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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震惊魂40年
六、一封电报
大概在8月的下旬，下雨还挺勤，人还没有往室内搬，就开始了抗震救灾的总结表彰工作，同时也对一些在抗震中擅离职守、只顾小家不积极参加救灾的人进行批评处理。师机要科有一名副科长，是从空六军机要处调来的，姓名现在我还记得（毕竟我在机要科呆了近20年，名字还是不提的好），30多岁，高高的个，白白净净，胖乎的，人长得挺帅气，家在唐山住。震后师里组织人员由一名副参谋长带队去唐山救灾，到唐山后这位副科长没打招呼就擅自跑回家去照顾家人了（他家人并无多大伤情）。这在当年的形势下可是个大事。有一天师司令部召开军人大会，对这位副科长开展严厉地批评教育（按当时的说法叫批判也不过分）。楼内会议室不让进，就在师司令部南楼前面的路上，有坐床的，有坐椅子的，也有坐小马扎的。我们是新兵，根本就不清楚事情的来龙去脉，也不知道机要是干什么的，只是在那里静静地听。先是这位副科长作检讨，接着干部一一发言，对该副科长的错误行为进行严厉地批评。有的语重心长，帮着深挖其错误的根源和分析错误的严重性；有的则上纲上线，言辞激烈，说他是战场上的逃兵，要在战争年代都够上枪毙了。后来听说这位副科长还有些想不通，一个人爬到山上呆了好长时间，参谋长还专门安排人上山去做他的工作。再后来听说是安排他转业了，因我1977年底从空军学院（当时叫空军军政干部学校）学习机要回到机要科时，这位副科长已经不在科里了。
我在这次抗震救灾中获得了一个嘉奖。参加抗震救灾的干部战士每人发了一个慰问袋（蓝色塑料袋，上面有“唐山抗震救灾纪念”字样。），袋里一个红色塑料皮的记录本和一个“人定胜天”的纪念章。由于40年来多次搬家，塑料袋早已无了踪影，记录本和纪念章还在，记录本被我记满了东西，不知压在哪儿了，纪念章一直保管的很好。
日子慢慢平静了下来，工作也慢慢恢复了正常。可在9月的一个下午（9月9日），一阵急促的警报声又使整个营区沸腾了，当时我们正在各自的床板上进行着标图训练，一听警报响撂下手里的尺子和笔，上气不接下气地就往洞库指挥所跑，师首长也都逐一来到指挥所，可谁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接到的命令是：部队进入一级战备。所谓一级战备，就意味着全国进入了临战状态，这肯定出了关乎国家生死存亡的大事。建国以来，之前国家共有三个时期进入了一级战备，分别是：抗美援朝时期、炮击金门初期和中苏边界战时期。师首长在指挥所焦急地等待着，小声地猜测着，我们都在各自的岗位上保持着待战状态（机场，飞行员均进入驾驶仓，一声令下，随时就能起飞）。指挥所内人很多，但很安静。作战参谋在作战室不时地接听着电话。过了很长时间（我记不太清多长时间了），一个电话让整个指挥所陷入了极度地悲哀之中：我们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去世了！当天担任日常战备总值班的杨林副师长（我对杨副师长的印象是：岁数挺大，资格很老，不善言谈，喜欢抽烟）一听此信，趴在引导桌上就嚎啕大哭起来，边哭还边念叨：哎呀，我们国家今后这可怎么办呀！怎么呀！整个指挥所哭声一片。这时师政委杨志福含着眼泪大声说：不要这样，我们还有华总理，我们还有党中央！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保卫好首都的东大门！这次的一级战备好像是过了“十一”以后才结束，这期间我们天天都是加强班，人员不准外出，不准休假，始终保持全员在岗在位。
（这是中营区后来建的足球场。远处是当地一个砖窑场的烟囱，现在还屹立在那里。这个足球场虽然在尺寸上不很够标准，当年建的时候也是费了很大的劲。因当时这里高低不平，上面是坡，下面是坑，硬是一点一点将它整平。圆了不少官兵的足球梦。现在这里已经荒芜了。拍摄于2015年大年初四）
震后我给家里写过几封信，春节的时候我还给家里寄去了20块钱，一并也给我姥姥寄去了10块钱（那时我们的津贴每月6块钱），可是1977年春节刚过完不久，我突然接到家里一封加急电报： “母病重，速回”。当时我的头一下就大了。心想，母亲身体平时虽说不是太好，但也不至于一下就得这么重的病呀。拿着电报没有主意，不知该不该去请假，能不能准假。心里着急，最后还是拿着电报硬着头皮去找作战科科长司徒伟请假（当时标图班隶属于师作战科管理），司徒科长是广东人，细高个，偏瘦，人可好了，工作严格要求，平时和蔼可亲。1980年前后转业的时候，那时我已在机要科，司徒科长来机要科告别，抓住我的手：小姚，以后如有机会到广东来找我。后来听说司徒科长转业回了广东蛇口，可惜的是30多年了，也没机会去广东看望这位可敬可亲的老科长。那天司徒科长看完电报，问我什么想法，我吞吞吐吐也说不出个一二三。不敢说请假，也不想说不请假，但心里还是想请假。司徒科长看出了我的心思，说：“这几天不是很忙，给你一星期的假，回去看看，没大事就抓紧回来。”我又激动，又感动，又感谢，不知说什么好。后来我从家回来给老科长带了一些风干的微山湖的咸鲤鱼和咸鸭蛋，老科长高兴的够呛，做给我们吃，那天我还差点把他的锅给踢翻喽。
归心似箭啊！几经周折从遵化机场坐班车赶到遵化汽车站，再坐长途汽车到唐山，连夜坐上火车，第二天到兖州，再转两次汽车，于第二天下午赶到老家鱼台县城。那天我坐在汽车的后面，一进站，我就看见了父亲那渴盼的身影和目光。父亲看到车上的人都快下完了，也没见到我的身影，表情沮丧，很扫兴地转身要走。这时我已走到了车门口，一声：“达达”（方言，老家对父亲的称呼）！父亲一回头，眼睛猛然一亮，表情立马由阴转晴，笑里有一种久盼成真或者说是一块石头终于落地的那种很踏实的感觉。这时，一个邻村的本家爷们，从车站厕所走出来，一看到我，眼里放出一缕异样的亮光，惊异地看着我，半天没说完一句话：“大叔！真的是你？唐山地震，你没......”我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父亲说：“啥也别说了，你一回来啥事都没了，先回家吧。”我赶紧问：“娘的病咋样了，在医院还是在家呢？”父亲轻轻摇摇头，说：“你娘没病，是他们都病了。”我没理解什么意思，欲问。父亲接着说：“唐山地震后，一开始没你的音信，后来接到了你的来信，春节前你寄来的20元钱也收到了，可村里人都说你在地震中......后来越传越厉害，越传越邪乎，就连你寄来的信和钱，都说是你的战友模仿你的笔迹写的，连过年部队寄来的慰问信也传成了你的死亡通知书。都传遍了，就是你娘现在还蒙在鼓里。”我知道父亲最后一句话的意思，因我母亲有一个癔病的病根，一累、一气、一激动就容易犯，所以大家都在瞒着她。父亲接着说：“为了验证真假，不得已，才给你发了这封不该欺骗部队的假电报，回去你向部队如实解释吧。”
就这样，我和父亲一路说着话，走了二十多里路回到了家。没曾想，这时我家院里（其实没院，就在河堤上）已经站满了人。原来是那个在汽车站见到我的爷们，见到我后，在县城什么事也没办，急急忙忙骑着自行车回家“播新闻”去了。亲戚邻居一听说我回来了，都想亲眼看看我这个被传在地震中已经“光荣”而又没光荣的真人。从下午到晚上，家里就没断过人，就象看西洋景一样。夜里12点多，还有一位远房表哥，摸着黑从湖里划了几个小时的船，赶了二十多里的水路，非要过来亲自看我一眼，以验真假。
也不知这么巧，我在家却碰到了师保卫科朱科长和另外一个干部（记不起是谁了）去搞我的外调，当时他们也没给我说为什么来外调，那天他们是先到的大队和村里学校，大队人说我正好在家（朱科长他们也可能知道当时我回家了），村支书就把朱科长他们带到了我家，中午在我家吃的饭。那时农村也没什么好吃的，正好是春天不缺鱼，熬鱼贴锅饼。我告诉朱科长我家其他亲戚在哪里，怎么走。后来才知道，那是师里选机要人员来外调的，调查得非常严、非常细，把我家所有的亲戚和社会关系都调查了一个遍。从家回部队没多长时间（4月份），就让我去空军军政干部学校（后来的空军学院，现在的空军指挥学院）学习机要了。
（这一片三角地是当时的露天电影场。座位全是用石头一排排砌起来的，上面用水泥抹平。现在变成一片荒草地了。左侧的房子是原来的地勤，南头后来还当过师干灶；右侧是卫生队带走廊的平房。拍摄于2015年春节大年初四）
（这就是上图原来的露天电影场，左图是我和战友卫生队军医仇广礼的合影，右图是师机务处李江南。图片来自空24师大型画册《火红的年代》）
这就是我对1976年一些零零碎碎的记忆，有的刻骨铭心，有的已模糊不清。今年是我入伍40周年的日子，也是唐山大地震40周年的纪念日，借此机会，把40年前的一些亲身经历回忆一下，没有主题，没有章法，拉拉杂杂，想哪写哪，肯定有一些记忆模糊的地方，包括时间、地点、人物等，但愿没有大的错误，如哪些地方出现了大的错误或有损了哪些首长和战友的形象，在这里我先深表歉意！
（完）
2016-5-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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