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是报请市政府批复的企业，所以公司在工商登记手续的办理方面似乎进展的比较顺利。二月初我见到了王志刚递给我的工商营业执照，上面的批复日期是1998年元月21日。公司被定名为“天津利津科技服务有限公司”，当时局里选这个名字的寓意大概是强调这个公司的业务将对天津企事业单位和市民安全有利的意思吧。此外在我的印象中当时附属在市公安局行政处下面的几个公司基本都是“利”字辈儿的，经营支票保安业务的公司叫天津利银运科公司，从事汽车修理业务的叫天津利安进口汽车配件公司。

依照我们双方召开的第一次董事会决议的内容和当时组建公司的章程规定，利津最终由天津市公安局控股，市局行政处所属的利银和利安两家公司的法人顺理成章担任了利津公司的董事，李处长担任了公司的董事长，我被推举为公司的副董事长，行政处行管科的一位叫王志刚的干警被指定担任了利津公司的法人兼总经理。王和我年龄相仿也都是曾经当过兵的退伍军人。公司筹备之初和他打交道的经验告诉我，李处长让他担任公司的法人和总经理看重的并非是他的工作经验和能力，最重要的考虑恐怕还是他的顺从和听话，王上任之后，凡事都必先向领导汇报，凡事都等着领导定夺，这样一来，李处长也自然达到了对公司的绝对控制。在当时那个年代，听话和顺从远比能力和才干来的重要，这似乎也是很多国有企业和政府部门选聘负责人的基本原则。

    一直以来，我是个一门心思干事儿的人，当时的想法非常简单，就是通过不懈的努力和拼搏将这个几年来亲手发现并从海外带过来的项目做大做强。公司成立以后，我主要是依照当初的分工，集中精力搞定设备和技术，对于公司的证照、工商税务及财务等方面的事情基本没有过多的干预，真诚地给了当时这位王总百分之百的信任。

公司成立之后，我们退掉了原先租用的滨海集团那个位于塘沽区营口道的办公用房，将公司整体搬迁至市内和平区新华路的办公地点。临走时我过去和我的房东，那位曾经一起入股合作的杜总告别，他得知我终于和市公安局完成合作之后，当即表示了祝贺，告别时我握着他的手，似乎从他的眼睛里扑捉到了几丝遗憾的神情。

搬家公司的车过来之后，大家开始整理需要搬走的物品。现有的器材设备全部带上，大部分的办公用品和家具也统统搬走。当时最不好处理也是最为可惜的就是那幅高四米宽近二十米的巨幅写真喷绘的灯光广告。曾经花了那么多钱也花了那么多心思制作的这个广告，就这么丢下确实让我心疼。郭总联络了一下当时给我们制作广告牌的那个公司看看是否可以让他们回收。来人估价后说制作用的钢材和里面密密麻麻排列的灯管整流器之类的倒是可以回收，回收价格大约只有2000元。当时如果我一点头，对方可以立即付款拆走。但我想了好久还是决定放弃了将它的残值卖掉的打算。虽然我也知道在我们搬走之后的某个时间，肯定会有人将这个广告灯箱拆走变卖，但那我就管不了了，我确实不愿意亲眼看着它在我面前一点点解体。不知怎么回事儿，一想到将它贱卖就仿佛想到了一头为我劳作了几年的黄牛，无论如何我不能再将它送进屠宰场当牛肉卖掉！

公司搬入市区的新址是和平区新华路文泉西苑二号。这是个独立的二层西式小楼，原本是市公安局的一个幼儿园，几年前幼儿园搬走之后就一直空着。我估计当时市局行政处将公司选在这个地点应该是有几个考虑，首先这个地方离市局大院只有二个路口，差不多也就十分钟的步行路程，领导可以随时过来谈事情检查工作；此外这个地方已经破败好几年了，这次正好不用花局里的一分钱就可以用公司的投资款将它彻底修缮；再有这毕竟是公安局的产业，万一以后遇有供暖供热，电力增容等事情需要向相关部门申请，有天津市公安局这块金子招牌摆在这里，这些“老虎们”总会多少给点面子吧。

    按商业原则我原先在居安网公司里投入了150万元做这个项目的前期研发，这些用宝贵的前期开发资金转化成的技术、规范、方案等要素其实是可以在新公司的股本结构中量化为投资股本的。但考虑到这是彻底合作的初期，要尽量避免“精打细算”给合作方造成不好的第一印象。因此我毫不计较地将原来的设备、人员、文案、资料等全部无偿贡献了出来。不但如约投入了一百三十万元的资本金，还贡献了七十万元的前期开办费。我知道我不是雷锋，但为了把这个项目尽快推上台面，我必须学习雷锋！

公司刚刚开始运作之初，我们的工作主要是两大项内容，一个是办公地点的装修，当然这是个很简单的事情，无外乎就是定好装修预算，完成设计图纸，找一个口碑好的工程队，严格把关监理好隐蔽工程就好了。

另一个是考虑报警网络的布局问题。这第二个问题在当时可是费了我的大心思。依照了解的情况，那时国内基本没有大型的城市联网报警平台，包括上海广州这样的一线城市，也只有一些以住宅小区为单位的独立接警系统，入网规模小，传输距离近，技术含量低，故障率和误报率也都比较高。可以说当时在发达国家已经非常成熟的大型联网报警系统几乎在国内还没有一个成型的先例。

报警网络的组网之所以费心思是因为它关系到诸多需要细致考虑的要素及这些要素之间微妙的关联关系。例如通信技术手段，投资额度， 网络的可靠性和安全性，公安部门的参与度与支持，未来网络的拓展，投资人对项目的把控等都必须在这个项目正式铺开之前尽量一次性考虑周全。

打个通俗的比喻，这事儿的定夺有点类似投资方打算投资修建一条高速公路，需要考虑这条道路周边的运输交通需求，允许通过的交通流量，未来车辆增加之后扩建增容的能力，修路的成本造价，过路费的征收水平，未来的管控与保养能力，更重要的还要考虑这条路与周边交通的联网互通等等。总之，千头万绪，如何组网布局成了这个项目的一个关键的决策。

当时关于如何组网的问题，我曾经和市局相关负责人产生过不小的分歧，他们主张分散模式接警，即在各个分局的110指挥中心值班室内均设置一个单独的接警平台，各自负责管理和处理自己管区的警情，互不关联，独立结算。说白了就是把当时流行的住宅小区报警监控的模式放大到各区公安分局，本地接警，本地服务，本地出警。这和我的思路与初衷有很大的不同。

我当时则主张采取集中接警分散处境的组网模式，我的思路是在全市建立一个大的报警网络，每个分局都是这个网络上的一个端点。一旦客户端发生警情，用户的报警信号率先传至自动报警网络中心，然后再将相关信息经远程网络传给对应的公安分局接警平台予以接警处理。每个分局端的接警终端只负责接警派警，其他收费、安装、管理、维护等职能完全由报警网络的管理中心负责。

两个方案各有优劣。前者技术稳定，成熟，可靠性强。缺点是不好管理和控制，无论是用户资料录入、值机人员的培训、安装和收费等环节都必须由本地负责，无法实现互联互通，信息无法实现共享交换。我提出的集中接警分散处警的模式在我看来有很多好处，客户资料录入、机房值班、收费安装等流程都可以集中管理，不仅后期管理费用低，也可以牢牢掌握报警平台资源优势。但这个方案唯一美中不足的是远程数据传输的可靠性和稳定性，大量用户端的报警数据必须经由集中的网络中心转发至各个公安分局的110指挥中心，这对当时的电信技术手段和水平的确是个不小的挑战。远程数据交换必须依赖数据专线的可靠和稳定，如果数据传输专线不顺畅不稳定就会造成报警网络的断点。另外租用数据专线的费用对未来运营成本的压力也是一个必须考虑的要素。

当时网络通信技术还不是很发达，没有光纤，铜缆的带宽也很受限制。我所提出的集中接警模式实际上存在着不少硬件、环境、技术等方面的制约。我自己又不是搞技术的出身，当时找个人商量都没有。只是凭直觉认为我坚持的那种组网模式比较有前瞻性。除此之外，我这么坚持还有一个小小的私心，考虑到公安部门的专权和势力，我需要在技术上牢牢地把握这个项目的发展和核心业务的推进。自己知道和掌握着公权力资源的伙伴进行合作，稍不小心就可能彻底丧失话语权。甚至有可能像羊爱上狼一样有“丧命”的危险。所以在网络的布局中也要适当地考虑如何保持自身的“油水”，以便在这个项目的运作过程中确立和维持一定的平衡机制，否则，说不定等哪天“油水”被榨干了，合作的砝码没有了，天枰就会朝着不利于我的方向倾斜，真到了那个时候，危险也就不可逆转了。

正值确定网络布局的困难时期，我意外地喜得一员大将。他的名字叫孙鍇，是郭总以前在一个通信公司曾经一起工作过的同事。此人比我小一岁，原来在开发区的一个国家级包装检测研究所担任技术骨干，后来由于和单位的领导不和，自己一赌气，找关系办理了病休。甩手离开了原单位。据说当时他在那个单位已经混到了正处级，如果圆滑些，再走点上层关系的话说不定现在已经当上了局级干部。

孙总来公司前我们曾经一起认真聊过一次，考虑到他两次离职都是因为和领导闹矛盾，我也怕他来了之后，一旦我们彼此对一些事情的看法不同，他会再次不辞而别。见面之后他的几句话让我立刻打消了这个怕字。“马总，如果是为了工作，咱怎么说，怎么吵都没事儿。我最怕的是工作之外的那些勾心斗角！”这话我爱听，因为这几乎和我的想法一模一样。于是我们欣然握手，孙锴加入了我公司的团队，并承担起来技术总监的位置。

孙总的加盟给了我很大的支持，他是个绝顶聪明的人，除了自身的知识积累比较厚实，最让我欣赏的就是他超强的学习能力，别管多复杂的技术难题，他只要认真地研究一番，立刻能将其分析得头头是道，并从中选出较优的方案。经过我们两个多日探讨和反复论证，终于为我坚持的集中接警，分散处境的组网模式总结出了比较有说服力的论点和论据。

经过反复论证和据理力争的坚持，公安部门最后采纳了我提出的集中接警分散处警的组网模式。于是我们在国内第一次创造性地将这个近千万人口的大城市统一纳入了一张无形的安防网络。坐落在天津市和平区新华路的这个小楼被改造成了报警网络服务中心，市内六区，东南西北四个郊区和塘沽、汉沽、大港等各公安分局110指挥中心室内都设置了我们的接警终端。

网络布局最终确定后，我们立即从加拿大订购了报警中心所需的接收设备，从美国订购了报警网络所需的软件系统，从惠普公司订购了大型的网络服务器和几十台工作站我们开始了组网和调试工作，服务器和分散在各分局的接警工作站所需的电脑。各项正式运营前的准备工作在有序地向前推进着。

然而就在我们所有人都在紧锣密鼓地忙碌着网络布局的同时，不知从哪刮来了一阵邪风，说这个报警网络涉及天津市公安局警情机密，因此公安部门决定不能使用美国生产的报警软件！这突如其来的消息完全打乱了我原定的步骤，也将我近一年多来付出心血的项目一下子推到了悬崖的边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