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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长，军魂！
——杨刚怀念老军长曾广富将军
老军长曾广富将军离开我们已经三年了——尽管将军官至副兵团级副司令员，可我们还是习惯称他为老军长。三年来，空六军一万三千多名将士就象丢了什么东西似的。我说，军长，就是我们的军魂！军长走了，我们的魂儿没了。
我从来都认为曾军长离我的生活太远，直到《蓝魂》主编陈士民大哥叫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我还是有这样的感觉。但当我用了一个礼拜的时间清理完思路以后，忽然发现我一直生活、学习、工作、战斗、成长在曾军长的身边，几乎一刻也没有离开过曾军长的关心、爱护、帮助、照顾，直到他老人家离开。于是，十几个小标题就形成了，活灵活现的小故事也顺着笔端流淌出来……
《蓝魂》发行式的那天，陈主编说，你那十几个小标题，受《蓝魂》篇幅所限，不能全部录用，仅用了四个。过些日子你可以在网上独立发表。今天，按主编的意思我把它献给老军长，也献给空六军战友网的读者。
一、 搭车——我认识了曾将军
1976年4月8日，我结束了为期40天的新兵连训练后，被分配到空六军司令部航行处当译报员。按规定，机关新兵须到连队锻炼仨月。航行处李永德处长派张三好参谋找我谈话，要我做好吃苦的准备。谈话间译报组的老兵卢立军进来了，张参谋说：“小卢，去问一下小车班，下午有没有到机场的便车。”不一会儿，卢立军回话说：“下午1点钟在小车班有一辆‘巴别嗒’（即波兰出产的“胜利牌”轿车），送曾副军长到唐山机场飞行。”午饭后，卢立军领着我提前到达小车班准备搭车。下午1点整，一个伟岸之驱出现在“巴别嗒”旁。卢立军跑步到他面前报告，说我们航行处新兵到机场警卫连锻炼，搭您的车。首长大手一挥，示意上车，但没有说话。我和卢立军战战兢兢地上了车，首长不开口我们是不敢说话的，一时气氛有些沉闷。少顷，首长操着略带唐山口音的准普通话开腔了：“小伙子多大咧？”我说：“报告首长：十八。”首长象是跟我说又象自言自语：“十八，五八年生的，五八年的都当兵咧？哪人呐？”我回答：“敦化。”首长好象听懂了：“奥，遵化。”我说：“不是河北省遵化县，是吉林省的敦化县。”首长说：“奥，敦化，知道，那有一个飞机场，离朝鲜很近。”5、6公里的车程，那会儿又不堵车，说话功夫就到了唐山机场警卫连，连长徐立太、指导员周立平早已在路边等候。30多年以后我还在反省，那会儿怎么那么不懂事儿，搭军首长的车？现在不要说军首长的车，就是处长的车也未必能搭！但这就是那个年代：官兵情，浓于血。
这就是我第一次见到曾将军。对于军长这个概念，从前我只是在军棋上见过，是一个比司令小，比师长大的棋子儿，但我知道他们都怕地雷和炸弹。
后来我才知道，曾副军长是当年军首长里为数不多的会飞的干部，还知道他是与许多抗美援朝的空军战斗英雄同期的飞行员。不同的是，那些战斗英雄击落了许多美国飞机，而曾副军长则是被美国飞机击落了。但被号称空中王牌的美国飞行员击落，也不跌份！都说空军抗美援朝不过江，中朝边境内的所有机场都是他的备降场，难怪他还知道我老家那个边防小镇的名字。1955年9月第一次授衔，25岁的曾广富是华北空军最年轻的空军少校，1958年他已经是飞行团长了，难怪，难怪。
后来还知道曾广富是冀东人民武装抗日大暴动组织者曾生远的后代。曾家满门忠烈，曾生远是与李运昌、节振国等齐名的英雄人物。
曾广富向以年轻、干练、果敢等特质而闻名。1976年7月28日凌晨唐山发生了强烈地震，唐山市被夷为平地。空六军损失惨重，作战处处长、副处长都遇难，指挥设备设施损毁，作战指挥瘫痪。曾副军长把在废墟上急于救人的作战参谋郝满荣叫住：“现在我任命你为空六军司令部作战处副处长，抓紧尽快恢复、接替京东我第二战区作战指挥！”这种口头任命的故事只有在战时才有过，但在和平年代，非常时期，被曾将军发挥的淋漓尽致。
地震，还使我认识了曾将军夫人。大震刚刚平复，我和卢立军把救出的几个伤员抬到篮球场之后又返身向司令部楼方向跑去继续救人。这时一个中年妇女把我和卢立军叫住：“小伙子，别乱跑，你们也是伤员哪！”我乖乖地坐在这位漂亮阿姨的脚下，一时一种母爱沁我心脾！这时一阵倦意袭来，肚子也觉得饿了。后来才知道，她就是曾广富副军长的夫人、空六军政治部群联处干事徐同联。她用红药水在我受伤的头部、耳朵、肩部、腰部、腿部等明显出 血的患处乱涂一气，因为我浑身都泥土，又被雨水和汗水冲成了条条沟壑，很难分清伤口的位置。最后，她又拿军用急救包把我头部较大的伤口包上，这样我俨然就是一个伤员了。我要走，她又把我拦住说，快吃点大饼。这时才发现，有几个白面袋子敞着口，里边装着大饼。大饼是热的，口袋里边还有一张八开纸红字印刷的《慰问信》。一看才知道这是沧州地区革命委员会紧急运送灾区的食品，而且是最早到达灾区的。心头一时发热，涌动了当时最贴切的一句话：毛主席派人来了！我吃了一块大饼，又返身回到司令部楼去救人。
2012年春节，在徐主任家。
二、 值班——曾将军认识了我
1980年初，完成了在唐山场站航行调度室实习、并参加了天津空六军教导队塔台领航参谋业务、汉中兰空航训队航行调度业务学习、获1979年度北空专业考试第一名的我，回到军部开始担负日常战备值班。
那会儿，我军的战略思想还没有转移，部队的敌情观念极强。空六军担负京东二战区首都要地防空任务，南拦美韩北挡苏修。每天晚上7点半都在党委会议开碰头会，由机关各有关处室领导和战勤值班人员向军首长以及司、政、后、工大部首长汇报当天的飞行及有关情况，报告翌日所辖部队飞行等有关事宜；遇有问题，当场研究解决。每天早上在指挥所还有交接班，由各战勤分队向当日值班首长和总值班员报告当天飞行等有关任务情况。按照固定顺序，第一个报告的是八分队（气象），第二个报告的就是我们拐（七）分队（航行），然后是其他几个分队。当面向首长报告情况是一件令人恐惧的事情；报告还好说，就怕首长发问。
那天，正好是曾副军长担任值班首长。曾副军长环视了一下战勤人员，目光在我面前停住了：“杨刚这个小伙子也穿上四个兜儿嘞；挺能跑，每天都早起跑步。”我忙起身向首长行了一个军礼。曾副军长挥挥手：“坐下吧。开始！”首先是气象报告天气。气象分队的预报员上来就说：“今天的天气……。”接着是我报告。我说：“拐分队报告：今天任务，……”刚开始报告，曾副军长插话道：“欸，杨刚的方式好！什么说一下呀，什么说个事啦，这个那个的都不好！应该是报告，以后各分队都按这个方式：哪个哪个分队报告。杨刚接着说。”从此，凡在指挥所值班的报告方式一律是“××分队报告”。尽管如此，还是有人说风凉话儿：“杨刚，你那是什么玩意儿，假模假式，跟‘国军’似的。”可能是因为我在中学当过播音员的原故，语速较慢，声调低沉，所以大家这样挖苦我。这是后话。我又接着报告：“今天任务，一、部队昼间飞行：唐山机场50团、遵化72团、杨村112团、永宁113团；二、通用航空飞行：空军航测团安—30一架在古冶上空进行震区煤矿遥感飞行……。”我报告完了，曾副军长的目光还是没有离开我，少顷，他要发话了——这是最令我们战勤人员尤其是新参谋恐惧的！“杨刚：你说说咱们二战区有多大？有几个机场？”我听了一下子就懵了，因为我只熟记了战线地名及经纬度，面积真不知道。但我根据平时目测心算的基数估算了一下：唐山机场到锡林浩特机场500多公里，锡林浩特机场到中蒙边境线150多公里，唐山机场到渤海上空分区界线100多公里，纵向750公里，横向220至250公里不等。15万加四分之一，我按照领航心算的要领，然后我边说着没用的名词边冷静地算着回答：“我们……唐山……分区……总面积……大约：18万平方公里。区内有唐山、遵化、平泉、杨村、永宁、承德、锡林浩特机场，还有丰宁机场未进驻飞行部队。天津张贵庄是民航机场，唐山杨家泊机场是唐山体校的机场。”“还有吗？”我差一点把韩家墅给忘了：“还有天津韩家墅机场也是体校的机场。报告完毕！”曾副军长点点头：“这还差不多。刘玉堤司令员的连襟在韩家墅当校长。唐山机场到遵化机场有多远？”“52公里。”“唐山到沈阳有多远？”“509公里。”“歼6用巡航速度飞行需多少时间？”“三十……四分……减四秒”。我一边算着一边回答，因为歼6的巡航速度是900公里/小时，1分钟15公里，30分钟450公里，4分钟60公里，再扣除1公里的时间，1秒250米，4秒1公里，所以我又减了4秒。“4秒不用减了，5分队谁值班，老潘，杨刚算得对不对？”曾副军长指着领航处潘景岐副处长问。潘景岐回答：“完全正确！杨刚是我的学生，去年以99.33分屈居我们塔台领航参谋集训班第三名。”曾副军长一愣，心说：撞到他强项上了。
中排左3为潘副处长，其后立者就是我。
我过关了。从此以后曾副军长再也没有提问过我什么，我也不再恐惧首长们的提问了。战备值班，曾将军认识了我。
三、 防相撞——从条令里走出来了
1983年11月2日，空军组织歼击机结合轰炸机长途航行进行了“歼轰合练”。轰6飞机从北方某机场起飞，沿途各航空兵师指挥所都进入一等状态，所经过的区域即遭一轮拦截、攻击。9时许，飞机飞临我第二作战责任区，首先空38师113团歼6从永宁机场起飞拦截“敌”轰炸机成功安全返航，继而空112团歼6从杨村机场起飞拦截“敌”轰炸机成功安全返航。一切都按计划进行着。这时“敌”轰炸机飞越战线进入空24师防区起飞线，驻平泉空71团歼6一架迅速起飞拦截“敌”轰炸机。
一切都很顺利，歼击飞行员按地面领航员的引导进入高度8200米准确隐蔽接“敌”，飞行员报告发现“敌”机高度8000米。按照战术动作，我机已占领有利高度和距离，取后15度夹角目视瞄准攻击，然后拉杆退出。江南水乡出生的奶油小生飞行员顾金康太小心了，太谨慎了，等“准确”地瞄准“敌”机摁炮钮攻击时，发现“敌”机怎么这么大！原来都是为了取得好成绩只顾瞄准忘记了安全距离，等照相枪照完了，离“敌”已经太近，拉杆退出是来不及了！聪明的飞行员灵机一动，取“推杆、压机头”脱离。就在这一刹那，只见他的飞机座舱盖与轰炸机的垂直尾翼砰然相撞，歼6座椅弹出，轰6垂尾被削掉。顾金康被弹出后当即昏迷，等他醒来用手一揽发现是一绺伞绳，知道出事了，情急之中打开引导伞进而张开了主降落伞。可怜他只是瞬间昏迷并不知道当时的高度仍在8000多米，于是他在高空飘荡了40多分钟，零下40余度的严寒气温，冻黑了一只飞行靴脱落的脚。
再说轰6飞机被撞后，仍能平稳飞行。按飞行特殊情况处置预案，飞行故障后应中止任务或科目， 按着“山区飞往平原”的原则，返航或就近机场降落。这时飞行员尚不清楚飞机垂尾没了，仍作机动飞行以返航，这会儿才意识到飞机不能作转弯机动飞行。
空71团惹祸了，迅速上报军指挥所。按惯例，这种由航空兵师组织的拦截军指挥所不参与，只有我们航行调度室进行雷达标图。此刻军指挥所迅速进入一等，指挥员就位，各战勤分队一号班上岗。此时，军指挥所只有我们航行调度室标图桌上标绘着准确、连续的飞行航迹，开放着两部超短波电台。当日值班首长曾广富到了指挥所主室一看什么也没有，旋即来到我们航行调度室，亲临指挥，各战勤分队进入一等状态的处长们也都围在航行调度室的标图桌旁。这时的我们航行调度室俨然就是“空六军第二指挥所”！曾副军长手握话筒亲自指挥轰6飞机：“仪表正常吗？有无伤亡？”飞行员报告：“仪表正常，没有伤亡。”“报告发动机转数、高度！”“转数4200，高度8000。”“尽量保持高度。稳住！有了高度就有速度，有了速度就有了安全。你的垂尾可能故障，不要用舵转弯，可以试着用压杆小坡度大半径来缓慢转弯。”少顷，标图桌上航迹出现飞机转弯的迹象。半径太大了，目测得有80公里。曾副军长指示：“马上组织我二战区内所有机场停飞避让，并为轰炸机提供备降保障；拐分队通知海军山海关机场避让，飞机航迹可能会甩过去。”领航分队迅速算出了正常下降可能飞抵的机场：杨村或天津张贵庄。曾副军长说：“杨村不中！杨村是二级机场承受不了轰6的重量。去张贵庄吧，它是一级机场；如能飞到最好去沧县机场，军用机场有保障能力。”随后，曾副军长又不间断地与飞行员联络，询问飞机和人员状态。最后决定：“向上级报告，建议飞沧县！”当时沧县空11航校没有领航科，没有引导能力，我军领航员一直把飞机引导到沧县机场下滑线，直到机场塔台与飞机建立地空联络，飞机安全着陆。飞机保住了，轰炸机组荣立集体二等功。曾将军处事不惊、遇事冷静、沉着果敢的大将风范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事情还没有完。10月下旬，空军在我空六军组织召开“防止飞机空中相撞现场会”，曾副军长参加了会议。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飞行基本规则》第三章第二十九条第三款赋予我们的任务是“防止飞机与飞机、飞机与地面障碍物相撞。”曾将军说：“防止飞机相撞，以前都是在《条令》、《条例》里见到，今天，防相撞——从条令里走出来了，走到我们面前，走进我们的飞行部队。我们必须予以高度重视！”根据这次会议的成果，空军司令部于10月27日发出了《加强指挥所对空中飞机掌握与管制，防止空中相撞》的电报，要求各级指挥所，对转场飞行，尤其专机和大型运输机的飞行，加强动态掌握，进行雷达标图和实施领航引导，以严防空中飞机相撞。
四、 华国锋专机，“是专机，不按专机保障？”
1981年6月的一天，中共中央主席、国务院总理、中央军委主席华国锋同志乘专机从大连飞北京。当时，按照上级对该专机飞行的要求：“是专机，不按专机保障。”这史无先例，从前“不是专机按专机保障”者常见。在空六军指挥所当天的早交班会上，我向值班首长和战勤分队报告了情况：“华主席专机从大连飞北京。是专机，但上级要求不按专机保障。”当日值班首长曾副军长问：“‘是专机，不按专机保障’？什么意思？”我说：“不按专机保障，就是飞越我区时所有战斗机只要保持条令规定的安全间隔就可以正常飞行，不用停飞避让；高炮部队炮手无须离开炮位……”“不用说咧。”我还没有报告完毕，曾副军长以手示意我停下来，交班会一时静寂下来。良久，曾副军长一字一逗斩钉截铁地说：“通知我二战区17师50团、38师112团撤销今天飞行计划；命令昌黎靶场停止对空射击、发射一天。各级指挥所值班首长到位，一号班上岗，824电台开机守听，沿海金山嘴、大清河、南堡及燕山440、腰带山586雷达开机不间断雷达标图。保证华主席飞行安全。”说完，拂袖而去，早交班会也就解散了。从前，只要听说有专机飞行，尤其“不是专机按专机保障”者影响部队飞行的停飞避让，就象今天地面交通管制车辆避让一样，大家或多或少都是有些反感的。因为空域狭窄，飞行任务繁重，受天气等因素的影响，可飞天气稍纵即逝。今天有了“是专机不按专机保障”的机会，却不飞了，不遗憾吗？没有多久，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精神到了：华国锋同志辞去了中共中央主席、国务院总理、中央军委主席的职务。我们这些年轻的参谋人员听传达后，不得不佩服曾将军高度的政治敏锐性和娴熟的政策水平。
很多事情都是只可意授不可言传的。我们都知道，高炮、导弹的实弹射击，意外擦枪走火是不可避免的事；飞机偏航、掉队、散队的事也时有发生。误把民航客机当成“敌”轰炸机进行拦截、轮番攻击几十乃至上百公里的事情也不是没有发生过。1977年一个轰6三机编队到东北太平川靶场执行轰炸任务，因投弹装置故障其中一架飞机带弹返航，该编队到唐山机场备降时冾巧其中一架飞机在编队解散时飞错了航向直奔首都特区飞去，所幸这架飞机不是带弹的那架，所幸这架飞机被引导回来了……。飞行的事故都称万时率（飞行一万小时有零点几的事故），但这万一的事故不发生在你的部队就发生在他的部队，总之只要有概率就会发生的。如果华主席的专机真的在我二战区发生问题，中央文件就是不他“辞去”各项职务了。
五、 “航行调度是一个堂堂正正的事业”
1981年11月，我在军部组织举办为期一个月的第四期“空六军指挥引导训练班”，这是根据司令部年度工作安排，结合我对航行调度指挥引导的领悟而自编教材所进行的在职训练，旨在提高指挥引导能力，拟把空六军所辖部队航行调度人员普训一遍。北空司令部很重视我们的训练，派航行处赵景林处长、孙德轩副科长来现场考察。这一天，赵处长、孙副科长、李永德处长正在听我的课，曾副军长突然来了。我在讲台位置最先发现了首长，所以急忙喊到：“起立，立正！副军长同志，指挥引导训练班正在上课，请指示！航行处参谋杨刚。”曾副军长示意坐下继续上课，没想到赵处长蹭地站了起来：“老曾，你他娘的官越当越大，我他娘的昨天晚上想去看看你，好嘛，叫他娘的总机班给拦住了！什么他娘的现名、别名、曾用名，从哪来、到哪去、找首长有什么事儿？比探监还复杂，气得我当场就把电话摔了！”原来，曾副军长和赵景林处长还有当时的空军马占民参谋长仨人是从陆军进入空军航校时的同学。“当时分班，从高个到矮个排队，曾广富最高排第一名，数到我这正好够一个班，中间一个就是马占民。”后来赵景林处长回忆说。等两位老同学、老战友用特殊的方式行完“见面礼”后，我继续上课，曾副军长也和赵处长并排坐下听我的课。快到下课时间了，李处长示意我停下，请曾副军长作指示。曾副军长说：“航行调度是一个堂堂正正的事业，国外发达国家都非常重视。怎样把天空管起来，管好，做到‘管而不死、活而不乱’，这是你们永远的课题。还是请上级机关的处长大人作指示吧！大家欢迎。”赵处长躬着腰、眯着眼儿、阴阳怪气地说：“我在大将军面前不敢讲话，我求你个事儿行吗？”曾副军长说：“请指示！”“求你把杨刚借给我，就用这个人儿、就用他编的这本教材，把北空的航行调度员儿也轮训一遍。行吗？首长？”曾副军长说：“行，我看行。老李同意吗？”李处长急忙起立回答道：“同意，按首长意图办！”赵处长说：“那就下课吧，中日女排正在打比赛，中国女排可能要赢球儿，我们要助威呀！请大将军允许我们爱一把国，行吗？”原来，此时此刻正是中国女排打翻身仗并取得“五连冠”的第一场比赛。下课了，大家都去看电视直播，而我却不轻松，我将按曾副军长的指示到北空办航训队。
经过几个月的准备，我于1982年4、5月间在杨村机场举办了两期“航行指挥训练队”，北空辖区内60余名航行调度人员参加了培训。由于首长的信任、各级领导的重视、助教们的有力配合，加之学员们刻苦努力，航行指挥训练队获得成功。通过前后六期的指挥引导训练队的尝试、摸索、归纳、总结，为我后来的科研发明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赵处长说:“我在大将军面前不敢讲话,我求你个事儿行吗?”(2排右4赵处长,左1我)
六、《飞行指挥证明书》出笼始末
1982年是部队历史上不太平凡的一年：1979年从战士考入军校的学员，经院校授课和部队实习正式毕业，手里拿着大红的中专《毕业证书》来部队报到，紧接着部队大专毕业生和首批地方本科毕业生也充实到了部队，一时部队也把文凭作为衡量人材的标准；手拿文凭的学子们似乎也达到了忘乎所以的地步。这使我产生了几分羡慕，几分嫉妒。羡慕的是部队院校开始中专招生时本来以满分答完试卷的我已被确定从战士直接提干了，领导说考军校是为了解决部分优秀士兵能提干，已经确定你提干了还占什么名额？如今他们学成归来怎不叫人羡慕？嫉妒的是我这一当兵就被公认的“秀才”一夜之间成了“文盲”，一时间有点不知所措。那些天来，我们这些“土八路”都感到要“改朝换代”了。但是，我没有忘记我们是毛泽东时代的战士，我时刻牢记毛主席的教导，“读书是学习，使用是学习，而且是更重要的学习。”院校毕业的同志固然有文化，但实践经验更重要。从1976年参加航行工作算起，我已经在工作岗位上磨砺了七年，难道七年的实践经验还抵不上一个小红本儿？我不服气。我把想法跟在航行岗位上工作了十年二十年乃至三十年的老同志说了，我们都不服！我们喝酒，我们骂娘，我们争吵，我们彷徨。尽管如此，我们每天还是照常值班，去指挥一架架飞机的起飞、降落和过往飞行，去承办处理一批批转场、训练和演习计划，不厌其烦地一次次联系、接受和放飞，我们努力着，我们保证着飞行安全！
一天，一本书中的一句话唤醒了我：“尽管这些‘土八路’指挥员没有什么高深的文化，但在战争科里都是博士后导师的水平”！在飞行指挥和航行调度领域难道我们不是吗？于是我萌生一个想法：也创造一个“红本”作为我们工作实践经验结晶的标识和证明！叫什么呢？对，就叫《飞行指挥员证明书》，响亮！在空军除飞行部队有飞行指挥员外，就数我们航行调度员了，这是我们的特质，这是我们的能力，也是我们的荣耀。
我把我的想法坦露给时任空六军司令部航行处处长的李永德同志。李永德处长说：“我看行。大家讨论讨论，我再向军首长请示一下。”在讨论会上，有的同志说：我们唐山分区担负运输机和中队以下作战飞机转场飞行的航线指挥任务，东北方向隔一个山海关分区直接从锦州分区接替指挥，西南方向隔一个沧县分区向济南分区移交指挥，相当于担负了三个分区和两个半拉分区的航线飞行指挥，所用“586”引导雷达性能探测距离300公里我们几乎全部发挥出来了，这是我们航行调度员的能力所在。也有的说，就你小杨刚儿一天一个主意，不脚踏踏实实地工作，几代人不都是这样干的吗？再干几年就转业了，还折腾个啥；一个“小红本儿”政治部干部部门也不认帐；担负飞行指挥时你还拿出《飞行指挥员证明书》给谁看吗？飞行团的指挥员还没有这个玩意儿呢！还有的说，在唐山大地震抗震救灾的飞行指挥中，我们调度员指挥起降2478架次，向灾区紧急空运5874名各类救灾人员和2513吨各种救灾物资，转运21700名焦头滥额肢体不全生命垂危的伤员；在那最艰难困苦的十几天里平均日飞行量达200余架次，峰值354架次，创造间隔26秒对头起降的世界记录！我们英雄的航行调度员不但胜利完成任务，而且没出任何差错，没有发生任何问题，做到了完成任务安全、圆满，创造了世界飞行管制史的奇迹！这些还抵不上一个《毕业证》吗？
经过热烈讨论，李永德处长拢出了一个思路：“土八路”的历史不能否定，但历史不能代表未来；历史要发展，未来须继承；历史不发展历史就失去了意义；未来不继承，未来就是无源之水。我们需要学习，我们更需要提高。但是，我们学习的起点已经不是“ABC”，应该更高。军主管作战训练的曾广富副军长同意搞试验，摸索路子，研究办法，总结经验；《飞行指挥员证明书》的设计和管理使用办法由杨刚同志负责。
按照曾副军长的指示精神，我开始了《飞行指挥员证明书》的设计：证书一定是红色封皮大字烫金，要比一般的毕业证书大，要用硬壳儿；要有一张空白的扉页，这样比较大气，然后是内封；正文是四张表格分在两页上，四张表格分别是“昼简飞行指挥”、“昼复飞行指挥”、“夜简飞行指挥”、“夜复飞行指挥”；使用说明一定把我们调度员的历史功绩突显出来，所以开宗明义第一条赫然写着：《飞行指挥员证明书》是空军航行调度人员的荣誉……。
1983年初，我拿着《飞行指挥员证明书》设计方案到《唐山日报》社联系加工事宜。报社接待的女同志说，封面烫金大字没有字模，来加工的都得自个写出大字样子，然后再照像缩小处理。我回到军部用毛笔把宋体大字写在白色绘图纸上：第一排“飞行指挥员”中等大小字号，第二排“证明书”较大字号，第三排是一个五角星，第四排落款“空军第六军司令部”是较小的字号，“第”字笔划多不好写，就用了当时的简化字“笫”，但上面是“艹”，不是竹字头。这时又有了一个新情况：比《毕业证书》大的红本不好装口袋，还是小一点，但还是要比《工作证》（那会儿部队还没有统一的《军官证》）大一些。我带着新的方案二进报社，交待清楚后，就去和新结识的女朋友谈情说爱去了。按照约定的时间，我三进报社看清样。仔细端详，“证明书”“证”字的“讠”旁写的有点不好看，我想回去重写。报社女同志操着浓重的唐山老奤儿口音说：“同志你忒认真咧！别改咧，等烫金、压膜就好看了，费那劲奏啥？”我说好吧，但对报社女同志的工作态度不以为然。然后我又认认真真地把所有文字出声念了一遍——这是李永德处长教我的，当我念到“航行调度人员”时，忽然意识到新近收到空军文件，“航行调度”一词废止，改称“飞行管制”。于是立即更正过来。报社女同志说：“咋儿着，真出错咧？”我说不是错了，而是新近改了字号。一切停当，交付报社加工制作100份。约定时间后的两周，我四进报社取活。报社女同志有点不太高兴：“同志你咋儿这磨叽呀？再不来我们报社就黄了！”我心想冲你们的工作态度也早该黄了。果然不久《唐山日报》社真的黄了，这是后话。我结帐取活，但“证”字仍觉碍眼。
在加工制作《飞行指挥员证明书》的同时，我们已经准备好了一整套有关考核和管理办法：分四种气象对全军（空六军）所有飞行管制人员进行考核，师属场站的飞行管制人员由所在师飞行干部担负考核，并由师或驻场飞行团司令部批准、盖章；军部直属场站由军航行处负责考核，由军司令部批准、盖章。首次考核全部由军航行处组织实施，旨在把握方向，摸索路子，总结经验，日后推广。在考核之前，我们还组织飞行管制人员进行了空中领航实习，并指示各部队加强对飞行管制员塔台飞行指挥的训练，尤其是对改行和新进的同志，更要强化训练，争取达标。在考核的同时，已请示军首长、协商政治部门，把《飞行指挥考核情况登记表》存入干部档案，并做为航行干部考核的依据。
一切准备妥当，我们航行处请示曾副军长批准调用了一架运输机，在唐山机场对各部队派来参加首批考核的飞行管制员进行“昼简”和“夜简”两种气象条件下的飞行指挥考核。考核方案都是我和李永德处长两人“私下”制定的，考生绝没有“抄袭剽窃”的嫌疑。考核那天，李处长坐阵塔台，安排考核次序，观察考生状态，核准指挥水平；而我则戴着耳机坐在飞机的“手摇把”上，按照预定方案不时在飞行的各个位置出“特殊情况”。当飞行员念出我递给的“问题”或“特殊情况”时，耳机里有时出现胡言乱语，答非所问，有时则出现较长时间的静默，显然指挥员考生已经不知所措。经过严格的考核，我们淘汰了个别确实不能胜任的管制员。其中一个首批中专毕业的管制员光飞行卡片就抄了七遍，头冒汗，手发抖，体筛糠，对飞行指挥更是发怵；他说我一上塔台就害怕。当大家拿着通过努力而取得的《飞行指挥员证明书》时，荣誉感、自豪感溢于言表，不亚于现在学子们得到什么什么专业认证。没有获准拿到证书的同志也心服口服，决心努力在下一次考核中过关。
我们轰轰烈烈搞了大半年，经过首批考核的摸索，总结了经验，并责成所属部队对其余人员继续考核、发证。同时，我们还总结经验形成文件上报空军司令部。李永德处长派我带着文件和“001号”《飞行指挥员证明书》来到北京，直接报给空军司令部。1983年底，空军司令部陶耕田处长来电：“飞行指挥考核和颁发证书事，空军司令部确定将你们的做法向全军推广铺开。此前你部的考核仍有效，把证书更换一下即可。”
1984年1月10日，空军司令部发出通知，颁发《空军飞行管制人员担任运输机飞行指挥工作的规定》。文件要求于1984年内对基层飞行管制人员普遍进行一次运输机飞行指挥技能检查考核和评定。不久，证书发到了我们军部，但不同的是，空军版本的证书是蓝本，而我们空六军版本是红本；空军的叫《飞行管制人员飞行指挥证书》，而我们叫《飞行指挥员证明书》。我们始终觉得空军版没有我们空六军版漂亮和响亮。按规定要求，此前已经颁发的证书要废止上交，但我们空六军大部分同志都不愿上交，尤其首批《飞行指挥员证明书》是空六军曾广富军长签发并盖着空六军司令部的公章，依然装在军装上衣口袋里。我们觉得这是我们已经赢得的荣誉。
二十多年过去了，《飞行指挥考核情况登记表》等有关材料存入干部档案并没有对我们干部的使用起多大作用，但我们始终把飞行指挥看作是我们飞行管制人员的能力，那“处事不惊、临危不惧、有条不紊、井然有序、当机立断”的风范是无与伦比的。人问什么是管制员的特质，我说，“动态管理下，最短时间内，拿出最正确的决策并付诸实施，取得最佳效果”，这就是管制员。
今天，老军长不在了，但“处事不惊、临危不惧、有条不紊、井然有序、当机立断”仍力透纸背，永远镌刻《飞行指挥员证明书》。
七、 科研奖，“谁发明的，奖金就给谁”
1984年4月份，我发明的“YD型空军指挥引导计算尺”获“空军科技成果奖”。这是我的第一个奖项，是多次进行指挥引导训练班授课、多年指挥所战备值班实践磨砺、经过数十万个数据归纳、提炼、总结的结果。北空的文件到了， 发给发明者所在部队空六军司令部；奖状到了，发给发明者所在单位航行处；证书到了，发给发明者本人；奖金60块钱到了，发给谁？在那个年代，从来功劳都是组织的，成绩是领导的，收获是大家的，从来没听说奖金给个人，而且还不是小数，超出了我一个月工资的15.3%。司令部军训处科研参谋胡赋贵同志拿着文件和奖金请示军主管作战训练的首长，主管首长说还是请示曾军长吧，这事不好做主。曾军长指示：“谁发明的，奖金就给谁！都什么年代了，还想吃大锅饭？那不中咧！”胡高参（因为一个老电影的角色而得这个雅号）听了很高兴：“是，军长！我也是这么想的。”曾军长又说：“不只是奖金给杨刚，你们还要宣扬杨刚，让全军的同志都学习杨刚，学习他那种钻劲儿。大礼堂放电影前你们加个片，说说这个事儿。”
1984年4月，胡高参一本正经写的红纸条。
胡高参按照曾军长的指示精神，把奖金用红纸包上，一本正经地写上“奖给：杨刚60元”。胡高参还叫我双手捧着红包照相，叫我双手托着奖状照相，叫我双手拿着证书照相，照完相他又到地方照相馆把照片底版制成幻灯片。一切停当 ，赶在了一周一场的电影放映前。电影开演前，突然播放了我手拿《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科技成果奖励证书》的照片，胡高参操着他那山西普通话慷慨激昂地念了他写的稿子。早有名气的杨刚，又轰动一时。这首先得益于李永德处长，我刚提干他就安排我的分工：科研、训练等。人说，一个军部航行处有什么可研究的？这会儿，事实回答了这个问题。
有了曾军长的鼓励，我干劲十足，一时忘乎所以，发誓尔后二十年每年取得一项成果！后来的“文凭风”冲击了我的发明，但我在退休前还是有了6项“科技进步奖”和1项“国防专利”。
1984年4月，胡高参翻拍的幻灯片。
八、 2%
1985年5月，我以2%的比例从副连职参谋提前晋升到正连职，这使我受宠若惊。
这天上午，处里几个年轻的参谋议论着这次提前晋级的事儿，说咱们航行处可能没有名额，作战、侦察、军训等处室可能有，因为人家处长去争取了；我们李永德处长是个“老正经”，不会为我们争取的！正说着，李处长走进办公室，一付高度近视镜片后边瞪着一双严肃的小眼睛：“你们议论什么？这是无组织、无纪律的行为！谁提前晋级、谁不能提前晋级是组织上考虑的事，是你们想的吗？我认为我们航行处参谋的水平、能力就是不如作战、训练、领航等单位的高。”
下午，红头文件送到了航行处办公室：杨刚以2%提前晋升，大家都傻了。李处长单独找我谈话：“不要以为是谁找了首长，谁就提前晋级了，没有那种事！我谁也没找，这是曾军长确定的，航行处杨刚完全够格：他能独立在北空举办航行指挥训练队，他还得了一个科技成果奖。”李处长严厉地对我说：“你一定得夹着尾巴干，不能辜负曾军长的期望。你能听明白我的意思吗？明白吗？”我明白了吗？其实我啥也没整明白。
这就是那个年代，没有封官，没有许愿，也没有打招呼，首长根据你的能力、水平、表现，就决定了你的命运。我为生长在那个年代而骄傲了许多年，也幸福了许多年。
九、 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
1985年5月的一天，空六军王贵申参谋长找我谈话：“小杨刚儿啊，你准备好呵，准备接班。”我一愣：“参谋长，接，接什么班呢？我没有准备呀！”王参谋长说：“整编开始了，我们空六军要整编为空军唐山指挥所，我们未来的曾司令员点名叫你当航行处副处长呵，有好几套方案呐，套套都有你呀！党委开会已经定了，你要做好思想准备。”我说：“我一个正连职参谋怎么能当副处长呢？”王参谋长说：“怎么不能？前年通信处的李森不是从正连职直接提起来当了处长吗？能，怎么不能！”
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这个大馅饼砸得我心花怒放。1985年整编力度很大，400万军队要减到300万；空六军机关也由800多人减到100名干部500个兵。许多人正愁着整编后没了去处，而我不但没被编遣，而且还能提升。1985年5月8日，组织批准我结婚并领了结婚证，婚礼17日晚在办公室举行，在家的军首长都参加了我的婚礼，真是双喜临门！没有几天，参谋长助理徐景清找我：“杨刚，想不想当官呀？”因为跟徐参助较熟，我就开玩笑说：“想，做梦都想（这是一个电影的台词）。”徐参助说：“不要开玩笑，准备叫你当新唐指航行处的副处长。”我假装不知道这件事，说：“我没有那个奢望。”徐参助一本正经地说：“什么？说正经的，这是曾军长点的名，军党委确定的！在整编期间你一定不许出任何问题，顺利接班。”我说：“明白！”徐参助说：“为了能使你顺利提升，曾军长把2%提前晋级给了你，使你能更接近副团。不要辜负首长的一片良苦用心。”奥，我终于明白了，明白了2%的意义。
不久，空军唐山指挥所的编制表下来了，航行处没有副处长编制，反倒是原来没有副职的领航处增设了副职。为此我还私下里给军区空军打电话，询问是否搞错了。答复是唐指指挥引导是主要任务，所以增加了领航处的副处长。正是“落花有意，流水无情”。为此徐参助又专门找我谈了一次：“杨刚，不能闹情绪呵，曾司令员叫我找你谈。要记住毛主席的话，‘世界是属于你们的’。”我向徐参助下了保证。这件事儿没有影响我的情绪，我心里明白，航行处是我的，空六军也是我的。尽管后来的论资排辈导致我在唐指解散了都没有当上副处长，但一切工作我都主动作为，完全是一个空六军的主人翁。后来看了那个时期的照片，都是趾高气扬的。
后来看那个时期的照片,都是趾高气扬的。
十、 飞行事故——令人遗憾
1985年10月8日晚，某海直公司海豚6046号直升机在我们唐山分区海域执行救援任务时失事。作为分区管制值班员的我，尽管按规定履行了申报程序、及时通报起飞报、适时开放沿途引导雷达不间断标图、开放大功率电台保持不间断联络，但厄运还是降临了。事后海军组成庞大的事故调查组来到空军唐山指挥所进行调查，曾司令员连夜参加了调查座谈会。曾司令员首先站出来坦明观点：“杨刚是当日值班员吧？把事故的来龙去脉，一五一十地实事求是地说出来，是谁的责任就是谁的责任，不争功、不诿过。飞行事故难免，不然我们要个‘万时率’干啥呀？我们经过分析事故本身，总结教训，研究解决的办法，以后就不出同一类事故咧。”为了应对事故调查，我早已把雷达标图用赛璐珞透明胶片将航迹图描绘出来一份，还把对空指挥和电话录音磁带收起来防止被覆盖了，电话记录本、飞行计划卡片也都保存起来。按照曾司令员的指示精神，我从该公司申请救援飞行计划开始，原原本本地汇报到地空失去联络止。汇报期间，不停地出示电话记录，重放电话和电台录音，查看航迹标图。然后海军同志轮番向我提出各种疑问，并对疑点从不同角度发问，力图找到破绽，真真儿的把我审查得够呛。尽管夜深了天气也很凉了，我却出了一身的汗。终于，海军同志完全信服了我的汇报：事故主要责任是起飞机场没有果断命令飞机返航；重要责任是降落点为了让飞行员看得清楚，不是用探照灯照着陆点而是照飞机，使飞行员产生目视错觉；直接责任是飞行员经过两次试降不成功时仍急于求成继续试降；根本责任是所在飞行单位没有组织对该海上石油钻井平台进行试飞。最后曾司令员做结论：“杨刚作为分区管制值班员，对飞行计划申报程序符合条令条例规定，对航线指挥和保障及时、正确、无误，对这起飞行事故没有任何责任。”
排除了我的管制指挥责任，我如释重负，但毕竟是在我的班上发生了严重飞行事故，这本身就是令人遗憾的事情。某单位试图将责任推到牺牲飞行员头上，体现的是一些管制员甚至是领导干部一事当前先把自己摘出来，真是令人遗憾；由于我不能说假话做假证，导致没有果断命令飞行员返航的同志被撤职调离，不也是令人遗憾的事吗？
十一、 专机飞行指挥组
1986年6月的一天，北空紧急通知：×日总参谋部何其宗副总参谋长乘米八直升机从北京飞北戴河临时起降点降落，按专机保障，由空军唐山指挥所派出指挥组负责现场堪察选择临时起降点并负责起降指挥。当时处长出差在外，我临时负责航行处工作。我受领任务后迅速向曾司令员报告，并提出保障建议。曾司令员采纳了我的建议并指示：“指挥组由指挥车、通信车、保障车等车辆组成，通信、领航、气象、警卫派人参加，杨刚带队并负责选择临时起降点、负责起降指挥，明天八点出发。出发前责成王正孝副司令员进行战前动员并为保障组送行。”专机指挥组组成后，我立即进行有关飞行指挥的准备工作：熟悉米八飞机性能数据、起降飞行特点、直升机起降对净空环境的要求、指挥要求和注意事项，通信车电台试机，信号枪试枪，准备航图和大比例尺地图以便选点。准备停当后，我又到军务处保密室开了一封《介绍信》：“我部专机飞行指挥组一行12人于×月×日至×月×日从唐山到北戴河执行专机指挥和保障任务，请沿途各有关部队提供食宿、加油之方便。”但当天夜里又接北空通知：为不影响在北戴河疗养的中央首长，何副总长一行已改为地面前往；专机飞行计划撤销。
多少年以后，我还在反省：您说我傻不傻，沿途没有空六军部队，当地可能只有海军部队和陆军部队，谁该你的呀？你身无分文，人家凭什么要给你提供食宿加油之方便？就凭着一个空军唐山指挥所的红章？怎么就是没有想着到财务去借钱借粮票。没有钱粮，你还不是寸步难行！真是皇天佑我。以后，我多次执行类似任务，都由相当一级的飞行干部带队并负责指挥。当年曾司令员把这么重要的任务交给我，是对我多么大的信任！
十二、 “叫你们航行处长跑步过来！”
1986年10月13日，国家主席李先念同志乘民航波音707专机2406号从首都机场起飞到平壤出访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因这种飞行要飞越我唐山飞行管制分区的杨村、遵化、平泉3个机场飞行空域，北空都在飞行前一天18时前将专机飞行计划通报我们。一是军、师、团各级指挥所进入一等予以保障，二是组织有关飞行部队避让；各级指挥所都制定有《专机飞行保障方案》，各飞行部队也都有《专机飞行停飞、避让保障方案》，这是政治任务。我们常说的一句话“党中央就在专机里”、“保障专机就是保卫党中央”，足以说明专机飞行保障的严肃性和重要性。专机飞行前一天的10月12日是我值班，按照协同通报规定，我把专机计划通报给有关单位，然后向本级指挥所值班首长报告。我把总机叫出来：“请接曾广富司令员、马鸿政委、徐景清参助，谁先接通就先跟谁报告。”我把电话放下等总机回叫。不一会儿，总机回叫：“杨参谋，曾司令员到唐山办事儿，徐参助来了！请讲。”我报告：“徐参助，拐分队杨刚报告：明天上午国家主席李先念专机首都至平壤，上级要求按专机条令组织保障和避让。”徐参助说：“知道了，通知有关部队做好避让准备，通知指挥所各有关分队，组织通信、导航、雷达保障，一号班上岗。保证专机飞行安全！”我答：“是！我向曾司令员报告，总机说首长去唐山了，怎么办？”我想，徐参助要是转报一下，就省事了。徐参助说：“奥，我知道，张参谋长替他值班，向参谋长报告吧。”我答：“是！”放下电话，我随即向张汝祥参谋长报告。尔后又接通徐参助电话：“徐参助，拐分队杨刚报告：我已将专机飞行计划事报告张参谋长。还有什么指示？”徐参助说：“好，就这样吧。”一份专机飞行计划上报首长完毕，这些都是有电话记录的。夜里12点，最后一个架次的飞行都结束，我整理当天的值班日记，确定没有“差、错、漏”后，又十分谨慎地把专机飞行计划上报首长的来龙去脉写在了《值班日记》备注里：×时×分开始接通总机，总机说首长到唐山了，×时×分报徐参助，并请示：曾司令员去唐山了怎么办，×时×分报张参谋长，×时×分又把报张参谋长的情况再报告徐参助。一夜无话。
13日晨，我起床打扫完值班室卫生后，又把头一天的电话记录、值班日记、飞行计划卡片等有关事项重新检查一遍，确定无误。这是我们飞行管制人员多年值班的习惯。但对在《值班日记》里写得备注感到多余，心想，已经写了就留着吧。接班的同志来了，我又口头把有关事宜交待了一遍。接班的同志对我在《值班日记》里写的备注十分反感，说：“我在给首长打电话时还放了一个屁，把总机接通后我还想那个小女兵挺漂亮……统统都写上！”我擂了他一拳就下班补觉去了。
8时整，指挥所交班会开始了。气象处报告完天气，我们处值班参谋潘志进第二个报告：“拐分队报告，专机一架：国家主席李先念同志乘民航波音707专机2406号从首都机场起飞到平壤，预计09:00……，”刚开个头，曾司令员怒气冲冲地打断了潘参谋的报告：“什么？李主席专机！这么大个事儿我咋儿知不道哇？”徐参助也赶紧问：“叫你们杨刚向参谋长报告，报了没有？”小潘当时脑袋都大了，值班首长和总值班员同时发火，从来没有的事，起码也得分个红白脸儿吧。忽然，《值班日记》下边的备注在小潘的眼前一亮！他急忙报告：“专机飞行计划不是我办理的，是昨天杨刚办的。这里有详细的记载：×时×分开始接通总机，总机说首长到唐山了，×时×分报徐参助，并请示：曾司令员去唐山了怎么办，×时×分报张参谋长，×时×分又把报张参谋长的情况再报告徐参助……，”话没说完，曾司令员打断了小潘的报告：“别说了，叫你们航行处长跑步过来！”交班会散了，气喘吁吁的黄继诚处长跑步到指挥所首长值班室。“报、报告司令员，小黄儿报到，请指示！”曾司令员说：“小黄儿，别紧张、别紧张，来坐下。”黄处长不知就里哪敢坐下：“请指示！”曾司令员：“没事，没事，杨刚的事儿办得挺好，挺圆满。就是你们那个小潘儿……，唉，没有事了，都挺好。”
黄处长回到飞行管制值班室后，通知马上召开紧急会议。补觉刚刚入睡的我心想：毁了！肯定我的班上出事了，飞奔回值班室。值班室气氛并不紧张，黄处长的表情也不严肃，我想可能没大事。会议开始，黄处长说：“今天事儿过去了，没事儿了，杨刚的工作无懈可击。但我们要想到的是，我们的工作做好了，尚不能叫首长满意，那要是做不好呢？说句不好听的话，我们的工作除了放屁不记录外，其他都得记录！另外，工作要讲策略。小潘也没错，但以后要讲策略，‘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嘛；能不能忍一忍，等交班会完了私下里向首长解释？。”说完就散会了。
十三、 岗位练兵
1988年，还是正连职参谋的我，被首长指定为谋略参谋，列为“首长和司令机关训练领导小组”成员。谋略参谋？我心里明白，这是首长对我十几年工作经验的肯定，这里有战备值班的经验、教育训练的经验、科研发明的经验以及参加自学考试的经验。很快，唐指机关又要进行战役集训、岗位练兵、业务竞赛了，我想这会儿得抓紧复习准备参加争取得一个好的名次。没想到参谋长助理徐景清找到了我：“曾司令员指示，以后叫杨刚负责主持战役集训、岗位练兵、业务竞赛等活动。”我着实吓了一大跳！那么多的老参谋，那么多的处长、主任，那么多的营、团级军官，叫我一个区区正连职参谋来主持？不是开玩笑吧！看着徐参助一脸的严肃，我意识到这是真的。“一定不能辜负曾司令员对你的期望，把机关训练抓起来。前两年说准备接班的事不变！”徐参助说。按常规，战役集训都是由作战、侦察、领航、军训等有关作训部门拿出《要地防空作战预案》，根据这个方案，机关战勤处室受领任务，展开24小时图上作业；如果拉动部队，各航空兵师、高炮师、雷达团、导弹团还要派军事主官到军部受领任务，并制定各自部队的作战方案。《要地防空作战预案》也大都由作战处长或副参谋长来宣布，我们航行处充其量也就是上交一份《战区航空管制形势图》而已。现在，居然叫我这个航行参谋来主持这个集训，这是从来没有过的事情。
战役集训开始了，军部团职招待所三楼会议室灯火辉煌，24小时图上作业搞得如火如荼。所谓24小时图上作业，就是从下达作战任务开始，按照《要地防空作战预案》各战勤部门标绘各自的要图，因为都是手工作业，一般都需一天一夜的时间，所以称24小时图上作业。24小时到了，各单位陆续把要图交上来，会议室四壁挂满了地图，就象到了挂满挽联的灵堂。我们训练领导小组成员开始逐份讲评，点评哪些图符合战术标图的要求，哪些不符合要求；哪些人完成的又快又好，哪些人快而不好，哪些人好而慢，哪些又慢又差。等等。这是一项得罪人的工作，所以，到了一幅图前，沉寂片刻都是我先讲评——我认为早晚都得有人说，索性我就先讲评吧。在组织讲评图上作业的同时，我在思考一项改革，即怎样提高战术标图的效率。
众所周知，各军兵种组织一次战役演习或图上作业，参谋人员要标绘数十份要图，每份图都要标绘成百上千的军队标号。按照总参谋部《中国人民解放军军队标号》的规定，每个队标在颜色、方向、尺寸、定位点、比例诸方面都有严格的要求，稍有疏忽，图面失之整洁是小，影响首长定下决心实施作战指挥是大。因此，为了一份要图的完满无误，参谋人员精心地标绘每一个队标：查找座标点、打草图、着色……，付出了艰苦的劳动，而且稍有疏忽就有可能失之准确，并有“拉稀”、“下蛋”、不慎涂抹之危险。况且重复出现的队标的大小、粗细、比例等，不能保证绝对一致，尤其那些有方向性的队标，草图用向量尺量取时是准的，但再用广告色等彩笔描绘时，只能用肉眼目测，或多或少要有一个夹角，使准确度大为降低。为了准确标绘一份要图，将军们也赤膊上阵，夏天挥汗如雨，冬天砚台也都结了冰。人们期待着一种新型、经济、实用工具的诞生。为了减轻劳动强度、保证标绘精度、提高成图速度，我又发明了“陆海空万次战术标图仪”。用该仪器可以直接在地图上查座标，减去了打草图的步骤，去掉了草图易丢失的烦恼。引用“原子印章”，一个队标能重复使用。归纳常用队标的规律，把队标的定位点分为四类，并在仪器上实现了四个座标系于一体。该仪器可以分别标绘红、蓝军50个常用队标(根据需要还可以增加)，使用时信手捻来，十分方便。“陆海空万次战术标图仪”的学术价值是：“一个动作，铲除了一个界线，打破了一个格局”。具体说就是：把从前战术标图的目测、尺量、笔划、手描等程序变成了仪器操作的一动作；铲除了新、老参谋人员在战术标图上的界线；打破了从前图上作业24小时连续工作的格局，个把小时即可完成。这项发明我研究了好几年，直到1992年1月获《军队级科学技术进步奖》。这项发明填补了该领域的一项空白，因此，国家专利局授予我《国防专利证书》。
实兵演练开始了，曾司令员和其他首长端坐指挥席，指挥所战斗气氛异常凝重。按常规首先是“敌情通报”，由侦察分队配合预案提前出情况：“根据上级敌情通报，有迹象表明，‘敌’可能于近期对我三北地区实施侵略。”曾司令员指示：“命令各部队作好应对准备；停止休假，休假者召回。”侦察分队又报：“‘敌’远程战斗轰炸机已分别从赤塔、乔巴山、赛音山达起飞，分别向我国东北、华北侵略进攻。”曾司令员指示：“命令各部队做好战斗准备！”一分队作战参谋报告：“‘敌’轰炸机已进入‘一等线’。”曾司令员沉着发出命令：“命令我二战区航空兵、高射炮兵、导弹、雷达部队进入一等（演习走战役指挥程序，通常为了节省时间，把几天、几小时的行动浓缩为一瞬）！”一分队作战参谋回答：“明白！”九分队雷达参谋报告：“远方情况：‘敌’赛音山达起飞的轰炸机3批9架已经越过中蒙边界，高度1000米向我二战区袭来。”一分队报告：“‘敌’机已进入‘起飞线’”。曾司令员命令：“‘十则围之，五则攻之’。命令赤峰的空1师2团、永宁空38师113团、平泉空24师71团组织拦载，采用中空出航、低空突击、高空返航的战术，对入侵之敌予以坚决打击！”……一场看不见硝烟的战役在指挥所里推演得惟妙惟肖，曾将军运筹帷幄用兵千里，指挥所全体战勤人员仿佛看见了“炮弹织成火网，敌机无处藏身”（歌颂我空军在西南某地击落敌机的歌曲）的火热的空战场面。演习圆满结束。
我在主持空军唐山指挥所司令机关参谋业务岗位练兵竞赛。
岗位练兵和业务竞赛开始了。徐参助找到我：“曾司令员指示：岗位练兵机关各处室都要有任务，不能有死角。叫杨刚把各单位的考题收集上来，作为竞赛的专业科目；三大条令、参谋六会等内容作为共同科目，然后印一本业务竞赛小册子。”我按照首长的指示精神，首先编辑《岗位练兵竞赛题册》。在编辑过程中我发现，共同科目好办，对大家都是均等的，各单位的专业科目多少不一，如机要等单位的业务特点决定了他不可能把很多东西透明。作战处能出100道题，机要处只能出30道题。如果在一场竞赛里，准备强度不一每题都给1分，势必挫伤题多单位的积极性。于是我想了一个加分系数，即以100道为基数，系数为1，只出50题的单位系数为0.5，余类推。这样，只出30道题的机要处，回答对了一道题仅得0.3分，而出100道题的作战处回答对了一道专业题可得1分。这样的公平、公正、公开的策略，把大家的积极性全调动起来了，并得到首长的认可。这种岗位练兵活动一发而不可收，每年都搞一次，一直进行到1992年夏天。8月初，我接到北空通知，8月10日到空军报到参加组建空军空管培训中心工作。当时我正在编写新版《岗位练兵竞赛题册》，一时还走不开，于是，经请示上级机关，推迟到8月14日报到，把新的《岗位练兵竞赛题册》编辑完成，印发机关每个参谋人员。
十四、 无形的《通行证》
1988年11月，祖母病笃，我心急如焚，急匆匆地搭上了一架唐山飞往长春的便机。飞机在锦州小岭子机场落地后加油、吃饭，再联系长春大房身机场时，说是大房身机场营房失火，转场飞机不能接受。此时已经坐上了飞机的我，一筹莫展，只能又走下飞机。这时，我发现另一架运输机发动机引擎叫得正欢。我问，这是谁的飞机？飞哪儿？答曰，是我们三飞院的飞机，送林副院长到辽阳。辽阳？这离我老家敦化不又近了200公里吗！我说我能不能搭这架飞机飞辽阳呢？小岭子的管制员说我去请示一下林副院长。为防止被回决，我紧随其后蹬上了这架飞机。小岭子的管制员刚开始介绍，我就接过话来，我说：“首长，我是空军唐山指挥所的参谋，这是我的《军官证》，家里老人病危急需赶回去。”林副院长说：“有《乘机证》吗？”我说：“有！”说着赶紧把《乘机证》递上去。林副院长仔细看着并念着我的两个证件。首长太谨慎了，可能怕我劫持飞机，良久，只见他手里攥着证件，冒出了一句话：“曾广富，认识吗？”我诧异地回答：“认识，认识啊，那是我们的老军长，地震时还是首长夫人徐阿姨为我包的伤口呢！”为了取信于人，我还把徐同联阿姨搬了出来。林副院长紧逼：“曾广富现在在哪？”我答：“现在就在你们沈空当副司令员哪。”“你还知道什么？”我答：“曾副司令员是空军最后一个副兵团级军区空军副司令员……”我还没说完，只见林副院长把证件往我手里一塞，说：“关舱门，起飞！”就这样，曾副司令员这张无形的《通行证》罩着我一路顺风，及时赶回敦化老家，看到了病榻上奄奄一息的老奶奶。这难道不是老军长暗地里仍在关心、爱护、帮助、照顾、庇护我吗？
十五、 无效
2007年7月16日，空六军暨唐指参谋长助理徐景清大校的遗体告别仪式在北京市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受徐参助亲属委托，我参与了徐参助后事处理工作并负责撰写徐景清同志生平简历，因此，我早早地就赶到了八宝山。八宝山革命公墓苍松翠柏下，三十年前的那个熟悉的伟岸之躯已经出现了，但见高出人群小半头的他正与大伙交谈，气氛严肃而不紧张，热烈而不嘻戏。这就是我们的老军长曾广富将军。我赶紧跑步上前：“将军阁下，杨刚前来报到！”将军还未反映过来，也不知是谁抢白道：“杨刚，你小子来八宝山报到是不早了点！”我回道：“不早，十点开始，这都九点多了！”说话间我仍立正面向曾军长。曾军长道：“杨刚也来咧，还带了不少零碎儿:左肩右斜，一身的黑包。”曾军长指的是我随身携带的照相机和摄像机及配套的三角架，我回答：“报告军长：受徐夫人委托，我要全程照相、录相，然后要制成光盘交给徐参助亲属。”曾军长说：“杨刚还那么热心，还是那么认真。杨刚早该是大校了吧？”我说：“报告军长：我早就该‘特效’了，可是，已经‘无效’了。”军长问：“什么、什么？‘无效’？什么意思？”我说：“报告军长：我已经退休两天零一年了。”军长说：“你才多大呀？就退休咧？”我回答：“报告军长：48退休，今年49岁，人家不让干就歇呗。”军长惋惜地说：“啧、啧，白瞎这个年龄咧，正是干事儿的时候。我还干到63来，你比我少干15年哪！”军长又问：“你啥时候来的北京？在哪退的休？怎么不来见我？”我回答：“报告军长：我是唐指解散那年来的北京，在空军司令部退休。”军长象是自言自语又象对大家说：“解散那年，我在北空啊。空司，大机关，所以不来见我。”我说：“军长：空六军解散，我们就象没娘的孩子。还好，空军机关要我，在解散前就把调上来了，但调了三年两个月才下令；可是咱们大部份干部就地转业，一小部分流落基地，不久也转业了。”军长反问：“那你怎么就不来找找我？你不是学过辩证法吗？世界是物质的，物质是相互联系的，你们都白学咧？”我无奈地说：“我们从来都是相信组织、依靠组织，相信领导、依靠领导，相信群众、依靠群众，从来也没想着自己谋个官……。这些都过去了，无所谓了，‘无效’了。”曾军长还想说什么，哀乐响起，我们都步入了吊唁大厅。心里想着：这莫不是我们这些听党的话的孩子的挽歌吗？
参加完空六军暨唐指参谋长助理徐景清大校的遗体告别仪式,曾军长与部分战友合影留念。
十六、 “杨刚还是个文人”
2007年7月28日，空六军“7.28”唐山地震31周年纪念活动在京东燕郊新月宾馆举行，京津沈三地战友40余人到场，曾军长兴致勃勃地携夫人徐同联阿姨参加了纪念活动。在热烈的掌声中，曾军长走到台前拿起话筒。只见他环视了一下大家，以惊人的记忆力叫着部下的名字，并分辩着哪些人是机关的，哪些人是通信营的；哪些人一连的，哪些人是二连的。当叫李淑华时，说：“小李儿也来咧，小李儿多大咧？”李淑华站起来答道：“50！”军长感慨道：“小李儿都50咧，时间过得真快！”然后曾军长开始即席讲话。他回顾了空六军的历史，回顾了空六军抗震救灾和震后重建的艰难困苦的岁月，畅谈了怎样面对人生。讲话间，不时用他那特有的幽默和质朴来烘托气氛。他说：“我今年77年咧，身体还这么好。人问为什么这么好呢？欸，我每天都喝二两。”一时间，将军走下了神坛，走到了大家中间，和大家拉近了距离。最后，他老人家把半杯白酒一饮而进，揭开了宴会的序幕。
我今年77年咧,身体还这么好。人问为什么这么好呢？欸,我每天都喝二两。
席间，我还作了《空军第六军二○○七年“七·二八”战友会献辞》：
清明世界,乾坤朗朗。天南海北,欢聚一堂。饮水思源,不能忘本；唐山六军,第二故乡。
患难战友,奔走相告；汇集新月[1],欣喜若狂。战友战友,亲如兄弟；扬眉抵掌,热泪盈眶。
双目凝视,仔细端详；热烈拥抱,别来无恙。辗转反侧,夜不能寐；历历在目,当年景象。
三十年前,激情燃烧；火热军营,军歌嘹亮。教育训练,热火朝天；杀敌立功,摩拳擦掌。
战斗起飞,贴近实战；第二战区[2],南截北挡[3]。地面苦练,空中精飞;文武之道,一弛一张。
战役集训,班上练[4]兵;时刻准备,射杀天狼[5]。一九七六,巨星郧落；魑魅魍魉,凶煞天象。
七月流火,阴晴不测；雷电交加,闷热难当。二十八日,劫难来临；唐山大地,倒海翻江。
地光闪闪,亮似鬼火；地声隆隆,宇宙惊慌。顷刻之间,天塌地裂；百万城市,罹为坟场。
天灾人祸,接踵而来；天下兴亡,百姓遭殃。尸横遍野,生灵罹难；数十万人,命归他乡。
八千余户,灭门断烟；六军将士,非死即伤。军部大院,夷为平地；四六四[6]人,军部震亡。
唐山地震,震惊中外；灾区军民,慨以当慷。擦干眼泪,掩埋尸体；奋起抗震,救死扶伤。
抢险救灾,英雄倍出；荣誉称号[7],立功受奖。军长夫人,同联阿姨；虽非医生,为我疗伤。
母爱气息,沁人心脾；义海恩山,没齿不忘。恢复战备,转入洞库；漫山遍野,炊烟绿帐。
艰苦奋斗,共度难关；安营扎寨,简易营房。天寒地冷,雪雨风霜；艰苦卓绝,经历难忘。
戎马倥偬,岁月如梭；光阴荏苒,两相茫茫。今昔对比,事过人非；历经磨难,阅尽沧桑。
从军路上,青春无悔；忍辱负重,大成之量。勇往直前,追求理想；时代责任,我们承当。
历史长河,川流不息；逝者如斯,譬如大江。卅载过去,年及半百；东隅已逝,非晚榆桑。
六军战友,遍及全国；今天相聚,宠辱难忘。绝版战友,动若参商；抚今追昔,难咎既往。
一日战友,情同手足；生死与共,终身不忘。黄金岁月,盛年不再；努力追赶,发奋图强。
而今迈步,从头再越；再过卅载,聚又何妨。燕郊新月,避暑胜地；气势恢宏,万千气象。
将士同乐,推杯换盏；瑶池玉液,紫府琼浆。太平盛世,千载难逢；国泰民安,才有福享。
皇天不佑,我当自强；祝福军长[8],身体健康。
当我拿着酒杯去首长桌敬酒时，徐阿姨说：“首长说了，杨刚还是个文人！”
十七、 孤儿不孤
2008年6月6日，经张建平同志多年多方查询，空六军通信营副营长陈国立烈士地震遗孤陈锋终于找到了。当张建平把这件事向曾军长报告时，曾军长说：“国立的儿子找着咧，我得见见哪。小家伙可能得有34、5岁咧。”这天，我到北京西客站把小陈锋接到宾馆，曾军长、徐同联阿姨很快就来了。小陈锋终于见到了亲人，激动的痛哭不已！
地震时小陈锋才两岁，对于地震的记忆已经十分模糊。当年，陈国立家属带着小陈锋和他姐姐临时来队，正巧赶上了唐山强烈地震，大震无情地夺走了爸爸、妈妈、姐姐的生命。部队首长把小陈锋交给其他轻伤员看护，不久就被转运到内蒙古，继而展转回到河南老家。起先是跟着奶奶过，奶奶过世后又跟着叔叔过，成年后按政策就到南阳接了妈妈的班。小陈锋从小就没得到母爱，也没得到父爱，农村的生活条件较差，尽管没有受到一点委屈，但身体还是没有长开。我们见到的小陈锋又小又矮。今天见到了从未谋面的父亲当年的战友，见到了从来没有听说过的父亲的老首长曾副军长和夫人徐奶奶，怎能不激动呢？真是有流不完的眼泪，有道不完的委屈，有说不完的心里话！曾军长说：“我们一定要找到陈国立遗骨的所在，了却小陈锋的心愿！”6月7日，我们一行十余人陪着小陈锋从北京驱车到唐山。小陈锋来到唐山抗震纪念碑广场，在纪念碑前长跪不起。陈锋望着唐山抗震纪念碑浮雕，那个在父亲宽大臂膀下得以生存的小朋友，不正他自己吗？随后我们又拜见了通信营老教导员和老营长。翁营长和王教导员一起回忆了陈锋父亲陈国立生前及地震当天的情况。教导员王显示回忆说：“陈国立肯定是被救出来了，而且肯定是送到了机场，后来再去时就听说人没了。我叫人从尸体中辨认，找脚骨大的，骨头大的人找到了，也做了记号，但是后来竟然没有找到他的尸骨！可以到南湖公园地震纪念墙上查一下有没有他的名字，再到党峪公墓看一下有没有他的下落吧。”在南湖公园地震墙上，陈锋找到了父亲陈国立的名字。怀着激动的心情，陈锋在父亲名下照了一张相。
我们见到的小陈锋又小又矮（站立最矮者）。
父亲的名字找到了，对陈锋来说，是莫大的欣慰，但父亲的遗骨在哪里？找不到遗骨仍是个遗憾。于是大家商定第二天到党峪洞库指挥所公墓去寻找。通信处处长李培元及夫人说：“不要去了，公墓里肯定没有陈国立，碑文上也没有名字。我们每年清明都要去一趟，今年4月5日又去了，没有，肯定没有。再说路也不好走，车能不能上去还不一定。”为了了却小陈锋的心愿，6月8日，我和通信营最后一任营长冯立朝等人拿着准备修路用的铁锹和镐头，陪同陈锋来到60公里外的党峪。在“革命烈士永垂不朽”墓碑背后的遇难者名单里，还是没有找到陈国立的名字。陈锋在碑旁无可奈何地照了一张相。
6月10日，小陈锋带着激动、难忘、充满感恩的心，也带着些许无奈和遗憾，离开了北京，离开了想念已久终于见面而又迅速分别的亲人们，回到他自己的工作岗位。这短暂的5天，是那样漫长的等待，是那样的突如其来，而又那样迅速的消失，一切都像在梦里。是什么能使小陈锋在32年之后见到父亲的战友？见到曾将军及徐奶奶？我想陈锋应该有了答案。我们革命队伍，就是集合着这样一批血肉丰满的、亲如兄弟的、优秀的战士，他们为着一个执着的目标会义无反顾、决不放弃。古人云：“不孝有三，无后为大”，陈国立任务完成了。古人又云：“入土为安”，陈锋还没有完成任务。后来，张建平同志还专程跑了一趟陈锋老家，这使小陈锋的工作和生活境遇有了改观。
十八、 战友、战友、亲如兄弟
伴随着2006年“7.28”30周年纪念活动举办，付根利大哥牵头建立了空六军战友网，曾军长成为网站的核心人物，从此，各种活动也随着网站的网罗广泛展开。2007年9月5日，空六军政治部副主任卢金桂同志遗体告别仪式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在京的空六军战友通过网站及其他媒体闻讯赶来送卢副主任最后一程；曾军长得知也携夫人前来送别。将军同夫人和卢金桂同志生前友好一起在告别厅外伫立、交谈、等候。那一刻，我体会到了战友、战友、亲如兄弟。其实，将军不是闲着没事的人，他还有许多官方的应酬，什么人大的、政协的、总部的等等。但他说，只要是空六军的活动、空六军战友的事，都优先安排，排冗参加。
将军同空6军战友一同在告别厅外伫立、交谈、等候。那一刻,我体会到了战友、战友、亲如兄弟。
2007年9月，空六军保密员郭文章和唐山机场汽车连司机刘书强从沈阳来北京看望同乡战友张建平。张建平问：“在京的空六军战友不老少呢，你还想见谁？我帮你联系。”郭文章说：“我想见两个人，第一个是曾副军长，不过可能见不着，首长不一定记得我了；即使记得可能也未必接见。第二个想见杨刚，咱俩在一个单元楼住了好长时间，一块锻炼身体；杨刚必须找着！”张建平说：“都能找着，都能见着。”9月16日，适逢曾军长77岁寿辰，张建平在松鹤楼安排晚宴，曾军长携夫人光临，我也携糟糠犬女到场。开始，气氛还有些拘谨，酒过三巡，菜过五味，两位沈阳客人完全被曾军长的亲和力所感染，也乱子章法，一时“放肆”赶来。刘书强兴奋地说：“军长，我给您开过车！那年您到唐山机场飞行，在外场都是我接、送。那前儿您老帅了、老威风了、老牛……。”曾军长说：“飞行我在行，我还飞过‘蘑菇云’。”将军与士兵情浓若血溢于言表。娃娃跟她妈说：“我爸他们说话为什么都抢着嚷嚷？没礼貌、没品味、没‘启子’。”张建平说：“战友、战友、亲如兄弟。你理解不了！”
立者左二刘书强、左四郭文章。
2008年1月19日，年之将至，张建平倡议老战友再聚一次，并请老军长参加。大家说老军长在年初、岁尾忙得不可开交，肯定没空参加。当大家陆续进入宴会大厅的时候，军长携夫人出现了。我想，根据军长的风格，今天必有一醉，便说：“趁着大家还明白，先合影吧！”曾军长说：“看看人齐了没有？”张建平说：“就差史黎晴了。”曾军长说：“等等再照吧！一个都不能少。”可眼瞅着开宴的时间早就过了，我说：“先照吧，保不齐来不了了；如果来再补吧。”军长同意了。晚宴快结束的时候，史黎晴大姐姗姗而来。军长说：“大史来咧，快，再重新合个影吧！大史，过来，挨着我坐。”于是就有了这张全家福。
“大史来咧，快，再重新合个影吧！大史，过来，挨着我坐。”
通信营一连复员战士杨天庆回京后小有成就,他执意要做东请军长和大家吃顿饭。人说,你一个战士,军长又不认识你,即使有点印象也对不上号,肯定不会来的。杨天庆说：“军长肯定来！”2008年1月26日这天中午,杨天庆的宴请如期进行。杨天庆得意洋洋：“谁说军长不会来？不但来了,而且吃得最高兴,喝得最多。倒不是因为我的菜品好,主要是曾军长和徐主任心里有咱！” 
站立者左一为杨天庆同志。
1976年9月,从静海通信教导队报务集训回来的杨天庆同志,身背全部行囊,与十几名战友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爬向党峪军部一号洞的盘山路。在维护队水池边的我,向他证实了牺牲战友的情况：咱们一个新兵连的战友,北京籍牺牲3人！从那时起,团聚就成了一个沉重的话题：同窗战友永远也不能团聚了,空六军战友永远也不能团聚了！为此,杨天庆同志珍惜每一次聚会,把战友的聚会当成空六军的盛大节日。杨天庆同志在简易房时期的空六军通信一连默默服役了四年,四年中出简易房、进洞库；爬坡上班、下坡吃饭,就连上厕所也要爬坡。这是空六军最艰难困苦的时期！新军部建好了,四年的服役期也满了,回家了。他们正是为空六军建设贡献最大的一代！复员回乡的战士最怀念自己的老部队、老战友、老首长,他们把老部队、老战友、老首长作为终生津津乐道的谈资,讲给自己的家人,讲给自己的朋友,讲给自己的后代,他们还不时跟踪老部队、老战友、老首长的新近动向,充实着自己的话题,他们以自己的部队为荣,以自己的战友为荣,以自己的首长为荣！曾军长说：“我也以我的部队为荣,以我的战友为骄傲,为我的战士而自豪！”
于是就有了这张照片。看，大家正襟危坐，挺好吧？
曾军长说：“我不能老吃你们的呀，我也得请你们吃顿饭。头年儿不中咧，过了年吧，咱们家儿吃去。都来啊！年初八晚上吧。”2008年2月14日（初八）晚上，经过筛选再三定了名单——因为曾军长家毕竟不是宴会厅，不可能容纳太多的人。我兴冲冲地驾车而来。徐阿姨高兴地说：“我儿来了，多喝点酒！”我说我开车了，今天就不喝了。曾军长悻悻地说：“不喝酒？你奏啥来咧！”说着，沉下脸来。杨天庆急忙说：“我替杨刚开车！我把杨刚送回家，然后打车回家；我就不喝了！”“这还差不多。”军长转怒为喜：“大家入席吧！”我说：“军长：趁着还明白事儿，先合个影吧 ！”于是就有了这张照片。看，大家正襟危坐，挺好吧？一会儿就乱了，我居然拿着仨杯在军长面前比划起来，就好象部队会餐过大年。席间，军长及夫人委托我通过空六军战友网向全军将士问好，并致以节日的问候和革命的、崇高的、战斗的敬礼！大家都说：空六军军部大院已不复存在，但我们的军长还在；空六军部队已不复存在，但我们的战友还在。我们还要相聚，空六军战友网站就是我们相聚的平台。我们将一如既往，一展军魂！
一会儿就乱了，我居然拿着仨杯在军长面前比划起来，就好象部队会餐过大年。
2009年7月28日，病入膏肓的曾军长已经不能参加任何活动了，但仍派夫人徐同联阿姨参加了杨天庆、张建平、程秀文主办的纪念活动，浙江战友蔡国富和河北石家庄战友匡献昆及夫人前来参加，陈丽行为战友聚会献上了一篮寓意深刻的鲜花。活动由程秀文主持，匡献昆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席间，大家共同缅怀唐山地震不幸罹难的战友，回忆震后重建的艰辛，共叙战友的离别之情，共同畅想未来，展望空军建设的美好明天！席间，大家共同为曾军长祈福，祝愿他老人家恢复健康，重新回到空六军战友中间来，和我们大家一起参加纪念唐山抗震34周年、40周年乃至50周年。
十九、 最后的晚餐
2009年5月3月，程秀文同志在蜀国演义酒店组织战友聚会，曾军长携夫人参加。没想到这是和老军长相聚的最后的晚餐！
这一天下午，我还在唐山返回北京的路上，程秀文大哥打来电话，说晚上战友聚会，军长和徐主任参加，你一定按时赶到！我看了一下GPS的预达时刻，感觉有点紧张，于是在没有监控探头的地方就踩到150公里/小时，其实也没有提前多少时间。到家把老婆、孩子、狗、猫卸下，衣焦不伸，头尘不去，往见战友和曾军长。还好没迟到，正在点菜。大家都叫军长点，喜欢吃什么就点什么。曾军长问：“今天谁作东啊？”程秀文说：“我作东。”曾军长说：“那我可就点咧！来一个基围虾吧。”程秀文说：“军长您 点贵的，点点儿好东西！”军长说：“好吃不如得意！我就爱吃虾，就爱吃烤的基围虾串儿。其他菜你们点吧！”基围虾上来了，军长认真地吃了起来，一份吃没了，又上来一份。军长吃得非常干净，非常尽兴。这竟然是和军长在一起吃的最后的晚餐！后来宋文育大姐来电话说军长病了，咱们一块去看看吧。我正准备动身，宋大姐又来电话，说军长本人还不知道病情，徐主任还得瞒着首长，暂时先别去了。
军长吃得非常干净，非常尽兴(看，盘子多干净）。
二十、 诀别
2010年3月24日，我们敬爱的老军长终于没能斗过病魔，默默地离开了我们。前一日，空军司令员张廷发将军也离开了我们，这使我军一夜之间痛失两位高级将领！
30日上午，曾广富将军遗体告别仪式在北京市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总部机关、空军机关、北空机关、空六军机关和原所属部队以及将军的老战友、老部下、老朋友、家乡代表600余人冒雨前往。军长神态安详，身上覆盖着中国共产党党旗，安卧在鲜花丛中，就象睡着了一样。旁边挽联上写着军长老战友的名字，这些威风凛凛、叱咤风云的高级将领就好象列队来送行一样；旁边挽联上还写着军长所属部队的番号，他们就好象列队来接受军长的检阅。
10时15分，哀乐低回，乌云也压低了云角，在雨中伫立多时的人们缓步进入吊唁大厅，最后看一眼我们敬爱的老军长。人们步履沉重，不忍离去，遗体告别仪式进行了一个多小时。空军第六军原政治委员杨志福将军来了，胡玉杰、刘书强、魏凤江、郭文章、赵伟华、张铁忠、徐兴伟等沈阳籍战友赶来了，杨富荣、李淑华等天津籍战友赶来了，空六军战友网站站长付根利同志也专程从上海赶来了。空六军司令部航行处第二任处长黄继诚同志组织原唐山飞行管制分区20余名老战友前来吊唁。为了让老首长、老领导、老同志、女同志早点瞻仰少挨雨淋，他直到11时13分才步入吊唁大厅，这时，泪水、雨水打湿了他的衣衫。他向徐同联哭诉道：我二十一岁到空六军机关，是老军长一步步提拔我、使用我，使我健康成长。
心力交瘁的徐同联阿姨终于支持不住了，一下坐在椅子上，但她仍着坚持着和每个前来吊唁的人握手、拥抱。
11时25分，当老军长的孙子捧起遗像离开吊唁大厅时，只见一身泥水的沈洪德、赵杰冲了进来。后边还有一路风雨兼程的唐山战友陈国良、郭俊、曹光明、崔振江、郭参军、李志强等17人终因雨大路滑、道路堵塞没能再最后看上老军长一眼，留下了终生的遗憾！
将军就是一本书，将军写完跋就默默地走了，留给了我们一部长篇巨秩。尽管有注疏，仍然有诸多的不解，须将军权威诠释。
将军离去，使空六军战友就象丢了魂一样。一万三千名空六军战友网网友日夜都在怀念着我们的老军长。如果老天有灵，应该转达大家的心愿；如果将军有灵，是否也能感知我们大家的心呢？
（2013年5月23日北京，8月10日改并上传）
[2] 空六军曾负责北京东部防务，为第二作战责任区。
[3] 三十年前的作战任务是：南面防韩国，北面防苏修。
[5] 天狼星主战争、战乱，射杀天狼即以战争消灭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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