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几天我这个翻译也累的不含糊，导演纠正模特的动作，传唤下一个出场的顺序，讲解步伐与音乐的配合的要点，一切指令都必须由我这个翻译的口中传递出去，到最后一天，我的眼睛几乎都睁不开了，声音也到了半哑的状态。其实要说最难熬的还不是我们，而是我们领队闫科长。这几天她一直眉头紧锁，来回穿梭在排练现场，叮嘱这个，吩咐那个，忙得不亦乐乎。其实叫我看，她完全可以弄一把舒适的椅子，坐在一旁好好地观摩，因为她在现场的那些参与和互动，对提高表演质量根本没有实际意义。

排练到了后期，所有模特们需要展示的服装都运到了现场。内衣、外衣、大衣、高跟鞋、靴子、帽子、各种道具足足装满了十几个特大号的手提箱。看见这么多需要展示的服装，闫科长慌了神儿。她坚持让模特们把自身分配到的服装都编上号，以防上场的时候自己弄不清顺序，造成演出混乱。我把闫科长的担心告诉了雷诺，但他似乎对此不屑一顾，只是让我转告她，这个问题不值得操心。

后来，我终于明白了雷诺对此毫不关心的原委，一般国外正规的时装秀，都由专业的穿衣师负责。如果要求模特们自己记住前后几十套甚至上百套服装的前后顺序，那几乎是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模特的任务就是在音乐响起时，迈着标准的猫步走上T台，在摄影师和记着们的镁光灯前摆好各种造型，根本不用操心穿衣和服装的顺序。

随着最后一遍舞台音乐的结束，整整三天超负荷的模特训练终于到了尾声，最后的一次预演效果出奇的好。模特队员们也对这位法国来的光头老师佩服得五体投地。大家对雷诺最后选择的那段上场的音乐也相当满意，那充满活力的音乐和那激情四射的节拍几乎瞬间就能把姑娘们的情绪激发的淋漓尽致。预演结束后，闫科长那连日来揪在一起的眉头终于舒展开了，脸上也见到了平日里难得一现的笑容。阳光出现了，麻烦理顺了，大家的心情都像疾风暴雨过后初见彩虹一般的美丽。按理讲接下来的演出应该一帆风顺了吧，谁知道就在正式演出前的那天中午，我方和东道主又出现了看似不可调和的矛盾和冲突。

像在军队里实弹演习一样，模特队的最后一次彩排属于“实装”演练。模特们不再是只练动作，而是真实地穿上全部时装秀的服装，在T台上真刀真枪地演了一回。这样的演出基本上和直接面对观众的时装秀一模一样，不同的只是现场没有观众，演员没有化妆。

此次模特们预演的服装都是从卡斯达百货集团春季时装系列里精选出来的，是东道主期望通过东方模特们那别具风格的表演展现给广大消费者的花色品种。这些本来为西方女人设计的时装，穿在东方模特的身上，传递出一种令人着迷的风情和韵味！

       本来前三天的强化训练已经让模特们完成了“充电”过程，照理说第一次“带装彩排”应该是顺理成章水到渠成的事。没想到第一次“实弹”演习双方就发生了严重分歧。

按演出合同规定，时装表演队在德演出期间的重要事宜都必须事先征得中方领队的同意。但究竟什么是“重要事宜”呢，合同里并没有进一步的阐述和说明。由于“带装彩排”要求模特们必须按事先分配好的服装系列顺序换衣出场，卡斯达百货特意为表演队聘请了专门为大型时装表演提供专业服务的换衣师为模特们换装，而当时请来的二位换衣师都是男性，这让我们的领队闫科长大为恼火。

当时国内正值改革开放初期，人们思想比较僵化，政治上特别左，男女授受不亲还主导着人们的传统思想。男女间甚至拉手拥抱都被认为是不良行为。作为革命干部，中共党员的领队，闫科长最担心是在国外演出期间由于自己对政策性问题把握不准，犯了原则错误。或者由于她的失误与疏忽，导致如花似玉的女孩吃了亏出了事儿。

可怜的闫科长，几天来基本属于吃不下睡不着的紧张状态，现在突然听说要让外国男人给中国的模特脱衣换衣，她简直气疯了！“这不就是让咱的姑娘脱了衣服让外国人随便看，随便摸么！”她气愤地对我喊着，让我马上去找德方代表去交涉。我有点不情愿，但她毕竟是我这次出国的领导，我必须服从。于是我去找了卡斯达委派的现场联络员苏珊小姐。

苏珊听了我的倾诉，好像有点不理解。她那亚麻色发梢下衬托着的一双海蓝色的大眼睛忽闪了半天，才慢慢地解释说：“在欧洲凡是正规的时装走秀，都要聘请专门的穿衣师，负责给模特们换衣穿衣。”她看我点头表示理解了后，继续解释说：“从事穿衣师职业的人可以说是心灵手巧，记忆超人。不仅可以在几十秒内迅速地让模特们整齐得体地穿上需要展示的服装，而且绝对不会出现衣衫不整，顺序混论等各种差错。”总之，苏珊解释大意就是，穿衣师的专业化服务是确保此次时装秀演出质量和演出时限的一个重要手段，必须上！

听到德方如此坚决的回答，我像个传声筒一样把苏珊的话原原本本地告诉了闫科长。最初她还是固执己见，反复二次传话后，最终闫科长做了妥协，但妥协的条件是在演出的全过程中，模特们必须始终穿文胸（乳罩）参加表演。她当然不希望外国男人看中国女孩身体的任何部分，但如果实在不得已的话，遮挡女孩的胸部以防被那些色眯眯的老外窥视，则是她必须死守的底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