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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左旗指挥连
1969年8月17日深夜，通信员把我们十个人叫起，连长通知我们调往新的部队，到大同集中报到。18日早饭按照惯例给我们加了两个菜，上午我们坐上石家庄开往北京的火车，下午在北京站转车。我是第一次到北京的，真想到天安门前照张相，可是时间不允许，只得在北京站的广场上候车。19日凌晨到大同下火车后，接站的专车把我们送到西郊的装甲兵学院，这时我们才知道，由于自60年代中期以后，中苏两国关系持续恶化，边境紧张局势日益加剧，中国成了苏联最直接、最现实的敌人，为了对中国进行遏制，苏联在中苏、中蒙边境部署重兵施加军事压力。据说从乔巴山发射的核弹头导弹七分钟就可到达北京。1969年3月2日珍宝岛事件后，苏方不断挑起边界事端，大规模常规战争和核战争随时都有可能爆发。苏军从伊尔库斯科经蒙古国首府乌兰巴托，入侵我国，袭击北京，距离最短，可能性很大。为尽早发现敌人第一波空中袭击，所以要把雷达架到边境去，因此我们在中蒙边境一线组建三个雷达机动营。
我们苏尼特左旗雷达机动营居中，是最先组建的，下辖一个指挥连和六个雷达连。左旗和格公社是已展开的两个老边防雷达连，红格尔、白音乌拉、那仁宝力格和乌兰诺尔是新展开的四个雷达连，都是从北空各雷达团成建制调去的。我们指挥连则是从北空七个师团的二十八个连队，抽调来的七十八个人组建，人员有来自雷达部队，也有高炮和航空兵部队；有北方兵，也有南方兵；有农村兵，也有城市兵；有工农子弟，也有干部子弟；有1964年入伍的老同志，也有1969年刚入伍的新战士；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我们编排成三个战勤排、发报台、电话班和炊事班，全连共十个班; 专业分别是无线电报务员、信号标图员、报读员、记录员、油机员、发射机调配员、电话员和炊事员等八大员。
20日下午召开雷达机动营成立大会。会上军首长命令我们：“在没有其他兵种的配合下，雷达机动营单兵开赴中蒙边境一线。不但要完成雷达情报报知任务，还要准备与敌人当面格斗拼刺刀。一旦边境失守，坚持在敌后打游击，继续提供雷达情报,直至炸毁兵器，战斗到最后”。当时的火药味是很浓的，战争的恶魔好像马上就要降临，我们就像是上了弦的箭一样，一触即发。心想这一去就回不来了，这一百来斤就喂了北极熊了，再也见不到自己的爹娘了。我们真有一股“壮士一去兮，不复返”的悲壮气氛，心情就像上战场一样，还真把一个兵给吓回去啦。我们进行了7天的集训和整编，学习的内容是“准备打仗”，训练的课目是“射击投弹”，再就是轻装，并化验了我们的血型。我们还参观了大同煤矿的“万人坑”，阶级仇民族恨的政治教育，提高了我们的阶级觉悟，激发了我们的爱国热情，坚定了我们上前线的信心，指战们都纷纷写请战书表决心，为了国家的安全准备牺牲自己的一切。
29日全营数百名全副武装的指战员，列队站在40多部崭新的军车旁，在阳光的照耀下整装出发了。我们出山西入内蒙，经丰镇过集宁，穿朱日和越赛汉塔拉。途中老百姓看见庞大的雷达车不知是啥武器，看见穿蓝裤子的空军也不知是啥兵种，看见荷枪实弹的士兵也不知执行啥任务，看见浩浩荡荡的队伍也不知开向啥地方。进入辽阔的内蒙古草原后，草原的景象第一次掠过我们的眼球,草原的声波第一次震动我们的耳膜,草原的风情第一次映射我们的脑海。军车向茫茫的北疆疾驶，草地上绵延的车辙便是草原公路,没有树木，没有村落，没有人影，没有路标，没有参照物，很容易迷路。白天我们在沙砾裸露的戈壁上颠簸前行，黑夜我们在狼群出没的荒野上露宿过夜，饿了我们在北风呼呼的草地上支起锅灶，渴了我们在人烟稀少的沙地上苦寻水源。经过五天的风雨兼程， 9月2日我们到达内蒙古苏尼特左旗。
刚到时发报台架在旗最东边的中学校，指挥室设在旗最北边的乌兰牧骑排练厅，电话班住在旗中部的邮电局，饭堂建在旗南部的商业局，连部和战勤排安营扎寨在旗西部的革委会，左旗的东西南北中都住有我们的兵。1970年国庆节后全部搬到旗东北角的贝勒庙土房子。
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影响，汉人返内地，蒙人回牧区。偌大的旗所在地，只剩寥寥数百人,没有水电，厂矿停工，学校放假，商店关门，党政机关瘫痪，好不凄凉；深夜经常有敌特的信号弹升起，好不紧张；晚上睡觉常常发生梦魇，好不害怕；发现闪动的灯光，听到异常的响声，看见陌生的人员，往往让我们虚惊一场;夜间野驴在营区周围溜达，哨兵以为是敌情，子弹推上膛，赶快趴下屏着气就瞄准。
左旗是个沙窝子，走在路上，一脚深一脚浅，上喘气下腿软；回到宿舍，要洗七窍里的土，要倒鞋里的沙；沙子总是从门缝流进来，从窗缝刮进来；营房里的沙子要及时清理，要不然把房子就埋住了。
左旗还是个风口，一年一场风，从初一到除夕；风也很大，刮得人站不稳走不动，刮得黄豆大的沙砾在地面翻滚，刮得飞行的子弹偏离弹道，刮得投掷出的手榴弹行进缓慢；白毛风和黄毛风能见度只有几米,上下班的路上都迷失了方向；发射天线和风沙摩擦产生的静电，尖端放电时电花四射，还噼里啪啦的响个不停。
左旗冬天的气温真是滴水成冰，呼气成霜。拉水时水溅到身上顿时冻成硬梆梆的冰了，回来后用铁棍敲敲，冰就掉下来了，衣服还是干的；气温常在零下三、四十度,床下挂霜，毛巾冻硬，开水不烫,枪管沾手;
胡子眉毛结白霜，鼻子下面吊冰溜；吃饭的时候总是碗口越吃越小，筷子越吃越粗；睡觉还要戴皮帽子，炉子烧的通红,却常常把我们冻醒；大小便一落地就冻住，解不完大便刺骨的寒风叫人不得不搂起裤子，屁股冻得半天都暖和不过来；战备施工回来，袜子和大头鞋常常冻在一起。
我们的伙食标准是4角5分钱。在长达半年的冬季里没有任何蔬菜，几乎每天都是脱水白菜，像干柴火棍一样没有任何味道，近百号人一顿一块都吃不了，战士们几乎都要发生口腔溃疡；虽有牛羊肉，但缺少食油和佐料，盐水煮的膻气太大，我们不知吃下去多少羊毛，还曾有人把羊屎蛋吃到嘴里；早餐是腌制的萝卜干，夜餐则是硬如冻土的自制点心；油炸黄豆是营养品，黏牙的90面粉和变味的陈大米是我们的主食。
我们每年要着六个月以上的冬装, 但服装仍按内地标准换发。入伍时发的五号棉衣，一穿就是三年，棉衣烂，烂的棉絮外露；罩衣破，破的补丁摞补丁；褥子薄，薄的咯人；棉被窄，窄的裹不住身；大衣短，短的盖不住膝盖；大头鞋重，重的好像脚上绑了个沙袋。
我们没有营房，就住民房，没有砖房住土房；教室的讲台上是发射高频的发讯机，讲台下则是调配班的宿舍；土坯房的外间是昼夜不停的汽油机，里间则是油机班的卧室；没有棉垫铺草垫；没有板凳坐马扎，吃饭的时候蹲起来；没有施工机械，那就镐刨手搬打眼放炮。
我们一天只能听一个小时的半导体, 一个月只能看一场电影；一星期只能看到一张空军报,一封家信发出一个月后才能收到；一冬洗不了一次热水澡,一年没进过一回理发店。唱红歌是娱乐,扳手腕是比赛;遛草原是锻炼,爬山头是磨练;学蒙语是爱好,善骑马是特长，逗骆驼落个嗅气熏天。
我们没有可去散心的场所，那就围在一起卷烟丝，摆龙门阵打发时光；没有展示自己的机会，那就出洋相抬杠子，挖苦调侃表现自我;没有发泄情绪的方式，那就相互臭骂泻肝火，追打毛驴解闷气;没有和家人相聚的条件，那就翻看家书思双亲，偷看相片想恋人。
我们营部只有一个军医，体温计和听诊器就算是医疗器械；伤风了吃颗药，发烧了打一针，眼红了滴药水，冻伤了抹冻苍膏，皮破了擦碘酒，龟裂了粘胶布，脚崴了贴膏药；防感冒加热食醋，防煤气自制风斗；有病不休班，病号饭就是一碗热面条。
我们一年四季没有节假日，昼夜三班倒，三天两个夜班,要是战备施工，则实行两班倒，天天有夜班。值班困了，起来转转，打个哈欠；站岗冷了，搓搓手，跺跺脚；施工累了，缓口气，喝杯水。
我们左旗指挥连组建时的七十八个人，是在国家受到外来威胁的时候走到一起的，是在艰苦的环境下同甘共苦的，共同担负着繁重的战备值班任务。我们时刻牢记“为人民服务”这个根本宗旨,不管形势再紧张，气候再恶劣，环境再艰苦，生活再单调，待遇再低下，任务再繁重；没有一个人叫苦叫累，没有一个人申请调离，没有一个人要求复员。我们继承和发扬了“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我们吃过苦，我们经过了艰苦的锻炼；我们命大，我们经历了生死的考验;我们流过泪，我们流过汗；我们挨过冻，我们挨过饿。我们伟大，我们光荣，我们自豪，我们骄傲。我们永远思念那段经历，永远怀念那个地方，永远想念那些战友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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