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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菊爸爸
数天前，友人告诉我，他在杭州听了莫言的讲座。问他听一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讲座的收获，他说，讲座肯定得不了诺贝尔文学奖。莫言的小说引起许多人的关注，恐怕是张艺谋和巩俐将他的小说《红高粱》搬上银幕为一个高度，而那时与莫言相似的另一个作家是陈源斌。莫言未获诺贝尔文学奖前，陈源斌因其小说《万家诉讼》摄制成了电影《秋菊打官司》，其在文学界的知名度似在演艺界的张艺谋和巩俐。也被他人称为“秋菊爸爸”。
莫言的讲座没听过，而陈源斌的讲座在2004年12月听到了。讲座由浙江电力作家协会主办。规模不大。地点在杭州凤起大厦一间能容纳几十人的会议室里。刚进入21世纪的时候，浙江电力作家协会经常主办文学讲座，主讲者像获得过茅盾文学奖的王旭烽、时任全国作家协会副主席黄亚洲，还有在浙江谋职却在全国有知名度的薛家柱、盛子潮、陈军等一些作家。这些人名气大，但在讲座上说起话来朴实无华，尤其是陈源斌。那天他备了一份讲稿，好似一直在照着稿子念，表情还有点儿羞怯。
陈源斌说，每一个作家都会不可避免地受到父母的影响，我父亲自小只读过一个冬学，全凭一本《四角号码词典》自学文化，后来相继担任了家乡的镇长、书记和周边乡镇负责人。有次带我去一个杂草丛生的水塘用拖舟捕鱼，每一网上岸都挂满了青苔。
陈源斌17岁在安徽天长安乐公社插队。两年后做了天长杨柳中心小学校长。满20岁的时候，成为天长邮电局职工，每天送信送报。1980年开始发表小说，1984年以前多为乡土气息浓郁的短篇，1984年以后则多为反映邮电职工以及农村基层干部生活等方面的中短篇小说。因为会写小说，1985年成为安徽省邮电管理局政治部干部。而在第二年，他调至安徽省文联《清明》杂志社编辑。1990年成为安徽省文联专业作家。
陈源斌有“秋菊爸爸”的美号，大概有多方面因素，但起始利益于他的一个领导和一场火灾。一个1936年参加革命叫沈培新的人，在1990年出任中共安徽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兼省文联党组书记，上任伊始，他提出两个口号：“一江春水向东流”、“作家要下去，作品要上去”。第一句口号是要求大家忘记过去的不愉快。为落实第二句口号，沈培新承诺，作家如愿意到基层挂职，可挂职副县长或副书记。不知何故，响应者廖廖。当年陈源斌在省文联作家中算是最年轻的，沈培新便反复做工作，动员他下去挂职副县长。他最初犹豫，后来同意了。而1990年12月初始，陈源斌居住在安徽省城合肥的宿舍楼深夜失火，一楼木质旧楼全部烧毁。因是深夜失火，他又在外地，家中所有财物及资料片纸不存。所幸家人从烈火浓烟中逃出，安然无恙。遭遇火灾之后，全家被临时安置在附近一个小旅馆里，连吃饭的碗筷和牙膏牙刷都没有。他心里却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平静。决定写一部小说。
这就是他的代表作《万家诉讼》。
他说，他们整幢楼遭火灾后，省里有个领导来慰问，见他遭了火灾似没事一样还爬在那儿写小说，领导以为他神经有了问题，在他家门口探了探脑袋，也不说话，就走了。很多时候，作家一旦进入创作的写作状态，就算玉皇大帝走到跟前，也可能只是瞧他一眼罢了。
这个时候，他收到了《中国作家》杂志的约稿信。要求“作品既高瞻远瞩的、又通俗易懂，又是洞察人心的，并且新鲜、独特、与众不同。”“最好是当代、现实生活的题材，读来令人惊心动魄。”要他“下功夫，抓紧时间，写出力作，字数在3至5万为宜。”
为这部中篇小说能如期发表，《中国作家》杂志责编前后给他写了10封信。中篇小说《万家诉讼》最终在《中国作家》第3期发表。经安徽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安徽文学》主编、《小说月报》顾问江流先生推荐，《万家诉讼》被发行量最大的文学选刊《小说月报》1991年8期头条转载。
中篇小说《万家诉讼》在《中国作家》第3期出刊后，适逢1991年5月全国青年作家会议在北京召开，杂志社赠送与会者人手一册。作为该期头条的《万家诉讼》引起了影视界的关注，会上，先后有6家影视单位向陈源斌表达了改编这部作品的意向。他提出的条件是，这部作品如改编成影视作品，必须由他来选择导演。他要求请第五代导演来执导这部作品，并列举了张艺谋等人名字。
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这显然是不可能的。第五代导演在处于风口浪尖，张艺谋的《菊豆》和《大红灯笼高高挂》正备受争议，无法通过审查而公映。
由此，这次影视结缘无果而终。
可这次会议两个多月后，意外接到张艺谋发自重庆的加急电报，说， 你的小说《万家诉讼》我有意改编电影，并速告你的确切联络地址及电话，急盼回音。
陈源斌后来才知，张艺谋率摄制组赴重庆拍摄著名作家刘震云的《一地鸡毛》，开机前一天，张艺谋无意中读到陈源斌的小说《万家诉讼》，开篇第一句话“太阳好起来了”，随后的“讨个说法”，以及农妇不屈不挠打官司的故事，给张艺谋以极大震撼，于是他不惜代价作出了一个惊人决定：放弃《一地鸡毛》，改将《万家诉讼》拍摄为电影《秋菊打官司》。
《秋菊打官司》拍摄完成后，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了首映式。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李铁映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瑞环致贺信。剧组人员还透露了一个消息，邓小平在家中观看了这部影片。
当时的邮电部没有忘记陈源斌曾在邮电部所属单位工作的员工，1992年，特为电影《秋菊打官司》出了一套邮政纪念封，同时刊印了张艺谋、巩俐、陈源斌在邮政纪念封上的签名。
电影《秋菊打官司》产生了轰动效应。《秋菊打官司》荣获威尼斯国际电影节最高奖——金狮奖，巩俐也籍此首次摘取国际电影节最佳女主角挂冠。陈源斌1993年起享受国务院专家津贴，一级作家。著有小说集和长篇小说《秋菊打官司》、《刑警故事》、《万家诉讼》、《杀人有罪》等26部。曾获安徽省政府文学奖及庄重文文学奖。小说《命系悬壶》、散文《定海抗英六昼夜》选入初中语文课本。《陈源斌小说选》译有英、法、意、德文版本。
然而，陈源斌在2004年12月为我们作讲座时，他已“移民”浙江，在浙江作协任创联部主任、浙江作家画院院长。那时，他也在画画。因此，他也给我们介绍了他的画。
有一次，陈源斌和友人去一家颇富盛名的裱画店装裱自己的一幅山水画作，店老板并不清楚陈源斌就是画的作者，却执意出价3万元收购。友人以为对方开玩笑，戏问店老板售出价是多少，店老板说了一个双倍数字，接着又说，他收购这幅画并不打算出售，而是要郑重收藏。看着对方非常认真的样子，陈源斌忍不住问为什么。裱画店老板解释说，传统中国画讲求大片留白大段留空，这幅画却密密匝匝遮天盖地，粗看乌黑一团，但若是细加端详，其实笔笔到位，层层渲染，满纸氤氲，景象万千。裱画店老板甚至以现当代画家黄宾虹、曾宓为例，认定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位风格与众不同的画家作品艺术潜在价值和市场升值空间十分巨大。尽管陈源斌最终一笑了之，找借口取走了自己的画作。
听陈源斌的讲座过去一段时间后，在浙江电力作家协会主办的文学杂志《东海岸》上，曾读到他一部中篇小说《秋菊开会》，而至今不知他有何新作。莫非在专致于他的辅业——画画？
陈源斌和许多作家一样，崇尚阅读有着丰富内涵的文学典籍。有一位安徽文学前辈曾问陈源斌平时读什么书，陈源斌当场背诵了北宋欧阳修的《醉翁亭记》。或许有这些功底，1983年5月，他考取了中国作家协会文学讲习所，即现已改名的北京鲁迅文学院。而友人说莫言也似乎酷爱读书。因为莫言在讲座上带着遗憾说，他已有一年多没认真读过一本书了。看来，不断地阅读滋养心灵的文化典籍，每个人都是需要的。
9年前，我与陈源斌先生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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