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震惊世界的唐山大地震已过去了四十年，但这一噩梦却时时在我的脑海中浮现，这是我一生中遭遇到的永世难忘的巨大灾难。
我1968年3月入伍，是唐山大地震的幸存者。从1971年4月被选调到唐山空六军军部到唐山发生地震，我在唐山已经生活了六年多时间，这期间我一直在司令部担任保密员工作。几年的工作生活是平静的、有序的。直到1975年，有关部门告知近期唐山有发生地震的可能，要求大家做好防震工作，我才意识到灾难可能就要降临了。说到防震，这可是我们面临的一个新课题，此前哪有过这样的经历？
1966年3月8日河北邢台6.8级大地震时，我正在老家县城的学校读书，由于距离较远，那时只有轻微的震感； 1969年7月18日渤海湾的7.4级地震，当时我正在天津尖山路炮二师师部宿舍午休，虽然感到了房屋的明显晃动，但是由于震中在渤海，距离陆地较远，而且是深源地震，因此没有造成太多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所以，真正的地震会是个什么情况，对我来说还是一个比较模糊的概念，我想象不到也不愿意去想真正的大地震来临时会给我们带来什么。
那个年代原苏联和我国的关系非常紧张，时刻都有发生战争的可能，而且空六军又处于未来战场的前沿。因此，我们除了时时加强战备之外，又多了一项防震工作。究竟怎么防，有关部门也没有传授具体地方法和制定具体地措施。于是大家各显神通，自创了不少防震的“土”方法：如晚上临睡前把空啤酒瓶倒立在桌子的边缘，把空罐头铁盒放置在吊着的日光灯灯架上等等。这段时间大家对于地震的警惕性还是比较高的，自创的这些土办法是大家临睡前必做的功课。现在看来这些所谓的办法只是大家的凭空想象，可以说没有太大的作用。因为地震是一瞬间发生的，想安全脱险靠这些土办法是不现实的，要想避免地震灾难只有远离建筑物，但这也是不可能的，人不能24小时都在空旷的室外吧？
在没有任何有效措施的情况下，大家只好硬着头皮去挨过每一天。可以说1975年我们是在煎熬和惶恐中度过的。这一年大地震没有光顾唐山，大家紧绷的神经慢慢地松弛下来，有关地震的事也被渐渐抛在了脑后，工作生活又趋于平静，自创的防震土办法大家也不再当作必修课去做了。就在大家完全放松警惕的时候，一场想象不到的巨大灾难瞬间吞噬了唐山市。1976年7月28日凌晨3点42分，罕见的毁灭性的7.8级大地震突然发生了，强烈的蓝光闪过和巨大的轰鸣之后整个唐山市刹那间被夷为平地，沉睡的毫无戒备的人们被无情地埋压在废墟之下，短短20几秒钟，唐山从一座生机勃勃的城市变成了一座死亡之城。
当时我住在司令部办公楼的三楼，由于老的空六军升格为济南军区空军之后，新组建的空六军是利用唐山专员公署等单位不用的破旧房子（据说已定为危房）作为营房的，条件比较艰苦，一楼是军务处、机务工程处、雷达处、气象处等和部分宿舍；二楼是军首长、司令部首长和守机班等；三楼是训练处、航行处、机要处、保密室等及部分宿舍。
1976年7月27日晚饭后，我和几个战友及战友家属一起，在楼下看李谷一演唱的湖南花鼓戏《送货路上》的电视节目。节目结束后，约21点左右我们上楼洗漱休息，由于当时天气炎热，我没能够马上入睡，于是就开始阅读白天才从唐山市图书馆借来的一部抗战小说《烈火金刚》。约凌晨一点我渐渐睡着了。因为睡得较晚，也就睡得很实，所以对地震前发生的地声和蓝光我一概不知，只是窗户的噼啪作响和楼房的剧烈晃动在脑海中有些印象。但当时并未意识到发生了什么事，是本能及第一反应促使我迅速向房门的方向跑去。那时我是怎么从蚊帐中钻出，又是怎么正确地跑到了宿舍门口，到目前为止脑子都没有任何印象。
不知过了多长时间，我从昏迷中清醒过来，因为当时战备紧张，所以首先想到的是苏联用原子弹袭击了我们，之后不久又感觉到地在晃动，而且很频繁，这才意识到：地震来了。就在这时，我发现自己被埋在了废墟中，和我埋在一起的还有一个人，经简单交流才知道他是和我同一个房间床头相对的打字员王凤生，他的手臂被废墟压的无法动弹，而且恰好顶在了我的喉头上，使得我无法正常呼吸，但由于求生心切，我们随即商量是否一起用力顶开身上的砖石瓦块，事实证明这只是个幻想，尽管用尽了全身的力气，却没有丝毫作用：一是我们被埋在了至少一米深的地方，而且除了极小的缝隙外，我们被砖头泥土压得结结实实，一点都动弹不得；二是我们两人无论谁稍微动一点，我就有窒息的可能。在这种自救无望，求生无门的情况下，我们只有静静地等待死亡。
死亡是恐怖的，可不知为什么，这时侯的我们却没有一丝一毫的惧怕，反而有些坦然了。刚开始废墟里还有些空隙可以透进一丝空气，呼吸虽然困难，但仍可维持生命。在这种情况下，王凤生没有考虑自己的后事，首先想到自己是一名共产党员。他告诉我：“如果你能够活着出来，要记着我的抽屉里还有50元钱，麻烦你用它代我作为党费上缴。”在生命不保的情况下还念念不忘组织，可见我们的战友是多么的高尚，境界是多么的高大！真不愧为是解放军这座大熔炉里炼出的好钢！
说真的，压在废墟下的痛苦是难以言表的。由于当时余震频繁，废墟的空隙在晃动中变得越来越小，维持生命的空气也越来越稀薄，呼吸困难的程度在一步步加重。这时的状况使我们万般无奈，只有在废墟的重压下静静地等待着奇迹的发生。就在死亡一步步逼近我们的时候，战友王凤生突然隐约听到废墟上有脚步声，于是我们两人就开始轮流用尽全力大声呼救，期望外面的人能够听到呼救声。但由于我们被埋压的太深，加之我们的呼吸不畅，不管怎么呼救也无济于事。此时的我们用鼻子呼吸已经无法满足身体的需要了，只有张大嘴巴用力呼吸，泥土也被吸到了口中，我们只好休息一会儿呼喊几声。就在我们几近绝望的时候，废墟上的战友听到了我们微弱的呼救声，他们不顾自己的伤痛，迅速投入到救助我们的行动中。
经过战友们的奋力刨挖，我和王凤生两人终于露出了头部，可以自由呼吸了。因为我们已经存活有望，为能够救出更多的战友，他们让我们先在废墟下等待，接着又在废墟中寻找新的生命。在这之后，他们又挖出了航行处的张晓纯参谋和高炮处的孟繁伟处长，孟处长刚来队两天的夫人和两个女儿也被发现，但她们已停止了呼吸。经过紧张的搜寻，在没有发现新的生命迹象之后，他们又重新返回把我们两人彻底救了出来。
将我们从废墟中抢救出来的三位战友分别是军务处的打字员孟立文、航行处的杨刚和卢立军，他们是我们永世难忘的救命恩人。
我和王凤生之所以没有在房屋倒塌时即刻被夺去生命，主要是得益于我们宿舍门口西边摆放的一个宽度大约一米三左右的大立柜。在地震发生时我们两人都恰好跑到了大立柜的旁边，在房子倒塌的一瞬间它起了缓冲作用。所以，虽然我遍体鳞伤，却没有骨折。孟立文和我同住一个宿舍，他的床是靠南墙摆放的，在房子倒塌时它随墙壁一起被甩到了房子外面，同时还有自己从废墟中钻出来的航行处的卢立军和杨刚，他们也不同程度地受了伤。卢立军是眼部青紫，起了很大的包；杨刚头部也鲜血直流，震后很长时间头部的伤口才得以痊愈；孟立文是脚被钉子扎伤，走路一瘸一拐，但他们不顾自己的伤痛，自始至终都在抢救自己的战友。四十年过去了，令我遗憾的是除杨刚外，至今没能联系上我们的好战友、救命恩人卢立军和孟立文。前几年我曾找到过卢立军的电话，但打过去机主说不是卢立军，估计是换了号码。我也曾让沈阳的战友帮助寻找电话号码，但之后也没有音信。我的救命恩人，你们在哪里呢？祝你们一切安好！一生平安！
我们是上午约八点多钟被挖出废墟的，出来之后，由于在地下埋压过久，头痛、头晕，站立困难，但考虑到地下还埋有不少战友，我坐在废墟上稍事休息之后，也投入到抢救战友的行动中。
机要处的战友和我们住隔壁，这时陆续听到了废墟下有他们微弱的声音传出，我和卢立军、杨刚、孟立文等战友立即开始抢救他们。废墟是由砖瓦、木梁、木板、檩、苇笆和泥土等组成的，纵横交错，而且当时没有可以利用的工具，全靠双手一点点挪动残垣断壁、砖瓦和木料，泥土是靠我捡到的一个搪瓷饭碗一下一下掏出来的。挖机要处参谋崔世平时的情景至今还历历在目。他是被一根木梁压在下面的，木梁很长很重，大家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它移开，木梁被移开了，可是却无法将他救出，因为不知什么原因他被自己睡觉的床板压在下面，好不容易搬掉了床板，可还有一个很厚的稻草垫子压在他的身上，草垫子虽不重，但要搬开也很困难，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草垫子终于被掀开了，没想到还有蚊帐紧紧地缠裹着他，在没有任何工具的情况下，战友们还是克服重重困难救出了我们的战友。
之后我们又陆续救出了机要处的付祥斌、还有一位记不清姓名的战友。
由于我刚刚脱险，浑身是伤，经过一段时间的紧张救援，体力渐渐不支，就晕厥在废墟上了。后来不知是哪位战友把我运到了办公楼南面的篮球场，之后，我就一直躺在篮球场上，没人协助就无法自行站立。
由于震后道路和桥梁被破坏，从空军天津医院派来的医疗队不能及时到达，当天上午我们这些伤员除由较早到达救灾现场的雷达十六团的战友照顾外，首长的家人也在跑前跑后的关怀着我们（多数首长住在篮球场附近新盖的房子里，这些房子没有完全倒塌），她们为我们找来了旧棉被，使我们不再躺在坚硬的水泥地上，还不停地为我们简单的处理伤口。但随着一次次余震，他们的房子也在不断倒下，每接近一次房子就会有意想不到的危险，但宋鸣副参谋长的夫人张阿姨不顾个人安危，冒着生命危险一趟趟从家里拿来红药水、紫药水等可以消炎的药品替伤员们涂抹伤口。我从头到脚共有110多处伤口，多亏张阿姨的及时处理才没有出现严重的感染。到医疗队后我们除每人注射了一支破伤风针外，因当时的医疗条件所限，轻伤员的外伤基本是靠紫药水治愈的。由于在废墟中我的头部被砖头牢牢地卡死，头痛了近两个月才逐渐恢复了正常，满脸的黑色疤痕到第二年才渐渐消褪。
在异常艰难的条件下，没有东西可以充饥，伤痛加上饥渴，更是痛苦万分。正在这时，可敬的徐同联主任雪中送炭，不知从哪里搞到了两个青西红柿送给了我，虽然味道酸涩，但有东西可吃，已经非常满足了。同时她还用啤酒瓶给我找来了干净的饮用水，真的使我感动万分。徐主任虽是军机关干部，也是首长夫人，可她从不摆架子，非常平易近人，热情可亲，在此再次感谢徐主任对我的关怀和照顾。
地震发生后大量的机密文件被埋压在废墟之下，我作为唯一还存活的保密员，看管好党、国家和军队的机密是我的首要任务和义不容辞的责任。在这关键时刻，我没有过多考虑个人的伤痛和生命安危，一直坚守在已经被挖出的文件旁边。由于机要处被挖出的几个伤员都被及时运走了，没有机要人员在现场，我就连同他们的文件一同看守，直到机要处朱正兴处长晚些时候被挖出后，机要处的文件才交由他负责。
从地震发生的当天下午开始，多数伤员都陆续被运往唐山机场乘坐飞机送往外地治疗。这期间负责运送伤员的兄弟部队战友多次要抬我上车将我运走，但考虑到机密的安全，我一一谢绝了他们的好意，一直坚守在堆放文件的现场。
7月28日我被救出不久，唐山下起了瓢泼大雨，救灾部队从机场取来了飞机蒙布为我们搭建了棚子，这才免受了雨水对我们负伤的身体的再次伤害，因为我们被救出后没有鞋子，没有衣服穿，满身的伤口，一旦受到雨水的侵袭就会加大感染的机率。
地震是很恐怖的，大震过后余震非常频繁，最让我触目惊心的是当天下午的一次大的余震，地面南北移动达一米左右，停着的汽车开始上下颠簸跳舞，没有完全倒塌的房屋陆续倒下，我躺着的篮球场边上的一根水泥电线杆距我不到2米，晃动非常剧烈，随时都有倒下的可能，由于当时救助人员已经离开，我又无法自主行动，所以电杆线一旦倒下，后果不堪设想，所幸可怕的事情最终没有发生。就这样，我一直在雨中和恐怖中死死守候，约20点左右（天已经完全黑了下来），苗刚处长从遵化出差返回，接替我看管文件后，我才被最后一辆运送伤员的卡车运到了党峪雷达十六团的团部。这时我躺着的篮球场上除几个已经逝去的战友和隔壁交际处的一名地方伤员外，部队伤员就只剩下我一个人了。
前往雷达十六团的沿途灾民成群结队，不时有人拦车要求搭乘，无奈车已装满伤员，无法继续上人。就这样车在雨中艰难的前行，到达党峪已经晚上十一点多了，我盖在身上的一条旧军被已经被雨水湿透。到达后我们被安置在临时搭建的棚子里休息，第二天空军天津医院的医疗队开始为我们疗伤，之后的十多天就在雷达十六团团部休养。我虽没有骨折也没有内伤，但因伤口过多，而且右大腿被破碎的陶瓷痰盂扎伤，伤口较大较深，致使我行动比较困难，所以，吃饭和去卫生间都要依靠双拐的支撑才能完成。
唐山地震发生后，通讯中断，和外界的联系变得非常困难。为让我们伤员给家里报平安，雷达十六团的战友给我们提供了信纸、信封和笔，大家写好的信还要被带到可以通邮的外地去邮寄，很久之后家里才收到了这封信。这里特别要提到的是我的父亲，得知唐山地震后，全家人都焦急万分，他不顾路途遥远和艰辛，毫无目标地踏上了寻子之路。他先去了北京，通过北空的同乡打探消息，后又去了唐山机场，还去了遵化机场，都没有结果。最后听说党峪还有伤员，就又历尽艰辛搭乘便车去了党峪，可雷达十六团团部还在深山里面，路又不熟，如果步行不知要走多长时间，正在无奈之时，他又遇到了好人，附近村庄的支部书记正好骑自行车路过，主动提出要送他去雷达十六团，于是他又在公路上搭乘老乡的自行车去了雷达十六团，一路上不知吃了多少苦，经历了多少从希望到绝望，又从绝望到希望的过程。好在功夫不负有心人，这次终于在雷达十六团团部找到了我。看到我没有受重伤之后老人家终于放心了，只和我在棚子里挤住了一夜，第二天就又搭乘空军天津医院回天津的救护车踏上了返程之路。在道路不通、没有任何消息的情况下老人家不知耗费了多少精力和体力才见到了自己的儿子。每次回想起这些，眼泪都在我的眼里眶打转，父子情深，父爱如山。谢谢老父亲！祝老人家在天堂生活的美满幸福快乐！
地震中，军部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惨重，各类人员严重缺乏，百废待兴。军机关是所属部队的心脏，不可以瘫痪，为保证部队战备和日常工作的正常运行，从兄弟部队和下属部队抽调的人员陆续到位，但由于业务生疏，很难马上进入正常工作，保密室工作也是如此，大批被挖出的文件已经散落凌乱，急需抓紧时间整理归档。这是一项繁琐枯燥的工作，但又必须有耐心，同时更要细心。新来的同志马上着手这样的工作有很大的难度。根据这种现状，我在需要继续治疗没有脱离双拐的情况下，请求立即返回单位展开工作。被批准后，我就提前离开了医疗队回到机关，带伤开始了按部就班的工作。震后保密室的文件全部被运到了军预备指挥所的洞库存放。所以，我每天要拄着双拐艰难地爬上三四十米长的大坡进入洞库工作。去过洞库的战友都知道，里面的条件很差，空气潮湿污浊，灯光昏暗，并且大震过后还时常有余震发生，余震时整个山体都在晃动。经受过地震的人很长一段时间都会有心理阴影，只要见到房子就会躲得远远的。我在洞库工作中几次遇到余震发生，这时也真的会有恐惧感。我曾假想万一洞库在余震中坍塌，我正处在远离洞口的深处位置，无法及时逃离，也无法被救出，这样的话若干年后如被人发现，是不是会变成化石了呢？但是为了工作，这些并没有使我退却，一直坚持到把全部文件整理完毕。经核查，地震中没有秘密以上文件遗失，较好地保证了党、国家和军队机密的安全。
从医疗队返回单位工作十多天后，我丢掉了拐杖，终于可以和正常人一样工作和生活了。这段经历始终让我感到很欣慰，因为我尽职尽责了，同时经受住了大灾大难和生与死的考验，近十年的部队锻炼使我更加坚强了，我没有辜负组织和领导对我的培养和教育。
在党峪军部的临时营房建起前，我们住的是搭在山坡上的帐篷，大家几人结合自选位置搭建。帐篷内又闷又热，虽然条件极其简陋，但是能够住在帐篷内，大家还是很开心的。
入冬前，用木柱扎上芦苇抹泥、油毡做顶的临时营房终于建成了，各个处的临时营房都是办公室兼宿舍。由于建房时都是就地和泥，所以入住时地面还是软的，一脚踩下就会踏出水来，墙壁也是湿漉漉的。即使这样，大家心里也是踏实的、满足的。
在唐山生活过的人都知道，那里的冬季非常寒冷。党峪山区的温度比市区更是低很多，晾晒洗过的衣服很快就会冻成一个硬板。如不小心湿手接触到晾晒衣服的铁丝，就会被铁丝牢牢粘住。入住防震棚第一年的冬季因为墙湿、地湿，晚上睡觉真的是寒冷难耐，可以说进被窝的一瞬间都是要打哆嗦的，经常是第二天起床时发现被子和墙冻在了一起（为防煤气中毒，套间的宿舍是不生炉子的）。我们在这样的环境中生活了三年多时间，在这个阶段我经受了生死的考验，经受了极端艰苦生活的挑战。经历是痛苦难忘的，但是我把这视为一种财富和骄傲，在这之后几十年的生活中，我无论遇到再大的困难，都会坦然面对，和唐山大地震比，这些困难又算得了什么呢?
回忆四十年前的往事，不免会想起我们那些遇难的亲爱的战友们，在军部遇难的四百多名战友中，仅我们军务处就有六名，他们是王元同参谋（江苏常州武进人）、任月中参谋（山西和顺人）、阚敦洋参谋（湖北沔阳仙桃人）、陈润福参谋（河南新乡市人）、熊模海保密员（四川人）、姜万和打字员（吉林德惠人）。这些战友离开我们四十年了，但他们的音容笑貌却经常会浮现在我的眼前，我远去的战友们安息吧！
我们是不幸的，同时我们又是幸运的。因为我们现在赶上了好时代，国家强大了、社会进步了、科技发达了、生活改善了，真的应了一句话：大难不死，必有后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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