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童节忆旧
——我们这代人的童年
黄新原
今天是六一儿童节,每逢这天,全社会都在关注儿童,这让我也想起我们这代人的童年。
五六十年代出生的孩子,提起幼儿园,都认为那是一生中最美好最幸福的时光。当年有个歌,歌词有“好阿姨,阿姨好,阿姨像妈妈……”那时阿姨确实像妈妈,记忆里阿姨比妈妈好象还亲。那时父亲不在北京,弟弟在幼儿园,妈妈是医生,每周只接他一次,而且很晚。周六晚上,所有的小朋友都走了,只有他一个人抱着阿姨给他准备的小包(包里是两件衣服和几块糖),等在幼儿园门口,阿姨不走,陪着他,妈妈每次都是路灯亮了才来。如果遇上妈妈值班,他就只好被阿姨带回家,在阿姨家,他觉得比跟妈妈在一起还高兴,总是有很多好吃的。而且那当“临时妈妈”的阿姨并不是固定的一个,是轮换值班,赶上谁是谁,但谁都像妈妈
一位朋友,家住北京白塔寺,从3岁到5岁都在幼儿园度过,那是一个大四合院,当时托儿费分几种:有每月二块五的:中午不在幼儿园吃饭。这种孩子的家长多在附近工作,中午下班接孩子吃饭,然后再送回来;有三块五的:中午幼儿园管饭;还有五块的:这种是既管午饭,晚上还管送。每天晚上,幼儿园门口停着两辆带篷子的三轮车,一辆往阜成门方向送,一辆往沟沿儿方向送,每辆车上坐4个孩子。幼儿园里一共十几个孩子,中午阿姨熬点稀饭,蒸点包子;平时就在院子里玩,没有什么玩具,也不教识字,因为阿姨也不识字。
50年代后期,在大跃进的热浪中,农村也办起了幼儿园。战友传富描述当时安徽农村的幼儿园:土炕上的孩子们喝着黑绿色的稀菜汤,一个瞎老太太坐在屋门口,一条腿抵着门框,谁也不让出去;战友孔熙回忆他家乡福建农村当时的幼儿园:生产队的幼儿园就设在他家隔壁的院子里,也是老太太看着孩子,这种看孩子的老太太是可以挣工分的
应该说,50年代,不仅在农村,就是在大城市,孩子们的生活都是低水平的。就是在北京,孩子们能经常吃到零食的人家也不多,有的杂货店,会把一分钱一块的水果糖切成两半卖,孩子拿着家长给的一分钱,买上半块糖,外加两个枣或一个沙果,这就已经足以引起小伙伴的羡慕了
孩子的零食也不像今天那么多,基本以农副产品为主,比如当令蔬菜:夏天的西红柿,秋天的萝卜,冬天的红薯都是孩子们的零食。嘴馋的孩子什么都吃,很会自己解决问题,山上的酸枣,地里的玉米杆都吃得很过瘾,树上的槐花、榆钱,能一把一把撸下来往嘴里送。偶尔生病了,妈妈给买个苹果,或买一“牙儿”西瓜,那已经是很高的“待遇”了。春游家长给带上5分钱。如果带个圆面包,那是很“洋气”的事,大多数孩子都是带着糖三角、豆包和糖饼。奶奶如果带你去公园,2分钱门票加3分钱1根冰棍,就会把你打发得像过节,一连高兴好多天。像北京孩子当时记忆中的1角6分一斤的动物饼干、2分钱一碗的酸梅汤、2分钱一个的米花团,比今天孩子们吃的巧克力、喝的可口可乐要好吃好喝得多。
后来我们上学了,文具和今天比,当然也是低水平的。小学生如果有一个在商店买的帆布小书包,就算是“上上等”了。很多孩子都用家做的书包,尤其女孩子,就是一块花布砸成一个布兜,上面钉两个布襻,就当书包了。因为布的缺乏,有的书包是小碎布连裰而成。文具盒通常是铁皮的,很多孩子是用哥哥姐姐的旧铅笔盒,不少是坑坑洼洼,上面的图案也斑斑驳驳。50年代中后期出生的孩子,到60年代前期上小学,已经有了塑料铅笔盒,黄的绿的,透明漂亮。铅笔盒里通常有一把削铅笔的折刀,或者竖刀,竖刀要比折刀便宜,但很锋利很危险,容易削到手。到后来有了塑料转笔刀,是很大的进步,确保了孩子的安全。50年代,孩子们用的铅笔大都是一两分钱一根,谁如果有一根中华铅笔,那也是足以骄傲的事情。铅笔之外,必有一至两个铝皮笔帽,它的功能一是护住削尖的铅笔头不让它折断,还有一个作用,是把削得很短,手捏不住的小铅笔头套在笔帽上,就可以接着用。
除了文具,玩具也记忆很清楚,有木杆上缠着蓝白布条的红缨枪,涂着银漆,带着纸质刀壳的木刀。孙悟空、猪八戒的鬼脸,也是纸做的。在记忆中我曾拥有两件“现代化”玩具:一只带花纹的小陀螺,陀螺的轴实际是块磁铁,把它一转起来,底下放一个铁丝做的五角星,那五角星就会在磁铁轴的沾连下飞快地蹿来蹿去;一支黑色铁皮小手枪,里面可以装砸炮。我把它别在肚子前面,感觉很威风。小时有个抽屉,里面装着玩具,记得有一排子弹壳,一只鸭蛋形的铜质小墨盒,一大把橡皮筋,还有4个红颜色的羊拐,当时男孩儿女孩儿都玩拐,拐以羊拐为上品。
我们这代人的幼儿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