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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蒙：文学不急于下结论
范建
王伊欢是中国农业大学人文发展学院的教授，我们同院不同系，同事多年却不知她是著名作家王蒙的女儿。一日，媒体传播系主任谢咏才邀我采访这位作家。才知他们是父女关系。在讲台的侧边我看到，伊欢也在台下静静地听着。
上千人的礼堂座无虚席，过道和台上也站满了人。在文学普遍受到冷落的今天，著名作家王蒙近日在和中国农业大学数千师生座谈时所出现的这种景况说明，文学走出低谷，重新赢得读者已成必然。
堪称语言大师的王蒙，曾以创新的意识流文学手法享誉文坛。在他的作品中处处透露着哲思、睿智和风趣。王蒙至今笔耕不辍。在他著作等身的作品中，也有大量的农村题材。五十年代，在反右倾运动中遭受磨难被发配边疆乡村时，仍不停笔。似乎那时，他已与农村结缘。他说他喜爱乡村，每年有几个月,他都在北京郊区的乡村家中安闲地写作。朴实的民风和安静的环境有利于他的创作。
今天，他来到中国农业大学与到其他大学有不一样的心情。与农大的师生交流自有一种特别的感情。时不时地语出幽默，也赢得阵阵掌声。
与大学师生交流，自然先由“考题”切入，其哲理思辩给人以启发。
文学提供形象和画面而不明确作结
王蒙认为，世界上很多事情需要做判断。现在，考试时兴选择题，就是圈一个你选择的正确答案，或是选择是非题，答出对还是错。“但是，文学这种东西恰恰在于它提供给你一种形象，一种生活的画面，而不明确作出结论。所以，有时候我做文学上的选择题，就非常的不擅长。”
王蒙以切身体会现身说法。“我孙子的语文考试成绩老不好，我说，我辅导一下你，孙子就说：‘您不会。’我就想，这个我还不会吗？初中的题，拿来一看，我还真不会。为什么？考题是这样的：‘在我们的房间的窗前，长着两颗树。然后下边有四种说法，哪种说法最接近于‘我的窗前有两颗树？’”
第一种说法，“有两棵树长在我的窗前”。我看很对，就打了对号。
第二种说法，“从窗户向外看就看见了两棵树”，画对号。
第三种说法，“在我的门旁，对着窗户长着两棵树”。我看这也对。
第四种说法，“对着窗户长着两颗棵树”，我一做，四个都对。
孙子说：“怎么样？你及不了格。”我觉得这个选择非常困难。
王蒙由此想到他在新疆工作时的一件往事。“那时，我家在北京，当我从新疆回来探亲时，女儿见到我说，她们那时候和同学们一块儿玩儿羊拐。为什么我没有羊拐？我一听，心里很难过，心想，我在新疆，不能给女儿提供别的，羊拐是要多少有多少。”因为新疆人都吃羊肉。于是，回新疆以后，他就给自己定下一个任务收集羊拐。“在饭馆里吃完饭，我问服务员：服务员同志，您看这儿厨房里还有羊拐没有，能不能给我几个？我交点钱也行。”
朋友请他吃完饭后，他也问人家：“今天你这羊肉做的不错，你这羊拐哪儿去了？”就这样，他存了一口袋羊拐。
“第二次探亲的时候，我像盲流一样，扛着一口袋羊拐回到北京：‘闺女，我给你带羊拐回来了’，可闺女却说：‘我们早不玩这个了’。”
王蒙根据这个真实的经历，写下了短篇小说《羊拐》，后被选入一个中学的语文教材。并以此作为一个考题。“当我一看，傻了。为什么？其中又有选择题。”
选择题是这样的——
本篇小说的主题是：1、父母爱子女，子女不爱父母。2、可怜天下父母心。3、父母与子女应该加强相互了解。4、一切事物都是与时俱进的。
王蒙认为，人们的思想不能停留在一点上。“这四个里头让回答哪个是正确的？我回答不上来，我就查这个答案，人家说，你先不要查，等以后再看。但是，我忍不住查它，最后，它要求回答的就是：‘一切事物都是与时俱进的’”。
小说的魅力在于多种解释
王蒙说：“我完全不怀疑编这本书的人的善良、美好愿望，希望通过我的一篇不相干的作品，来宣传‘与时俱进’这样一个很伟大的，非常正确的，而且是救国救民的一种思想观念。我个人也拥护与时俱进。但是，小说这东西的魅力不恰恰在于可以这样解释，也可以那样解释吗？如果那四点儿让你回答，全都行，是不是？你如果能再搜集出四点来，则更好。或者说，应该爱护羊。或者要好好发展中国农业大学的畜牧专业，养更多的羊，使全中国、全世界的儿童都有足够的羊拐。如果把这个主题引申成这样，我觉得也可以啊。决不会说这主题是错的。”
王蒙在新疆曾受穆斯林的影响，喜欢吃羊肉。“羊肉对人的身体很有用。现在回过头来说这个方式和态度，我们除了有科学的态度、政治的态度、政治的方式、法律的方式乃至数学的方式，把一切看成数字以外，我们也还可以有文学的方式、文学的态度、审美的态度，总体的态度和不做结论的态度，或者慢慢做结论的态度。”
有别于文学的公文写作有它的规范
王蒙谈完人生的历练的考题，又轮到学生出一些关注话题来考他。一位来自于组织部的公共管理MPA学员对王蒙50年前写过小说《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表示敬意。他说，我们在工作中，要经常撰写公文，但公文写作的文学色彩相对少一些，那么在实践中，我们怎么样处理好公文写作与文学的关系？
“公文写作别写成小说，也别写成诗歌，公文写作是有它自己的规范，不能和文学混淆。王蒙说，“如果说，公文写作有生命力，就是说它反映了现实，这种真实性对于文学来说永远是有意义的。”
文学不会没落也无须担忧
一位80后同学问道，在我们出生的那个年代，高校中有90%以上是文学爱好者，但是现在在一所人文气氛并不浓厚的学校里，估计19%都不到。我觉得，今天到场得很多学生当中很多的是对您的崇拜或者是好奇，您如何看待文学的没落和商业气氛的日益蔓延？您如何看待那些只为出名而从事文学创作的人？作为前国家文化部长，您会感到担忧吗？
王蒙说，从整体来说，中国爱好文学的人还是比较多的，我们是一个文学大国，有全世界最多的文学刊物，我们出版的文学类书籍的总销量也非常大。当然，无庸讳言，商业化的影响在文学也是有的。比如说，文化大革命以前，每年出版的新长篇小说，大约是10-11种，现在每年出的长篇小说是500-700种。所以，我不认为这个是文学的没落。第二，我认为一些适应市场的消费性的文学作品，也是人之常情，比如说有些侦探的、武侠的。武侠有时候也可以写得像金庸一样好。言情的，还有神怪的这样一些作品，都是不可避免的。其中也有很不好的作品，我也完全相信。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仍然有好的作品，这些好的作品，仍然有它们的销量，虽然说并不太大。比如说，现在有些中年人，像莫言、池莉、贾平凹，他们的作品既有相当高的艺术质量，也有很好的销路。像韩少功、张伟他们的作品没有上述三位作家的作品销量那么大，但也完全达到了受相当的有知识的读者的欢迎。我必须说，文学第一不是没落，第二我没有担忧。不同的作品，在市场上会被不同的人所选择。这肯定是一个过程。我们无法期待每一位作家都成为最优秀的作家，他们有权利发出自己的声音，这是大狗叫，小狗叫，野狗也叫。
诺贝尔文学奖不是文学的最高裁判者，文学比文学奖更重要
王蒙是四次获诺贝尔文学奖提名的中国作家，但都未能中选。以中国数千年的文化积淀，中国籍的作家为什么与诺贝尔文学奖无缘。王蒙首先肯定它的地位，“诺贝尔文学奖是世界上目前为止最有影响的文学奖。至少有一个原因，因为它的奖金是最高的。已达到130万美金。”
王蒙说，“诺贝尔文学奖的一大效果还不在于130万美金。在于你的作品原来没有人知道，一夜之间，立刻全世界各种语言、各种文字、各种大小书商争相来购买你的版权，那时购买版权的费用要远远超过130万美金。同时，瑞典科学院里有权决定诺贝尔文学奖的是十八九位院士，这些院士是十分认真的，也是非常严肃的。但是，我同时要指出，他们不可能是文学的最高裁判者，他们也不可能了解中国的文学。他们中的有一位，就是马越然先生是精通中文的，其它的院士都不精通中文。所以，如果我们认为瑞典科学院能够有权利或者有义务来替中国选择最优秀的作家，这可能是一个误会。总体来说，文学比文学奖更重要。这句话如果翻译成广告语就是，“新飞广告做的好，不如新飞冰霜好。”第二，如果诺贝尔文学奖使一个作家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名声和成功，我觉得这种奖不得也行。如果是一位作家的得奖使瑞典科学院更加的荣誉，那么这奖可以得！
诚然，在如今多元、多意、混杂的文学思潮的氛围下，不少年轻人不屑于王蒙这样的老一代文学家，认为他们已经过时。甚至就创作理念与王蒙直面PK。而童心未泯的王蒙也不示弱，时不时地也来一番回应。
即使王蒙在21世纪的文学园地里也有边缘化的这一天，但他仍不失有大量的粉丝。交流完毕，人们拥向前去向他请教，和他握手，和他合影。人民日报的资深记者蒋建科还拿出了他珍藏多年一本翻破了的《王蒙作品集》请他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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