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现在的思维是无法想象二十多年前的通讯状况的，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多为书信来往，七十年代末期我刚入伍时每月是7元钱的津贴，每当从司务长那里领到津贴费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去营部的小卖部买20张邮票，每张邮票8分钱，花去1元7角6分钱后，就疯狂的写信，给父母写，给同学写，真可谓“新兵信多，老兵病多”。
    我一跨进部队就在新兵连里经过了两个月的思想意志洗礼和身体的极限锤练，然后分到了要求本人表现要好而且文化水平要高的三连测试班。我们班里有三大专业，无控、自驾、引信，我当上了自驾操纵员。在我们班里有一位老兵，是一九七七年从上海入伍的，他是一名老的无控操纵员。我们虽然不是一个专业的，但由于在一个班，开班务会，团员活动这些我们都在一起。一来二往，我们有了很多的话题。我们谈天论地，关心国际命运，聊国事家事，忧国忧民，无不表现出一副天将斯于大任的派头。当时我爱好文学，爱写诗，写一些自认为很优秀但编辑不识明珠的文章。他也爱看书，又有上海大都市的广泛信息，他比我年长，又是老兵，我们常常谈得很投机，我总是在与他的谈论中知道了更多的信息和了解更多的世界。我写的诗常请他先看，他会给我提出一些意见。后来他退伍回到了上海，再后来我也退伍回到了四川。但我们一直都通过书信在交流和沟通，我写的诗也再样寄给他看，请他提出意见，发表评论。他则不断的给我描述上海发生的巨大变化和新的思潮，在内地还不知道什么是信息时代时，他就推荐我看了《第三次浪潮》，并给我寄过很多这方面的书，对我学识的提高和能力的升华起到了潜移默化的作用，为我后来在事业上的如日中天打下了很好的思想基础和奠定了良好的思维意识。我们的战友情上升到了一个很高的境界，他真无愧于我的良师益友。
    但一九八六年后，他搬家了，我写给他的信也石沉了大海，他也因为忙于自身学习的提高和迫于大都市残酷竞争的影响，我们就阴差阳错的失去了联络。一九九零年我去上海出差时，曾试图与他联系，也没能成功，成了我这二十年的一块心病。在二零零六年八一建军节前，我对这位战友的思念之情与日俱增，抱着试试看的想法，在新浪网上发出了贴子，寻找我当年的良师益友，我的亲密战友。一天过去了，没有消息，一周过去了，没有消息，一个月过去了，还是没有消息。我渐渐的对寻找到这位战友没有抱什么希望了。
    人世间重情谊的人还是大有人在，当年老部队一位转业了的营教导员，前不久发起今年十月份在天津举行老部队的战友聚会，信息发出后，大家都上网去搜寻过去的老战友，没想到我的贴子被这位我朝思暮想的战友看到了，他马上给我发出了电子邮件，告诉我现在的详情，留下了包括家庭电话在内的所有电话号码，并且还给我发出了他与一些战友合影的近照。由于我这几天忙于一些具体事务，没能及时收看电子邮件，他又于第二天再给我发出一封电子邮件，其迫切心情可见一斑。在还没有等到我看这两封电子邮件时，我这位失去近二十年联系的战友，又迫不急待的用同事的QQ号与我联系，当我们在QQ上交谈时，我的激动心情无法言表，其兴奋之情胜过第一次见到大海时的神怡！当他知道我没有MSN后，立即新申请了一个QQ号与我聊天，这是他用的第一个QQ号，我也成了他QQ号里的第一个好友！时过境迁，浓浓的战友情并没有被时光所冲淡，也没有因上海与国际社会的更融入而陌生。我们在QQ上尽情的聊，还是象过去一样聊一切的一切，相互鼓励，互致问侯。

    二零零七年夏天，已高就一家上市公司证券代表的他到成都开会，我们终于在成都相见了。由于他们会议的议程很紧，他不惜放弃了会议的欢迎宴会，我们在成都的小餐馆里吃便餐，喝啤酒，有说不完的话题，述不完的衷肠。他还特意给我带来了厚重的礼物，另外还把前不久老部队战友会的通讯录用数码相机拍下来刻在光盘里送我，可见用心之良苦。我则送了他一本当年我们地空导弹五师师长陈辉庭著的一本关于我们地空导弹部队战史的书《飞鸣镝》，他爱不择手，连说还真没有想到会有这本书。这本书在很多地方脱销，我也是在成都通过新华书店从绵阳调来的。后来他回上海后也通过网络渠道邮购了几册《飞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