的改革的整个规模和深度。应该改变制度，我当时就得出了这个结论。但如果一开始，社会还没有作好准备，就这样提出问题，那将一事无成。”

    1991年12月14日，戈尔巴乔夫对美国《时代》杂志记者说：“就我的工作而言，我一生的主要目的已经实现。我感到安宁。”这与他后来在土耳其的讲话中把消灭共产主义作为自己人生目的的主题内容是完全一致的。

    1993年9月12日路透社报道，戈尔巴乔夫在接受英国电视台记者采访时说：“我过去是一名共产党人，我今天认为，重要的是懂得，未来的选择不是共产主义、社会主义或资本主义。”并且说“共产主义将不会在中国、古巴幸存”，如此等等。在这里，否定共产主义、社会主义是真的，而否定资本主义是假的。因为“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只不过是为了欺骗和引诱广大不明真相的群众，通往野蛮的强盗的资本主义的必经桥梁而已。

    其四，从当时美国驻苏联大使马特洛克撰写的《苏联解体亲历记》中得到证明。马特洛克在书中说，戈尔巴乔夫“并不仅仅在个性上与其前几任领导不同，他还决心改变制度，而勃列日涅夫派要使之永远存在下去”。为此，“戈尔巴乔夫的第一个行动就是计划控制共产党的最高领导层。”“一俟就任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就竭力设法控制政治局。”戈尔巴乔夫认识到“制度本身抗拒变革”，他决心“摧毁这个制度”。戈尔巴乔夫说：“我们必须把俄罗斯历史颠倒过来。”就是说，他要彻底改变苏联社会主义制度。该书还认为，戈尔巴乔夫、雅科夫列夫和谢瓦尔德纳泽以“新思维”替代阶级斗争理论。马特洛克说，“如果苏联领导人真的愿意抛弃这个观念（指阶级斗争），那么他们是否继续称他们的指导思想为‘马克思主义’也就无关紧要了。”马特洛克指出，这三人在1989年就曾试图“结束共产党的合法的独裁专政”，只是由于遭到坚定的共产党人的反对而没有得逞。连马特洛克这样的资产阶级政客都清楚地看到，这伙社会主义叛徒所否定的正是马克思主义的最实质的内容。如果抛弃了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马克思主义也就变成任何人都可以接受的东西了，社会主义就失去它存在的最根本的理论基础，因此以后发生任何事情也都不奇怪了。马特洛克在书中评论戈尔巴乔夫1991年6月在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时发表的演说，“实际上已经抛弃了马列主义最后的精髓。”“从1988年到1989年，他已经一步一步地抽去了影响苏联历史70年的‘社会主义’的真正含义。到1991年时，他实际上已经成为一个隐藏的资本主义者。”“苏联《独立报》以恰如其分的标题‘戈尔巴乔夫对马列主义的胜利’，对此作了报道。”这位美国驻苏联大使的论述可以说是一针见血，入木三分。

    雷日科夫在《大动荡的十年》中指出，戈尔巴乔夫在总书记的整个任职期间，“都是为了消灭党、消灭国家，并把那些反对这种目的和行为的活动家们一个个罢黜掉。”（第78页）该书多处指责戈尔巴乔夫对社会主义事业的背叛，认为“可以原谅错误，但不能饶恕蓄谋的背叛”（第378页）。因为，错误是由于认识脱离实际或主观因素造成的，有时还是难免的，而背叛则完全属于政治问题，是对庄严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叛卖，是对浴血奋战而取得的革命成果的肆意践踏。

    以上大量无可争辩的事实说明，当时戈尔巴乔夫名义上虽然仍为苏共总书记，而从1987年开始，他已一步步从根本上背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比伯恩斯坦、赫鲁晓夫更加彻底、更加露骨的现代修正主义代表人物，扮演了国际垄断资产阶级和苏联新生资产阶级在苏共党内的总代理人角色，是货真价实的马克思主义的可耻叛徒，无产阶级的可耻叛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