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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次你帮我——异域见闻
沙士亚驾驶着他的并不算旧的拉达车飞驰在旷阔的原野间。前苏联解体后。这条在哈萨克斯坦国并不属于主干线的柏油路，已经失修很长时间了，宽敞的道路已经坎坷不平。在独联体工作生活了几年，对这里人们开车的技术佩服的是五体投地。无论多破的车，无论多差的路，他们都能左冲右拐地把车开的飞快。这大概就是欧州式的开车方法：从起步到100码，仅在一刹那时间之后便是全速飞驶，以至于刚出国时，拉紧扶手还难免惊出一身冷汗。
车刚驶入山区不久，天已开始下雪了，才是秋天，山外仍是艳阳高照，山里却是飘着雪花，这与新疆的环境极为相似。录音机里俄罗斯女孩在快节奏的士高的伴奏下放荡的唱着。坐在车前排的阿斯哈尔大声附合着，他灵巧的身躯随音乐有节奏的晃动着，头和脖子也有节奏地颠着。窗外的寒冷丝毫没影响到车内的热度。
窗外公路两侧的山上依然是郁郁葱葱，薄薄的雪花无法遮挡满眼的绿色，然而却少了如国内般牧民悠闲的影子和成群的牛羊。公路旁边，则是断断续续成排成片的或胡扬或松柏或一丛丛的灌木丛。听当地人介绍，所有原苏联广袤土地上，凡是有公路、铁路的两侧，都会有成排的树木，这是苏联时期全国范围内所有共青团利用节假日义务植树的成果。然而这个庞大帝国解体初期,这些已成材的树木已被生活困难的群众砍伐或卖或烧了。一名年轻的大学生曾形象的告诉我：这个庞大帝国庞大的遗产，正在被它已经豢养懒惰的子孙们一点点变卖、践踏—－包括文明。不过，我想他们毕竟是“大家”出身，仍然留有着大家风范。比如说国民普遍所受的素质教育。正想着，突然汽车像是泄了气的皮球，慢慢地瘪了一样，速度慢了下来，抛锚了。
沙士亚和阿斯哈尔打开发动机引擎盖，捣鼓了半个多小时，汽车仍然无法工作，期间，有五六辆车经过时，主动停下来问，需要帮忙吗？都被这两个自负的家伙拒绝了。这和国内的情形形成巨大的反差――就像这里的冬季，大雪后的公路上，熟悉路段的驾驶员，大多不会图省事而跟着前面车辆压出的车辙行使，而是会在旁边厚厚的积雪上缓行。问及，答，公路压出来大家都方便呀。
大概是外面气温太冷，急躁的沙士亚返回车内用力轰着油门，一遍遍发动着汽车，然而这笨重的家伙就是无丝毫反应，他不禁用力锤了一下方向盘，骂了一句粗话，转而对我说：“以前（指解体前）的拉达车，开二十年都没问题，出了故障，我们都会修，现在不知道怎么了，毛病多，还不知道问题在哪儿”。
从后面又过来一辆急驶的汽车，等爬在引擎上捣鼓的阿斯哈尔站起来挥了一下手时，车已驶出数十米远了，令我始料不及的是，该车又以极快的速度倒了过来。
车门打开，一个50岁左右，身材矮胖，有些秃顶的俄罗斯驾车人走了过来，他问：“需要帮忙？”阿斯哈尔搓着手说：“这车不工作了，我们找不到原因。”中年俄罗斯似乎很内行，他让坐在车内的沙士亚试了试马达，便爬到引擎前着手检查起来，阿斯哈尔却趁机跑回车内说：“好冷哪”。
让一个陌生人修车，车主却躲在车内取暖，太过分了，我有些于心不忍，同时内心也很急躁，便裹了裹夹克，走了下来。
雪下的不是很大，风也不是很刺骨，但穿着秋装在外面呆几分钟还是足以让人哆嗦的。
陌生人熟练地拆下火花塞，打开化油器盖子，又检查了有些零乱的线路，和他认为有可能出现问题的零部件，确认一切正常后喊到：“试一下”，沙士亚试了试，马达仍是无丝毫反应。他又一次拆下火花塞。仔细检查后问，“车上有备用火花塞吗？”阿斯哈尔翻了翻工具箱说：“没有”。陌生人回到自己车内，拿了两只尚未开封的火花塞安装好，他不放心的走到车内，自己试了试马达，之后，无柰摊了摊手肯定的说：“电路出故障了，只有到前面的修理厂修。”我问阿斯哈尔：“前面有多远？”阿斯哈尔说：“有100多公里”。
我不禁担心起来，想起自己在国内曾经历与眼下极为类似的一件事：我刚学会开车不久的一个周末，需到300公里外的一座城市办事，想着是周末，也仅300公里，便让司机休息，自己独自驾车前往。返回途中，在山上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地方被横在马路中间的一块大石头挂掉了机油底壳，山区内，手机信号不通，公路附近，除了一哈萨克牧民在放羊外，再无他人。我只好站在路边向过往车辆求助，然而大家似乎都很忙,川流不息的过往车辆中肯停下来的几乎廖廖无几。即便停下来的也都是草草的告知：“没办法，我还有事。”看看天色渐晚，我不免心急如焚，情急之中，掏出二百元捏在手里向过往车辆晃动。一个和我生活在同一座城市的驾驶员停了下来，帮我看了看车后说：“千万别发动了，否则发动机会烧的”。听这这暖人心肺的话，我不禁心头一热连忙说：“帮个忙吧，还有50公里就出山了，出山就好办了。我给你加200块钱的油”。他说：“真不好意思，我车上拉人了，挺着急的。你再看看后面的车吧。”说完，转身准备离去，我忙说：“这样吧，给你20块钱电话费，帮我给朋友打个电话来接我”。他收起钱说：“好，我一定帮忙”。之后飞也似的逃走了，我不禁苦笑了一下。
一辆挂着公安排照的警车在我车后不远处停了下来，车上下来一个穿警服和一个穿便装的年轻人在小解，我连忙三步并做两步的跑上前去，说明了我的情况，着警服的人还在方便着，便衣问我：“你拿着钱干什么？”我说：“拖车费，帮忙也不能白帮吧。”便衣笑了，对着警服人说：“人民警察为人民，帮个忙吧。”我也忙低声下气地说：“你看天都快黑了，这山里的天说变就变了，还不把我冻死？”边说边连忙把钱递给穿便衣的人。他接过钱，顺手塞在警察的口袋：“小车吗，不费劲。”穿警服的人没有吭声，得知我车上没有拖绳后，从自己车上取出一根尼龙绳说：“拴上吧”。我连忙接过绳子，高兴的屁颠屁颠的边往他车上系绳子边讨好地问：“你们是哪个局的？”穿警服的人答道：“XX县局的”。我忙说：“太好了，你们局长我认识，我以前采访过他，你们地区公安处的处长我也挺熟”，天地良心，当时我说这话时，除了为讨好和套近乎外，没有任何其它意思，但显然已无可挽回的丧失了这次得到帮助的机会了。小警察过来亲自解开我刚系到他车上的绳子，说：“真对不起，我忘了，我要执行任务，没有时间。”他把钱塞到已发愣的我手里，临上车时对我说：“这里是山上最高的地方，你挂一档就可以滑出山去”。事后，我曾对警察局的一个朋友说起此事，我说我不明白怎么错了，我的朋友说：“你错大了。他拿了你的钱，你却告诉他你认识局长、处长，这不是给他惹麻烦吗。”我说：钱是给他加油的呀！朋友说：“50公里，加飞机油差不多用200块钱，再说，警车还用自己加油？笨笨笨！”
我楞楞的站在山间崎岖的柏油马路上，望着绝尘而去的警车，内心感到巨大的孤独与恐慌。好半响，我想起警察说的慢慢滑下去的话，看来这是我眼下唯一能做出的选择了。
50公里路，我用了3个多小时，竟然果真滑出了山，山外便是一座小县城了，我不仅滑出了山，居然还滑到了修理厂的院子。
我打电话给已带信的朋友，朋友还没有接到电话。我说了情况后，朋友在电话那头大感惊奇的啧啧几声后说：“你能活着我真高兴。”后来他告诉我，那段路是山里最陡最险、弯道最多的路，始终踩着刹车，刹车片一旦发热失灵，或是有些许问题，便车毁人亡，毫不含乎。
想起这段历险，我不仅为目前的处境担心起来，我在心里暗想，哪怕自己给这个陌生人付100美元――这对他们已是很多了――也得设法让他把我们拖走。
沙士亚和陌生人还想做一些尝试，但显然没用，沙士亚没有丝毫有求于人的难为情，说：请你帮我们把车拖走吧。陌生人面露难色，随即便痛快的答应了。
我坐在能打开暖风的陌生人的车上，车上有一个女人和10多岁的孩子，显然他们是一家人。
妻子对丈夫说：“今天参加婚礼肯定要迟到了，他们会责怪我们的。”
丈夫说：“告诉他们发生的事，他们不会生气的。”
汽车以较慢的速度行驶着。丈夫一声不吭的专心驾驶着，不时他从后视镜中看一眼拖在后面的车。妻子把录音机的声音放的很小，她一直嗑着瓜子，小心翼翼的把瓜子皮放在一个塑料袋里，她可能认为我听不懂她的话，偶而把瓜子递给我。示意我不要干做着，她的儿子半躺在后座，头靠在我背后，已睡着了。车内的暖气吹的人暖融融的昏昏欲睡。
汽车在我睡意朦胧中，停了下来，我们的车被拖到一家俄罗斯人的院里，宽大的院内停放着好多待修的汽车。
我们向陌生人及他的妻子道谢。沙士亚掏出500天戈（合人民币30元）递给陌生人，说：“非常感谢你的帮助。”陌生人笑了笑推开沙士亚的手，说：“不用谢，下次你帮我吧。”说完，载着他的妻儿去参加婚礼了。
我对沙士亚和阿斯哈尔说：“我们今天耽误他时间了，他要参加婚礼。”我知道，这个国家的人们对婚礼及生日都特别重视。
阿斯哈尔显得吃惊而毫不领情的说：“是吗？他为什么不告诉我们？我们可以让别人拖嘛。”
我说：沙士亚，你为什么才给人家500天戈？他是不是嫌少？
沙士亚说：“不是，他说得对，也可能下次我们碰到一个需要帮助的人，那个人可能就是他。
阿斯哈尔接茬说：“或许不是他，但可能是他的兄弟、朋友或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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