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身强体伴一生(11-20)
俗话说:“三岁看老”。现在我已是年过半百的人了,回头一看,许多事都是从小的时候开始的,而且一贯而始终,并伴我一生。最值得一提就是健身强体。
十一、 莫道君行早,更有早行人
唐山大地震后,军部搬到遵化县境内党峪永备洞库指挥所担负战备值班,这是燕山深处一个四面环山的所在,只有一条沙石路通向山外。在这怎么锻炼身体呢?刚从空军总院出院的我,即使躲在洞库里值班,头上的伤疤也会知道洞外的阴晴冷暖,伤痛使我一时不知所措。
洞库周围的自然风光还是不错的,于是我试着进行爬山运动。这里大都是野山,开始还没有路,灌木丛虽然不太影响爬山,但山比较陡。爬了几天以后感觉良好,于是,我就想把洞库周围的山全爬遍。俗话说“望山跑死马”,早饭赶不回来吃的事情时有发生。于是,我便根据时间的长短有计划地设计了几条线路,东山上山西山下山,西山上山东山下山,久而久之,山上就被我踩出几条小道。
1978年8月,党峪山上遍布我的足迹。
1976年9月8日,是闰八月的第一个八月十五。荀殿禄副处长从空勤灶拿来一些罐头和大麴酒回帐篷里,叫大家过中秋节,以冲淡一下震后压抑的气氛。按规定,战士是不准喝酒的,但荀副处长还是给我倒了小半刷牙缸子酒,并说十八岁已经是大人了,可以喝一点。因为我在老家时大人管得严,确实没喝过酒,也确实不会喝酒,也不知道酒该怎样喝,所以接过酒缸子,一仰脖全进去了。有人说,这小子挺能喝,也有人说,二愣光矶地不象会喝的样子。这时,我就听荀副处长说:“完了,崴泥了,这小子要倒了!”我就啥也不知道了,竟在人家帐篷里睡了一宿。第二天,我照例起床爬山,快到山顶了,天才朦朦亮,大山深处,近景朦胧,远山如画。在这一幅大自然的水墨丹青中,一个白头发的小老头儿飘然欲下,渐渐地走出画面:原来是我们航行处李永德处长,他已经往回返了。正是,莫道君行早,更有早行人。
这时,伟大领袖毛主席已经驾崩了,只是我们还都不知道而已。下午,部队突然接到通知:全军进入一级战备!并要求各部队停止休假,探亲的召回;部队全副武装人不离枪,飞行员在起飞线待命,随时准备迎击苏修的入侵;雷达开机,各级指挥所一号班上岗。一会儿,处长、副处长得令跑步到司令部开会,少顷就哭丧着脸回来了,也不说话,别人也不敢问。一会儿,干部党员被叫走了,少顷也哭丧着脸回来了,也不说话。下午三点,司令部召开全体军人大会,政治协理员蒋开生同志拖着哭腔正式传达上级精神:“同志们,我们在这里,传达一个噩耗: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已于今晨凌时十分在北京逝世,享年83岁……。”话音未落,全场哭倒一片!尤其许多老同志,可谓哭得死去活来,其实干部和党员同志早已知道了,只是囿于保密没有暴发罢了。这时,有些老同志边哭边念叨着:“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没有毛主席就没我的新生。”“毛主席没了,天塌了!”“毛主席走了,太阳落了。”“毛主席不在了,地球不转了!”总之,说啥的都有,大有大厦将倾、末日来临、地球停止转动之感。那会我还年青,才18岁,许多问题还认识不上去,心里还在捉摸:毛主席已经去逝十几个小时了,好象现在是下午,地球是转动的。第二天清早,我照例提早起床爬山。当我站在山顶时天还朦朦胧胧的没有大亮。这是一个秋高气爽的好天,我站在山顶,等待着日出。良久,东方红了,太阳升起来,我的心也亮堂起来了:虽然毛主席走了,但地球还在转动,太阳还照样升起。这是当时的想法,但跟谁也没有说。因为我国历史上最极左的历史还没有结束,决不能信口开河,胡说八道,否则会吃大亏的。
十二、 鸡鸣早看天
冬天到了,山区更是天亮得晚而日落天即黑。于是又改爬山为跑步,地震曾荣立一等功的司机、我的病友任鸣同志专门开车帮我测量过,到大官屯来回5400米,娘娘庄路口来回8800米,到党峪路口13200米。13200米需1小时的时间,去时是下坡路,可能快一些,回来上坡路要慢一些。我还列了一个计划表,一年广州跑来回。到广州大约2000公里,来回4000公里。我每天都登记跑步的距离,结果第一年只跑了1900多公里,完全没有实现我的计划。究其原因,每年有三分之一的时间值夜班,跑不了步。再加上其他公差勤务,冬日天短跑的不远,所以也就实现不了计划。这使理想主义者的我有了一种失败感。其实就算没有完成计划,折算出来平均每天还是能跑5200多米,现在看来也不算短了。
俗话说“未晚先投宿,鸡鸣早看天”,在党峪驻的几年里,爬山和跑步都是穿插进行的,这主要是看天。好天就爬山,坏天就跑步;天长就爬山,天短就跑步,一年四季风、霜、雪、雨无阻。由于沙石山路不平,我还摔过几回跤,比较严重的一次是1978年6月3日早晨,刚到警卫排岗哨的位置就摔倒了,这是真摔不是假摔,左膝盖骨上部先接地,晴纶运动裤摔了好几个大大小小的洞,很快就渗出血来。但我还是坚持跑完全程,然后到卫生所去上药。湖北籍女卫生员小张儿直埋怨没及时上药会感染,而我关心的是摔坏的晴纶运动裤会不会秃落线。小张儿瞪着惺松的大眼睛看着我,半晌才回答说:“不会吧?”流露出来的却是:惜财不惜命。直到今天,这块伤疤还依稀可辨。
1977年7月,病友任鸣同志。
十三、 唐德观说:“主动和被动的能一样吗?”
和李永德处长一样,我们跑步都是风雨无阻。春、夏、秋天三季,晴天一身汗,雨天一身泥。鞋是长期在窗台上晾着的,背心、短裤每天洗了以后也是长期在晾衣铁丝上挂着的,这样便于散味和风干。但人不能晾着和风干,需要每天洗澡。在党峪时期,别说洗澡,就是洗脸也须到室外高处水井台打水;洗澡堂子则每半月才开放一次。当然,也可以到开水房打水洗澡。但太麻烦,“完全不符合战术要求”(电影《侦察兵》的台词)。于是我就找来席子,利用几棵杮子树围成一个圈;又找来胶皮管子,一头吊在树叉上,另一头则直接插在水龙头上,这样,我的淋浴室就建成了。每当我大汗淋漓跑步回来,打开水龙头,从头浇到脚,那真叫一个痛快!李处长说:“跑步是一种锻炼,锻炼体力;冷水浴又是一种锻炼,锻炼毅志。所以李处长也常去洗,高一层梯田的通信一连战士也有来洗的。直到三十年后,付根利、魏凤江等大哥回忆我的镜头,竟然都是冷水洗澡。我们航行处的干部都劝我,说这叫“傻小子睡凉炕,全凭火力壮”,迟早会感冒的。唐德观副处长总是有不同观点,他说:“哪有说我想感冒就感冒的?都说一不留神感冒了。主动和被动能一样吗?杨刚这小伙子这么壮,感冒病毒早就吓跑嘞!”的确,我从未因冷水洗澡感冒。
2003年4月19日,唐德观副处长在北京(前排中)。
1976年冬,军部在党峪的简易营房全部建成,从高处往下数:指挥所、维护队、勤务连、通信营及有线连和无线连、小车班、司令部、首长、政治部、后勤部、家属房、开水房、干部一二灶、大灶、招待所、大车班、警卫排。扑扑喇喇一大片。每当夜幕降临,借着山势从远处望去,就象一片大楼房构成的城市,远近高低、参差错落、别样风情。只是我们的“楼房”太脆弱了,是竹竿、苇薄、油毡搭建。我曾想,古书所云的火烧连营,都是辕门、车帐、草料场之类,我们营房和古人比没什么两样。果然不出我的“乌鸦嘴”之所料,大约取暖季节开始不久的一个傍晚,家属房方向就升起了滚滚浓烟。我们闻讯救火。我们离着近,去得比较早。这是一个处长的家,可能处长出差不在家,家属到唐山市上班所乘班车还未到。“扫地风”的炉子没有压住火,炉子烤着了苇薄墙。好在家属房的墙体是钢架的,所以没有烧落架。当时,房门还上着锁,里面情况不清楚,只能在外边看着升腾的浓烟。不知是谁砸开了锁,我们几个人冲了进去。其实火势不大,用扫帚就能打灭。这时房外来了一批“生力军”,都是连队的男、女战士。正是:“立功的时候到了!”只见他们每人都端着军用黄脸盆,轮番地、拼命地、不遗余力地往里边浇水,我们在里喊着:“火灭了,不用浇水了!”但他们听不见,只是不停的浇。原来,他们是站成两队的“水龙”,上行一队从自来水龙头接水不停地向前运水,下行一队不停地回传空盆。良久,听见有人喊:“停!停!里边有人说话。”我们几个人跟落汤鸡似的淌着水从房内走出,有人问:“烧伤没有?”听见没有,他们以为我们是房里的灾民呢!回到航行处宿舍,我脱光了膀子在冰天雪地的自来水井台旁擦洗身上的污泥浊水,再把棉衣外罩洗净。老参谋苏迪初说:“杨刚这小子这回非感冒不可!”唐德观副处长说:“不会!要相信杨刚。主动和被动的能一样吗?”借唐副处长的吉言,我还真的就没有感冒。
十四、 脚大站得稳
军部洞库指挥所周围的十里八村盛产水果,1976年夏秋的苹果8分一斤,如果翻东山到西芦各寨大队去买只需6分。一天我和老参谋黄继诚翻山到西芦各寨去买苹果,进村后被老乡引进一个院落,当院有好几筐待贾的苹果。农村妇女非常热情,驱走几个孩童,非把我们让进里屋先喝水不可。里屋墙上有一张穿军装的男同志照片,黄参谋问这个军人是谁?妇女略带羞涩地回答:“这是我们对象。”问还在部队吗?答:“回来咧,当大队官呢。”说话间透着自豪,难怪对军人这么热情,原来曾是军属。但令我奇怪的是:都有一大群孩子了,怎么还没有结婚?还在搞对象?黄参谋解释说:唐山一带无论结婚与否都称“对象”。买完苹果我们俩又翻山回部队,我才意识到一个古老而浅显的老话:“脚大站得稳,嘴大吃四方”。原来黄参谋脚小,可能只有38码,而我当时是44码。肩扛六七十斤苹果筐爬山路,我走得稳且快;而黄参谋则一路如临如履,我还不时搀扶或者回去接应。
1985年秋天,已经当上航行处长的黄继诚(中)。
十五、 60斤苹果、8里山路
转眼到了10月份,秋天买的苹果也吃光了。地震后的人们心理状态毕竟不同:大难不死的人们都想开了,敢吃敢喝了;也不丢东西了,小偷不是砸死了,就是改邪归正了。这时,农村老乡家里已经没了苹果,后来有人发现娘娘庄供销合作社苹果有售,但贵了许多:1毛钱1斤,这意味着涨价67%。大家说买,死不了就得吃!于是派我到娘娘庄供销合作社去买。这已是十月下旬的季节,部队都穿上了绒衣绒裤。为了扛苹果不至于太热,我只穿一套的确良军装。秤好了60斤苹果刚好装一荆条筐,服务员发到我肩上,我起身就走了,服务员追出来问:“同志,车在哪呢?咋看不着哇?”我说我就是车,扭身就上路了。离开娘娘庄穿过大官屯就开始走上坡的山路,这时左右肩已经换了好几回,也有点累了,真希望能有一辆大车搭上一程。我前后看了看,什么车也没有,有心把筐放下歇歇,又怕放下后一个人发不到肩上去,咳,算了吧!我又换了一次肩大步流星往军部洞库方向赶。在一个三岔路口,忽听到身后銮铃声响,慢慢转身一看原来是一辆毛驴车。脸皮较薄的我正犹豫求人还不求人的时候,驴车拐向另一个方向,我也就死心了。谁知道走了多少时间?反正肩扛60斤苹果走了8里上坡山路没停脚,到航行处简易房时,胳膊已经不能动了,大家七手八脚把苹果接下来,只见我的一套的确良军装不但湿透了,而且还积了几圈白色的汗碱,就好象军用地图的等高线。大家纷纷说,苹果分完了每人都送给杨刚一个!我说:“你们不认为这是锻炼身体的好机会吗?我既锻炼了身体,又白吃了苹果,真是双丰收啊!”
1978年4月,果园里的营区,营区里的果园。
十六、 我能理解:阿甘跑掉了烦恼
都说机关兵自由,其实机关兵很孤独。一个处室十五、六个人,大部分都是干部,三、四个战士有年龄差,又忌讳出去找老乡怕人家说搞“老乡观念”。活跃了说你是“新兵老油条”,呆板了又说你没有生气。
1977年春节,是我离开老家来到部队的第一个大年。经历了大震的唐山,一片凄惨。大年初一,干部们除了值班的都回唐山市老军部了,值班的也都是在洞库里。过年大灶不开伙,头一天发了饺子皮、馅,叫我们想办法自己包,用宿舍的火炉自己煮,当然这也不是什么难事。肌肠碌碌的田鼠此时已经变成了“家鼠”,也想过年:饺子一部吃掉,大部被啃。这时正是子夜。起来趋赶老鼠又睡下,便有头沉的感觉,可能是着凉了。天大亮,醒了,因为放假不吹起床号,也没有按时起床。这时头沉变成了头痛,似乎还有些发烧;房上吃了饺子的“军鼠”还在窥视,黄土块簌簌下掉;“扫地风”又落了架,房子里冰凉;营区内空空如也,晾衣铁丝上,头一天洗的白床单冻得象一张大煎饼随风摇曳,低头看一下补丁摞补丁的破䋠衬缝制的褥子(列为移交品的褥子都是用上交的旧衣服拼制的),孤独、凄凉感袭来,第一次有了想家的感觉,可是家里亲人的模样一个也想不起来。顺手从褥子底下摸出一张照片,竟是从地震废墟中扒出来的我当兵时学校团委干部欢送我的合影,残破的照片中有几个同学竟没了脑袋,更增加了几分惨象。我拥被而坐,良久,革命意志终于战胜了我的懦弱!我穿上运动服,捂严耳套,戴好棉手扪子,冲出房间,奔向冰天雪地的山野。一个小时以后,一身汗水,满脑袋热气的我,精神抖擞地回到了宿舍。头不疼了,身体轻快了,也不想家了。一个小时的奔跑,趋走了一切,找回了自我!多少年以后看了美国大片《阿甘正传》,我能理解:阿甘跑掉了烦恼。
从地震废墟中扒出的照片,有几个同学竟没了脑袋。
此后,我用这种自我“摧残”的办法,无数次,趋赶烦恼、跳出怪圈、拥抱希望!并使我认识到:自己的忧郁,自己排遣;自己的块垒,自己化解;自己的困难,自己克服;自己的痛苦,自己忍受;自己的问题,自己扛!
十七、 老荀头儿老两口心疼咱哪!
1977年11月27日,星期日,早上8点钟刚下夜班还没有吃饭的我,就见荀殿禄副处长风风火火地向外走。我问什么事这么着急,需要帮忙吗?荀副处长说回遵化。我说我也去,他说走,快上车!我说我不坐车跑着去,因为此前曾经问过到他们家有多远,想跑着玩一趟。便顺手把一条军裤递给他,他装起军裤就走了。因为是搭人家车,都是不想叫别人等自己时间过长。我放下值班用品,换上运动短裤,简单地做了热身运动,便开始向遵化家属院跑去。从军部到党峪路口是6.6公里,这是知道的,从党峪路口到遵化家属院可能有20公里。我拽开两条腿,时而快跑,时而慢跑;时而大步跑,时而小步颠;有时也走几步。冬季的原野,一片荒凉,路旁的树木渐行渐远,前面的目标越来越近。10点多钟,我赶到了遵化24师家属院。抱着膀儿的荀副处长正和几个老战友闲聊,见我一身汗水并做着放松运动从远处扭扭搭搭地走来,一时发愣。然后不无爱怜地把我引到家里:“老太婆,杨刚来了,杨刚来了,这小子真的跑着来了!”他的儿子、女儿也在家,非常有礼貌地叫着叔叔好。荀副处长说:“这个不用叫叔叔,叫大哥就行了。”又亲自打来一盆热水叫我擦汗、洗脸,并叫我赶紧穿上裤子,这时才发现裤子上没有腰带。又赶紧把他孩子的腰带拿来给我扎上;上衣本身就没带,他又赶紧把飞行皮夹克给我裹上。他老人家边忙活边唠叨着,不该跑这么远的路,要累伤的,浓浓的父爱一时萦绕着我。
2008年4月30日,准备参加李永德处长儿子李硕婚礼时航行处部分战友合影。荀殿禄副处长(前中)。
老孙大妈做了一桌好菜,并不停地给我往碗里夹。我心里盘算着回程还要跑步,尽管美味诱人也没敢多吃。饭后我就急着要走,大妈说:“老爷子,你赶紧把杨刚送上长途汽车,可千万别再叫这小子跑步了!”荀副处长一面附和着,一面把我送到长途汽车站,买了票,把我推上车。老荀头儿老两口心疼咱哪!但半路上我还是下来了,继续跑了起来,可比来时费劲了,因为还要抱着衣裤。
一天,李永德处长传达上级会议精神:为落实英明领袖华主席“抓纲治国、抓纲治军”的指示,部队要正规起来,首先着装要正规:干部便装时不准穿得花里胡哨,女干部不准烫发,不准穿高跟鞋;战士一律不准戴手表,不准留长头发,不准留胡须,不准穿自购的衣裤、鞋袜,不准……。传达完以后,李处长说:“咱们机关的战士一定要给连队的战士做出表率,不能太‘稀拉’,不准戴手表,不准留长头发,不准留胡须,不准穿自购的衣裤、鞋袜。唉?杨刚好象穿自购衣服了,收起来,寄回老家!”话音未落,荀副处长说话了:“杨刚那破衣服不能算:哈哈,破运动服还是上中学时穿的,破尼龙袜子还打了补丁,破回力鞋都露脚丫子了,还是我到遵化县城花五毛钱作的火补。另外他都是跑步时候穿,不影响军容风纪。”说完,大家都转脸去看李处长。良久,李处长无奈地说:“好吧,可以吧。”还是老荀头向着咱哪!现在想了一想,也不全是荀副处长向着咱,李处长曾经说过:“要向老荀学习,工农干部,为人、处事把握的分寸很准确,不拔高、不跟风、不激进,体现的是政策水平。”
十八、 周广林咬了我一口
领航处地图保管员周广林是我一个车皮来部队的同乡战友,十分勤快,每天起早扫卫生、打开水。但干的越多越容易出错,什么卫生不够干净,水不开,可能是前一天剩的水。还有一条就是不能象航行处杨刚一样早起床跑步。周广林找到我,说第二天就开始跟我一起跑步。我带着广林跑了几天,但他毕竟是乍练,体力不行,加之个头也小,跑不太快。一度他想退缩,为此我还送给他一条运动短裤。有时跑起来他就拽我的衣服或短裤,叫我拉着他跑。一般去程我就拉着他,因为我也需求一个伴儿,回程我就把他甩了。大约是1977年的春天一个早晨,离开军部我就撒丫子了,他也紧跟不舍。到了大官屯他已经跑不动步了,按此前做法,我跑到党峪路口返回,再回到大官屯汇合。但这次我没有跑到党峪路口,而只跑到娘娘庄路口,然后左转向南穿过一片农田,爬过一道山梁后直接回军部吃早饭上班了。可怜的周广林在大官屯傻傻地等我,一直等到上班时间也没等到我,才跑回来。他还不无关心地到航行处报告,说杨刚早晨跑步未归,是不是出事了?人说,杨刚不是在那坐着办公吗?怎么回事?我坐在那窃喜,只见周广林怒气冲冲地进来,照我肩膀头就是一口!我丝毫没有防备,实实在在地让他咬了一口。我也生气了,从此不再理他。一天在大池子洗澡,接我们当兵来部队的老排长邢玉忠发现了我肩膀头上又红又肿的牙印,大惑不解。我说是周广林给咬的。邢排长非常生气,操着浓重的河南口音说道:“周广林是属狗来?咋还咬人来!恁看这肿来,肯定是狂犬病中毒来!”没洗完就冲出澡堂子找到周广林熊了他一顿。周广林一脸的委屈:“他跑步不等我,还从山上绕道回来把我给甩了,害得我没吃上早饭。这还不算,我怕他出事,还到他们处里去报案,叫大家都笑话我,他还偷着乐!咬他,活该!”邢排长说:“凭大仇恨哪?是阶级敌人哪?这个兵白当了!赶紧去道歉!”
2008年7月27日周广林(黑衣者)在党峪。背后就是我们跑步的山路。
1977年夏天,已经长到1米78重74公斤的我,参加了当年的飞行员选拔,并以强壮的体魄通过了空军464医院的体检。周广林想,杨刚就要当飞行员走了,这么长时间没说话了可咋整呢?于是借着有人出差到北京的机会给我买了一个精致的茶叶盒送给我,并求我和好。人要识抬举,况且有台阶就得赶紧下来;人家周广林是老大哥,又有长者风范,于是我们又重归于好。后来我参加空军466医院的选飞体检竟没有通过:鼻炎虽然好了,但地震把我右股直肌砸了两条口子,当时粉红色的疤瘌“高出表皮一毫米”,也就没有离开空六军机关。周广林说,我要早知道杨刚这小子走不了,我才不跟他和好呢!瞧,这不是十八、九岁耍的小孩子脾气吗?
2008年12月20日邢排长在北京,这时他在洛阳一个大型国企老干处当主任,对我这个当年他接来的兵是部队的退休干部耿耿于怀:“咦,恁这个小新兵,俺还得侍候恁来!”
十九、 孔老二可能生气了
伤人有些是有意的,有些可能就是无意的。象周广林咬了我一口,实在是我伤他太深,不然他也不会咬我一口。但孔老二(我们译报组的老兵,很少有人知道他叫什么名,这个昵称较响亮)生气了,可能就是我无意中伤害了他。
1977年夏天,我们在地震简易房已经住了一年。在农村梯田上盖的简易营房,路不象路,房不象房,晴天一身土,雨天两脚泥。于是我就想把房里的“原生态”的地面改造成“灰燋子”的地面。灰燋子就是把炉渣用白灰水和在一起,使碳酸钙变成氢氧化钙,然后用小木块拍打,直到出来浆儿,再用抹子抹光,干了、硬了,亚似水泥板儿,而且省钱。当年唐山一带农村建房都是用灰燋子打造房顶;我在机场警卫连时曾参加过修建灰燋子篮球场地,挺好的。主意打定,我就花了两个礼拜的时间,用独轮车把开水房王师傅每天烧水的炉渣全部推回航行处简易房前。估计差不多够用了,又找人弄来白灰开始加工,可能需要泡几天才能成为半成品。泡的过程中我就把我们航行译报组宿舍的床全搬出来,当时都没有什么家当,好搬;况且组长张晓纯参谋在464医院住院,老兵卢立军到沈阳去弄紧俏的铁皮为航行处制作保密柜,孔老二要求替我值班。我用洋镐把房间地面刨起半尺深,土坷垃打碎,浇水,自然沉积。然后把泡好的半成品运到房内平铺半尺厚,铲平、拍打、抹光。其他的老参谋们也帮我忙活。等地面弄成了,就跟水泥地板儿差不多,我十分兴奋!没想到老参谋李广安泼了我一盆冷水:“我以为你要干什么呢,就这,没那么复杂:原地面不用刨,半成品往上掇,半寸就行,不用那么厚;你看你弄得那么厚,门都打不开了!”我说:“在唐山机场就是这么弄的,不然不结实。”广安说:“你以为修跑道呢?”于是,其他5个房间便如法炮制,嘿,还真行,又省料、又快、又省力,很快几个房间都辅成了“亚水泥地板”。最后还剩下了一些料,就在航行处简易房门前摊开、拍平、抹光,修成了庭院小路。就这剩料修成了小道走了三年也没有走坏,以至于刘绍文参谋长走在我们门前都说:“‘白毛’(航行处长李永德)门口好走,‘大头’(雷达处长梁征)和小李培元(通信处长)门口不好走”。地面弄好了,我们还借势把黄泥抹就的墙壁用白石灰粉刷一新,又用电话被覆线把天棚吊上顶,并用报纸糊上。这使我们的生活环境为之一亮。
1985年10月,孔老二(即孔祥钦同志)。
地面修完了,庭院小路也修完了。却得罪了孔老二!因为李处长狠狠地熊了孔老二一顿,说孔老二懒,不支持我的工作。其实孔老二没有不支持我的工作,那几天的班都他替我值的,您说孔老二冤不冤?情况就是这么个情况,事情就是之么个事情。“新兵蛋子”的我干的这个活儿,象不象《士兵突击》中“许三多的路”?
二十、 用绳子把卢进年拽醒
1978年初,卢进年调到我们译报组了。受我影响他也要跟着跑步,但他和我不住一个房间,自己又起不来那么早。怎么办呢?其实我也起不来,我是用闹表叫起床的。只不过我的闹铃谁也不知道:我设置闹铃只上一扣的劲儿,听到一声“咔”,就不响了,为的是不影响别人休息。我想了一个办法,把简易房的墙壁捅了一个洞(两层苇薄、两层黄泥巴),抻过去一根小绳,两头都拴到床头木楞上。我被闹铃“咔”醒后就拉一下小绳,他听到了再往拉一下,然后穿衣服正好同时出门。都是年轻人,觉大,起不来。经常这边拽了,那边不回应,弄得我跑也不是不跑也不是。最后聪明的小卢把绳子拴到自己的手上,这样每天拽绳子就是直接拽他的手。十分有效。但如遇我值夜班,没人叫小卢,小卢就醒不来,也跑不了。
1984年3月,卢进年同志(蹲者左数第1人)。
有一天小卢值夜班,我记错了。第二天早晨我就不停地拽小绳,可能小绳在小卢床头来回摩擦作响,唤醒了其他人,少顷,“呼“地一声绳子被拽过去了。我想小卢肯定起床了,穿好衣服在外边等了半天也不见小卢出来。隔着朦胧的塑料布窗户,听到有人嘟嘟囔囔,我才意识到记错了,耽误别人休息了。
一天李永德处长给我讲了一个故事:延安时期,是中国革命战争最艰难困苦的岁月,但这丝毫也没有影响中国共产党人休养的养成。一天,中央首长在毛主席的窑洞里一连开了几天几夜的会,这时,疲惫的毛主席睡着了,周恩来等人见状,忙脱下鞋子,光着袜底板儿蹑手蹑脚地潲出窑洞。李处长说:“一个人的休养是在工作、学习、生活中一点一滴养成了,周总理就是我们的榜样。”李处长没有说教、没有责难、也没有批评,象父子交流,似朋友谈心,使我惭愧不已。从此,我无论做什么事都小心、谨慎,考虑周全,逐步养成了严谨、认真的作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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