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苏共亡党亡国的历史教训》
一李慎明
来源：东方早报 作者：陈良飞
2011年12月15日 06:53
中国社会科学院党组副书记、副院长李慎明最近很忙。
正值苏联解体20年。10月18日，李慎明来到国家法官学院，给第二期全国高、中级法院副院长轮训班的学员们讲授《苏联亡党亡国的历史教训》。之前一个月左右，他分别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和中国政治学会2011年年会上，也以同题做了学术报告。
在他的主持下，中国社会科学院集中10多位院内外专家学者，用10年时间研究了“苏共亡党与苏联解体”国家级课题并最终得出了苏共的蜕化变质是苏联亡党亡国的根本原因这一结论。
原因之争
东方早报：你是如何得出“苏共的蜕化变质是苏联亡党亡国的根本原因”这一观点的？
李慎明：2006年，“苏共亡党与苏联解体”课题组制作的《居安思危——苏共亡党的历史教训》八集DVD党内教育参考片，以及今年3月课题组出版的专著《居安思危——苏共亡党二十年的思考》都从8个方面对苏共内部问题的产生﹑发展和变化展开剖析。在这里，我重点谈一下苏共的意识形态工作、党风、特权阶层和组织路线四个方面。
首先，谈苏共的意识形态工作。党的理论是通过具体的意识形态工作去贯彻到全党全社会的。意识形态工作是联结党的理论与党的其他各项工作的船只与桥梁，理应引起全党特别是党的中央委员会尤其是最主要领导的高度重视。
1986年初，戈尔巴乔夫提出“公开性”的口号。1986年3月，戈尔巴乔夫邀请大众媒体批评苏联党政机关。他对新闻媒体说：“在当今社会发展阶段，我们的报刊可以成为独特的反对派。”所谓的“公开性”，再加上所谓的“民主化”，便成为策动全苏联各种反对派大肆声讨苏共的总动员令。
1990年上半年，苏联境内各种“非正式”出版物多达上千种，全盘否定斯大林甚至列宁的思潮汹涌成势。他们渲染斯大林在肃反中杀害的人数，成几十倍地夸大当时被错杀的人数有上千万，甚至几千万人之多；他们把斯大林搞的国家工业化贬损得一无是处；他们把卫国战争初期斯大林的失误肆意歪曲、扩大，甚至否定卫国战争的胜利是苏共和斯大林领导的结果。
再说苏共的党风。这里说的“党风”主要是指以党的性质和党的宗旨为核心的大党风，当然，也包括党的一般的工作作风。
列宁与人民群众心连心。斯大林去世后，发现他仅有相当于当时一个熟练工人半个月工资的900卢布的存款。勃列日涅夫不仅喜爱阿谀奉承，贪图荣誉，而且贪欲钱财。一次他到阿塞拜疆访问，该共和国第一书记阿利耶夫竟然送给他一座用纯金制作的、价值连城的半身像。之后，阿利耶夫便很快被调到莫斯科任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并成为政治局委员。 正因为以戈尔巴乔夫为首的苏联共产党领导人彻底背叛了人民，人民对这个已经不代表自己根本利益的党在生死存亡的关头才采取了十分冷漠的态度。
苏共解散前，当时苏联科学院曾进行民意问卷调查，被调查者认为苏共仍然能够代表工人的占4%，代表全体人民的占7%，代表全体党员的占11%，而认为代表党的官僚、干部和机关工作人员的，竟占85%。
苏共的特权阶层是苏共党内后期产生的一个利用职权牟取私利者群体，因为他们掌管着某些直接的权力，所以也被称为“官僚特权阶层”。起初，特权者只是个别人或少数人，到了勃列日涅夫执政时期，特权者的队伍日益扩大，形成了一个具有巨大政治影响力的政治阶层。到了戈尔巴乔夫时期，特权阶层逐渐演变为挂着红色招牌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权势派。
俄罗斯科学院院士、社会政治研究所所长格·瓦·奥希波夫说：“由于对要求入党者审批的放宽，什么人都可以入党，其结果就是怀着各种私利的人混入党内。鱼烂是先从头上烂起的。从赫鲁晓夫那个时候开始，我们党的领导层就开始了腐烂。这些混进党内并企图不断高升的人入党的主要目的是什么呢？入党后，就意味着可以到非洲去狩猎，把自己的儿、孙子辈安排好，把自己家庭安排好。共产党的蜕化变质和最终解体，实际上是在家庭这个最基础的层面就发生了。”
苏共的特权阶层，首先来源于官职。某些地区就连党委书记都明码标价，在1969年，阿塞拜疆一个区委第一书记就“价值”20万卢布，第二书记是10万卢布。特权阶层严重损害了社会主义的声誉、制造了社会鸿沟、败坏了社会风气。普通民众与特权阶层的距离越来越远。在苏联社会中，一般大众自称“我们”，而把特权者称为“他们”。
当然，我在这里也强调，“特权阶层”只是对当时苏共干部队伍中以权谋私的极小一部分蜕化变质分子的特指，西方把当时苏共约有60万—70万名干部全部称为特权阶层，完全是为丑化和推翻苏共而刻意、恶意、歪曲的宣传。
1991年，莫斯科上万名大富翁中，大部分人是原来的党政干部。同年6月的一份调查表明，在苏联高层干部队伍中，76.7%的人已经认为应该走资本主义道路。正是这些所谓的“共产党人”，革了苏共的命。美国著名的经济学家大卫·科兹认为苏联体制的瓦解，“源于其自身的统治精英对个人利益的追逐”，苏共是唯一在自己葬礼上致富的政党。
从一定意义上讲，苏共中的特权阶层是苏共亡党和苏联解体的物质力量，甚至可以说是苏共亡党和苏联解体的原动力。
最后，我想谈一下苏共的组织路线，包括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与党的干部路线，以及党的监督机制。
列宁曾有一句名言：“给我一个革命家组织，我就能把俄国翻转过来。”当建立了这样一个组织之后，他又为这个组织制定了一系列的制度和原则，其中最根本的就是民主集中制。斯大林就任总书记之初，注意充分发扬民主。政治局开会时，他往往一言不发，叼着烟斗，围绕会议桌子转来转去，在认真听取每一位同志发言之后，他才最后发言并经会议作出决定。但后来他开始过分自信，甚至独断专行。
在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时期，虽然形式上强调了“集体领导”，但只不过是由“一个人说了算”，改为“少数几个人说了算”。实际上并没有真正贯彻民主集中制，党内监督更无从谈起。敢于讲真话、提出批评意见的人，同样会受到打击迫害。南乌拉尔铁路局的一位高级工程师在党的会议上发言，认为勃列日涅夫的相关工作报告缺乏足够的批评精神，过分地赞美和颂扬他的功绩就是个人崇拜，这位工程师就被开除了党籍。
1990年7月，苏共二十八大召开。戈尔巴乔夫在大会报告中公开批判“民主集中制”原则，在大会通过的党章中，正式取消了“党的组织机构、全部生活和活动的指导原则是民主集中制”这一条文。戈尔巴乔夫是在所谓“民主化”口号的掩饰下用个人极端专制的办法推行其错误路线的。召开政治局会议时，他往往不听取别的委员的意见，甚至一个人滔滔不绝地讲上一两个小时，然后便作为党的指示或决定执行。1991年8月24日，没有履行任何法定程序，实质上就由他个人决定并宣布苏共中央的自行解散。
干部路线是组织路线的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赫鲁晓夫在回忆录中写道：“我的提升出于斯大林一直在通过他的妻子娜杰日达注意着我，她在斯大林面前为我唱赞美歌，于是斯大林就叫卡冈诺维奇帮了我的忙。”此后，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阿谀奉承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赫鲁晓夫的大儿子在战争中被俘，也和德国人有过合作。他请求斯大林免于刑事处理。后来赫鲁晓夫又让他提拔自己大儿子，斯大林不仅没有，而且严厉批评了他。
戈尔巴乔夫当政时，竭力揭露甚至夸大党内阴暗面，借用所谓的“改革”等各种名目，任人唯亲，搞干部队伍大换班。到1990年，在412名苏共中央委员中，被更换的占96.4%；在24名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被更换的占91.7%；150个边疆区、州、直辖市的书记中，被更换的占92.5%。如此大规模地更换领导干部，造成了干部队伍的极端不稳定，同时也使许多投机分子、蜕化变质分子等占据党的各级领导岗位，尤其是把反对他搞所谓“改革”亦即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干部撤换下来，把支持他搞全盘西化的干部提拔了上去。
戈尔巴乔夫错误的干部路线进一步造成了苏联党政军干部队伍思想上的空前混乱。苏共在干部路线上的严重问题极大地损害了党的威信，造成了广大干部、党员和人民群众对党的不信任，对苏共党的决议和指示的冷漠，各级组织和整个干部队伍也基本处于瘫痪状态。“政令不出克里姆林宫”也便成为情理之中。至此苏共也就无力回天了。
东方早报：但国内也有部分学者坚持“斯大林模式是苏联剧变的根本原因”的观点，他们还提出，党的问题本身就是政治制度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必须把苏共的问题放到斯大林-苏联体制模式中去考察。你怎么看这个观点？
李慎明：有不同的学术观点，是完全正常的，都可以平心静气商量。我们认为，苏联亡党亡国的根本原因不在于“斯大林模式”。
第一，不能把苏联社会主义基本经济政治制度与具体管理体制机制笼统地称为“斯大林模式”。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分为基本经济政治制度与具体的管理体制机制，基本经济政治制度是管方向的，是定性的，是解决“为了谁、依靠谁”的问题，这是一个国家的国体，而具体管理体制机制是在方向确定以后实现这一方向的具体办法，是解决“如何为、怎么为”的问题，这是一个国家的政体。不能不加分析地把苏联社会主义基本经济政治制度与具体管理体制机制都笼统地称为苏联社会主义或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加以全盘肯定或否定。
一些同志所说的苏共垮台、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是“斯大林模式”，其实质是把苏共垮台、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算到了苏联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政治制度的头上。这一说法的实质，与“乌托邦说”、“病态早产说”没有本质的区别。
第二，不能因为具体管理体制机制存在的一些弊端而对这套管理体制机制全盘否定。斯大林时期苏联共产党所建立的权力高度集中的管理体制机制虽有一些弊端，但总体上是符合苏联20世纪三四十年代所面临的世情和国情的，使得苏联取得了工业化、卫国战争和战后重建等伟大胜利，并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了苏联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我们绝不能因为斯大林时期具体管理体制机制存在一定弊端甚至脱离当时的历史条件而对这套管理体制机制全盘否定。
第三，斯大林之后的苏联没有及时对其权力高度集中的管理体制机制进行改革。苏联体制经过了列宁、斯大林、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戈尔巴乔夫等各个不同历史时期，各个阶段的体制变化和差异也极大。随着“二战”胜利和战后恢复重建任务的完成，这个体制总体上无法进一步适应20世纪50年代以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要求，其弊端日益显现。对其进行必要改革的任务，不应由已经去世的斯大林来完成。其没有改革或没有改革好的责任，应算在赫鲁晓夫以后的领导集团身上。
第四，从根本上说，关键在人，是人决定体制机制。1980年8月，邓小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重要讲话。在讲话中，邓小平明确指出：“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种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
主张苏共垮台、苏联解体主要原因在于斯大林模式的同志，往往引用这两段话，来佐证自己的观点。但是，他们往往忽略了邓小平在其晚年的其他有关论述。1991年10月5日，邓小平在会见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国家主席金日成时指出：“真正要出问题，是我们内部出问题，别人拿我们没办法，美国也没办法。” 1992年1－2月间，邓小平在其著名的南方谈话中说：“正确的政治路线要靠正确的组织路线来保证。中国的事情能不能办好，社会主义和改革开放能不能坚持，经济能不能快一点发展起来，国家能不能长治久安，从一定意义上说，关键在人。”他还说：“只要有一个好的政治局，特别是有一个好的常委会…… 什么乱子出来都挡得住。”我们要完整地准确地理解邓小平理论，而不能各取所需，仅抓住其中的一两句话，不顾时间、地点而片面地去理解和阐发。
体制机制要靠人来确立和完善，也要靠人来遵循或变革，所以从根本上说，人决定体制机制。这就是邓小平晚年所说的“关键在人”的道理。在苏联解体、苏共亡党的过程中，作为领导集团的代表人物，从赫鲁晓夫特别是到戈尔巴乔夫等人难逃干系。这就是列宁所说的“群众、阶级、政党、领袖”之间的辩证关系。
认为苏联亡党亡国根本原因在于斯大林模式的同志，主张追究所谓僵化的苏联社会主义体制机制（实质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政治制度）的责任，却不主张追究从赫鲁晓夫直到戈尔巴乔夫的个人责任，但在追究社会主义基本经济政治制度责任的同时，又往往要追究斯大林的个人责任。这似乎不够公道。
回首20年
东方早报：在历次访问苏联和俄罗斯之中，你感受最深的有哪些事情？
李慎明：2002年我到伏尔加格勒访问，从下降的飞机上即看到在宽阔的伏尔加河上高耸着九座大桥墩。下飞机后问前来迎接的州长，回答说这是通往哈萨克斯坦的一座铁路桥，修通后对俄罗斯的经济发展很有好处，但因联邦政府不给钱，1990年被迫停工。我问，“二战”前，斯大林格勒有六大工业区，矗立在延绵80余公里的伏尔加河两岸。“二战”中，这六大工业区被夷为废墟。“二战”后，仅用3年左右时间，又一座延绵80余公里的斯大林格勒新城在这里耸起。现在的主要建筑还都是那3年建设的，那时有资金吗？他说，没有。
我又问，3年左右时间，可以建一座新城，而12年左右时间却建设不了一座新桥。这是为什么﹖他沉默少许说：“主要是人的精神不一样。那时，人们有信仰，有干劲，饿着肚皮也干。现在很迷惘：我们的过去错了，将来要往哪里走？我们一无所知！”
今年是苏联亡党亡国20周年，地方和军队不少单位请我去汇报我们10年的研究成果。在汇报中，我一直强调，千万不要认为理想、信念、主义、道路虚无缥缈，与我们离得很远或没有一点关系。
东方早报：你如何看待俄罗斯的现状与前景？
李慎明：我个人认为，俄罗斯的忧郁可能还要延续一段较长的时日。我与俄罗斯一些知名政治家、思想家交谈，他们也有同样的认识。我认为没有特殊情况的话，大概可能还需要十多年及至二三十年，人民才能彻底认清一些根本理论问题。有了彻底、科学理论的指导，俄罗斯才能得到真正的复兴。
俄罗斯现在的复兴主要是依靠军工，以及包含石油在内的各种资源。它非常富庶，人口又少，但因为现在还没有找到一个正确的理论和正确道路。既然跌到谷底，这就需要时间来恢复，经济上的，特别是正确理论上的寻求。
苏联亡党亡国20年来，伟大的俄罗斯民族在反思。从一定意义上讲，最具说服力的还是那些当年“持不同政见者”的“悔恨”。以坚决反共著称的著名作家马克西莫夫在生前发表的最后一次谈话中再次表示忏悔：“我曾以为（共产主义思想）是妨碍俄罗斯发展、妨碍她成为伟大强国的唯一重负。这是我巨大的悲剧性错误。我到了老年深为此感到悔恨。”
一生大部分时间都在对斯大林及苏联进行无情批判、20世纪30年代还曾是暗杀斯大林小组一名成员的作家和学者季诺维耶夫，目睹苏维埃制度覆灭后俄罗斯的混乱局面，非常痛心和后悔。他在苏联剧变六七年后即得出这样的结论：斯大林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人物之一”，20世纪是“列宁和斯大林的世纪”。
恩格斯说过，没有哪一次巨大的历史灾难不是以历史的进步为补偿的。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和人类进步事业在曲折中顽强前行，在低潮中艰难复兴。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列宁主义和十月革命的故乡不会长久沉寂，而人类的历史必将在曲折与苦难中迎来又一个绚丽多姿、无比辉煌的春天。
东方早报：如果我们仔细注视一下近20年来的俄罗斯的转型道路，叶利钦-普京-梅德韦杰夫-普京，更现实的是，梅普换位已成定局。有人说，未来俄罗斯24年政局的剧本都写好了，俄罗斯政坛“二人转”将再唱24年。你如何看待这一政治现实？
李慎明：历史有其偶然性，但有其必然性。其偶然性，是说具体的发展进程与结果，不是既定的，难以预测。其必然性，是说在历史的长河中，决定历史发展方向的最终是人民。对此，我深信不疑。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真谛。
从一定意义上讲，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是一个词，它的本质，是要最终实现共同富裕。谁能在俄罗斯解决财富和收入分配的两极分化问题，谁才能在俄罗斯的历史上最终站得住，才能获得人民真正的拥戴。资本主义在一定条件下和一段时日内能够迅速发展社会生产力，这已是被历史所反复证明了的真理。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最终将成为生产力发展的桎梏。因为，更为重要的是，历史的进步，“不仅仅决定于生产力的发展，而且还决定于生产力是否归人民所有。”马克思在158年前的这一精辟论断，我认为并未过时。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