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人在乎的新四军，只是个老运动员
——父辈印象之一
龚伟力
篇前话：关于父辈印象，只是写给自己，自己的亲人，自己的后代看的。所以，林林总总，唠唠叨叨，很长。当父辈成为历史，当吾辈成为历史，当晚辈成为历史，这些还可以留下一点痕迹。也就传个三、两代吧。历史，如过眼云烟。几千年过去，又能留下多少痕迹？雁过留声，人过留名。那也只是说说罢了。本不为文学而写，也不为历史而作。只是为了忘却的纪念，或不为忘却的纪念。
我家的亲戚不多，社会关系简单。
父亲是个孤儿，吃百家饭长大，父亲家除了父亲自己，没有任何亲戚。
母亲叫白福楠，原先还有两个妹妹，平楠和折楠（音），解放前，家境贫寒，生病无钱医治，生生在家躺着硬扛，最后没能扛住。留下有三个兄弟，一个哥哥，两个弟弟。所以我有三个舅舅。
父母老家都是江苏武进（今常州），父亲家具体在哪个地方哪个村，我并不知道，也没怎么听父亲说过。
母亲老家在武进白家塘。白姓，据说是白居易家后代。但是拐了多少弯，先祖多少代，我想是搞不清楚，也不想搞清楚。
祖上多少代以前，是白居易，这于我何干？又沾不到多少光，不过是个写诗的，又不是当官的。也不，还真的个当官的，白居易官至翰林学士、左赞善大夫。翰林学士，也就是个起草诏令的，赞善嘛，其实就是一个帮忙的，然后提点建议之类的，就是府里办公室主任，品级不太高，虚职而已，大小算个官。
白居易生于公元772年，卒于公元846年，但即使是当官的，咱也捞不上个官二代，相隔1200多年，中间隔着30多代，差个十万八千里，也够不着，够着，我也只是个官三十四代。只能说，我太姥爷的太姥爷的太姥爷的太姥爷的······太姥爷是老白！搞不好，人家反把我当口吃，考广播学院播音系，是断然不行的。哪像“我爸是李刚！”喊出来铿锵有力，朗朗上口，光芒四射，威震四方！
母亲家族老祖宗老白，白居易，字乐天，晚年号香山居士，河南新郑（今郑州新郑）人。白居易故居纪念馆坐落于洛阳市郊。白园（白居易墓）坐落在洛阳城南香山的琵琶峰。
我也搞不清，怎么到了我妈妈她们家这一代，包括上几代，就从河南跑常州来了呢？前几年，2006年，老家修家谱，我表弟白岗，就是我大舅的儿子，从老家常州带来了几套家谱，也给了我们龚家一套，挺厚，共十卷，三、四十公分，又重，十几斤不止。我看了半天，还真是白居易的后代。有我三个舅舅的名字，我表弟他们，表弟们的儿女。我妈妈是白家的，但是嫁出去了，家谱里就只有一个名字，后代就没有记录了。我就被开除出白家，白家的家谱里面是找不到了。也好，我本来也不是白家后代，听错了还以为是败家后代。这话，怎么听起来有点酸？吃不到葡萄，就说葡萄酸。
但是，白居易是个诗人，这不假，如假包换。他的诗歌题材广泛，形式多样，语言平易通俗，有“诗魔”和“诗王”之称。还有《白氏长庆集》传世，代表诗作有《长恨歌》、《卖炭翁》、《琵琶行》等。我国唐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中国文学史上负有盛名且影响深远的诗人和文学家。不知道我舅舅他们，作为白家的后代，怎么没有沾到一点写诗的仙气？是遗传因子不起作用？抑或是隔代相传，那我该鼓起勇气多写点诗，好多沾点先祖的仙气？
我的三个舅舅，分别叫锦涛、锦枢、锦铁。但是，随之以后他们都自己改了名，分别叫白以平、白蕴峰、白城，文气多了。
我的三舅，比我大个八、九十来岁。我妈妈叫他锦铁，我听成金铁，一直叫他金铁舅舅。
母亲的父亲，我的外祖父，叫什么不知道，还得去查家谱，查了，叫白国铨。我的外祖父去世早，大概五十岁左右，所以我没见过，因为我还没出来。见也见过，那是保留至文革前，外祖父的一方瓷像，有一本杂志那么大。从那瓷像上，保留着一点微弱的记忆，只记得我的大舅和外祖父非常象，遗传基因作的怪。
外祖父哪年去世我不知道，解放前哪一年吧。大概是我金铁舅舅还小，五六七八九十来岁的时候吧。如果我金铁舅舅比我大十岁，就是1939年生人，外祖父去世也就是1944年至1948年期间。死因呢？说来话长。这些陈芝麻烂谷子的事情，那时大人是不给小孩说的，怕把孩子的思想搞复杂了，尤其怕把孩子的简历搞复杂了，特别是怕把孩子的前程搞覆没了。那时，什么都要填表，入团要填表，入党要填表，参军要填表，提干要填表，提拔要填表。所以到外祖父，我的履历表就不填了，也不知道怎么填，名字都不知道，也没见过面，估计阶级烙印就打不下什么印记。
但是，我还是隐约听到我妈妈和金铁舅舅讲到老家的事，讲到过他们的家父，我的外祖父，丧命是因为得罪了人。
母亲家有几亩田，所以划阶级成分划了个小土地出租。那是因为我妈妈那时已经出嫁，跟在上海做工的爸爸走了。大舅也去了上海，后来也在爸爸一个厂，一个私人老板赵维才的轮胎厂。大舅由于有高小文化，人也聪明，后来赵老板又在南昌开了一个分厂，就由大舅管理，因而大舅的阶级成分就是资方代理，这也为日后的历次运动挨整，埋下了伏笔。二舅也去上海了，14岁就在中药店当学徒，天天扛装中药的大麻袋，扛上扛下，扛进扛出。
快解放时，家里只有一老一小，只剩下外祖母和小儿子我的金铁舅舅，只有八、九岁。地也种不了，只有出租给别人种，所以成了小土地出租。如果自己种，那就大概也是贫农，最多下中农吧，一共只有几亩地，三四亩，还是七八亩，我也不知道，撑死了说到顶也就是个中农。
听母亲和金铁舅舅说起过，不知道是哪一年，一次家里的田要放水，水要经过别人家的田，别人不肯，说水过了，肥也跑了，赔他肥也不肯。就为这事，闹翻了脸。结果人家就找了什么人吧，是不是和黑社会有什么关系就不得而知了，反正把外祖父弄到监狱里去了，最后就弄死了。解放前黑社会要弄死个人，算什么呢？咬碎了呀也只能往肚子里咽啊。
为这，大舅还参加过新四军，大概是年轻气盛，血气方刚，不替家父报仇，也为家里壮胆。但是大舅当了几年的新四军，我也不知道，因为后来也不当了，为什么不当了，我还是不知道。所以谁也不把大舅这段当新四军的历史当回事，只是一直抓住他是资方代理，每次政治运动，一直就老挨整。但是如果大舅新四军一直当下去，估计也打仗牺牲了。因为我听母亲讲过，老家的村上一个年轻小伙子，身体很好，不记得母亲是说他参加共产党的新四军还是国民党的和平军，反正是参军没几天就和日本人拼刺刀，被日本人给挑了，用常州话说是“弹杀了”。
由于母亲的父亲早就不在了，母亲就把在老家武进的外祖母和金铁舅舅接到自己家。那时母亲和父亲已经到了南昌，大舅也在南昌，因为赵老板在南昌开了分厂，由大舅负责管理。
2岁左右的我1951--1952年摄于墩子塘南昌轮胎翻新厂
赵老板在南昌的轮胎翻新分厂，在墩子塘，和阳明路交界的十字路口附近，大约是现在的墩子塘菜市场的位置。我隐约还记得。门面不大，宽约八、九米，临街。店面里面堆着些翻修的轮胎，一台烤轮胎橡胶的硫化机放在门内的一边。上面还有二楼，但是只住人。
妈妈带着我到南昌的时候，大概我只有一、两岁，我什么都不记得了。但是我模糊地记得我外祖母，外祖母的样子我已经记不清了。当我告诉金铁舅舅说我不记得外婆的样子了，金铁舅舅还非常惊讶，对我妈妈说：伟力都不记得外婆了！但我还是记得她老人家睡在我们谌家巷那老房子二楼靠西边窗的床上。每天的早餐，喜欢吃巷子口买来的烤烧饼。那烧饼就是一个大汽油桶改制的大炉子，一个大孔，里面是煤火，把做好的烧饼用手拿着，往炉壁一贴，就粘在上面了，焦黄了，取出，上面还有几粒芝麻，很香。决没有地沟油、工业胶之类的担心，原汁原味，香脆可口。外婆很喜欢吃，我印象中，她吃的时候还要蘸点红色的豆腐乳。这就是外祖母留给我记忆中的唯一的印象。
再就是她去世那次，印象很深。1953年我外婆得癌症去世，我那时只有4、5岁，我看着外婆是从墩子塘那二楼上面抬下来的。门面里，放着一口木棺，里面铺了一层厚厚的白色的像揉好的面一样的东西，像被子一样铺在棺材里，外婆就躺在那“面”被子上。
我那时想，那面粉“被子”是不是给外祖母准备的吃的。当时也不敢问大人，过了好些年，我才明白，那是石灰裹着桐油和好的，防腐用的。那时是1953年，还没有公私合营，外祖母的长子，就是我的大舅，是这家几十个人的小私营企业的代理人，就是代理厂长。厂子里的工人大都是从上海一起迁过来的。不少工人也是老板赵维才的苏北老乡。
全厂工人都去了八一桥那边的陵上，都是披麻戴孝，一路走过敦子塘、阳明路、八一大桥，可谓有些场面。为这，又成为一条罪状，封建主义的孝子贤孙，历次政治运动大舅都要挨整，成为老运动员。
母亲是在送葬的队伍里走在前面，父亲抱着我坐在一辆三轮车跟在后面，我和父亲也是一身孝服，我记得我手上还拿着一根长长的竹竿，上面飘着白色的布条，我觉得挺好玩，就一直举着。后来母亲还带着我去过坟上，给点钱请当地的人清理一下坟墓上的杂草。记得母亲看到当时周围有两个小孩，觉得挺可怜的，还给了一些钱给那两个孩子。母亲的心是很善良的。
这个小轮胎厂的总老板赵维才，老家是苏北高邮还是什么地方的，厂子里不少工人像赵宝庆是他老乡，或者是亲戚。赵维才有十几个孩子，我看过一张照片，家里保存的。照片上是他老婆和所有的孩子从大到小，一字排开，一色服装，白色衬衣，西装短裤。其中最小的一个女孩子，叫红妹，5、6岁时妈妈到南昌就把她带来了。大概是早些时候我还没出生，我是妈妈结婚后5年才生的，所以那时很喜欢孩子，是不是认了干女儿？我不记得红妹叫我妈妈一直是叫什么了。但是她叫我的大舅，是叫“白先生”。
红妹就一直在南昌长大，在南昌松柏巷小学读书读到小学四、五年级，十多岁才回上海。回去也是公私合营后，我父亲因一件什么事情和厂里领导人顶嘴，后被减了工资。那时公私合营前是保留工资，父亲工资是105元，全厂最高的技术工，一下子减到70多元。工资减了，而家里人口也多了，我下面两个妹妹已经出生。我还记得红妹经常把钢笔用一个线勾织的网袋装着挂在胸前，她手上总是有墨水，把手指染得青一块紫一块。还记得不知道她做错了什么事情，金铁舅舅拿着一把红妹画线用的小金属尺，抓着红妹的手，打手心教训她。红妹也很倔犟，大声喊：我也不是你生的，凭什么打我？她回去上海后，我从四年级开始给她写信，红妹比我大几岁，可是我在信中直呼其名，只叫她红妹，她也不在乎。直到文革，我忙于革命，才不写了。
有一年，好像是文革前的1965年，红妹还到南昌来玩过一个夏天。那时我们住在厂里的宿舍，平房，单间，大舅是副厂长，要了一间房，给了我们住。和宝庆住隔壁。红妹白天在赵宝庆家吃，晚上和我走个四、五站路到谌家巷老屋来住。记得那次，她还学着南昌人，学着宝庆的老婆“阿妹”，用四块手帕，做成一条内裤。就穿这样一条内裤，从不避我这个15岁的男子汉大丈夫，在我面前晃来晃去，也不怕我产生少年维特之烦恼。
1963年的某一天，赵维才那时已经在兰州，他突然到南昌来了，叫人把我叫去了，是在厂里的一个工人老杨家见的面，宝庆也在场。像搞地下工作一样，不敢大声讲话，还说不要传出去，神神秘秘的，见到我赵还哭了。我当时也搞不清楚，怎么大人不来，叫小孩来，实际是被历次运动搞怕了，因为他成分高，怕连累了。
第二天，“老爹”请宝庆，还有我，我们三个人在南昌的“新桂圆”吃了一顿饭，花了13元钱。那时13元是很贵的，因为我们中学一个月伙食费才9块钱，三个人一顿饭，我要一个半月都饿肚子。这不仅让我咂舌，“老爹”也感慨地说：吃了13块！
我还记得在四、五岁的时候，做过一次梦，梦里站在商场的楼梯，楼梯会自动走上去。妈妈说，上海商场是有这种楼梯，叫“电梯”。可是，我自记事起就没见过这种电梯，但是却梦见了。还有我七、八岁的时候，还做过一次梦，梦见“老爹”有一辆小汽车，样子是老式的那种，后面挂着一个轮胎，妈妈病了，“老爹”开车送去医院的，车还爬楼梯开上去的。把梦说给妈妈听，妈妈说“老爹”是有一辆这样的小汽车。究竟是妈妈说过这样的事情，所以我才做的梦；还是我做的梦说给妈妈听，妈妈才告诉我有这回事，现在真是搞不清楚了。不过从这里也知道赵老板和我们家的关系还可以。我记得妈妈给我讲过，小时候我一直叫他“老爹”。我还记得，我爸爸文革中有一天和我讲过，在上海的时候，一次，不知道是哪年，也不知道因什么事情，这个“老爹”把爸爸的铺盖卷扔了出去，大声叫我爸爸“滚！”可见，老板和打工的，就是不平等，也不可能平等。这在我心里，一直耿耿于怀。那年见他的时候，我14岁了，怎么也叫不出这个资本家做“老爹”。
但是，红妹还是很记得妈妈的养育恩。1999年，我母亲脑溢血突然去世，弟弟妹妹问我要告知哪些人，要不要告诉红妹，我说当然要。她当时虽然没有从上海赶来南昌，但是寄了钱来，表示了她还记得妈妈的一番心意。而当2006年我弟弟去上海瑞金医院做肝移植手术，红妹还把自己刚装修好的新房子让给照顾弟弟的弟媳她们住。后来2010年，红妹还到过南昌玩，我二妹、三妹还带她去了庐山下的星子县泡温泉。
上辈人的恩恩怨怨，到我们这辈应该化解了。就像赵维才是资本家，现在的私营企业不也是资本家吗？改革开放初期，私营企业只能请8个工人，超过8个雇工的，就是资本主义。现在呢？一千个，一万个都可以。什么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什么宁要社会主义草，不要资本主义的宝，草能当饭吃吗？人又不是牛。还是邓小平说的，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
（未完待续）
家谱记录白居易的后代，由山西迁入河南洛阳，后裔宋代迁至江苏武进
三个舅舅锦涛、锦枢、锦铁和表弟白岩、白岗、白宇、白靓（舰）、白云
及他们的孩子都在家谱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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