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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年在上海红梅北路6团5连阵地留影
那年，一身橄榄绿让我上了这所大学
龚伟力
那年，1968年，刚刚过完十八岁的生日，我穿上了绿军装，一身橄榄绿让我上了解放军这所大学。
那时，还正是那场“大革命”的进行时。
反，还没有造完；课，才刚开始复。
开始征兵了。年年都不能停的征兵，正是因为那场“大革命”而停了一年。这就意味着原先准备复员转业的军人，必须再超期服役一年。必须等待那些新兵蛋子去接过他们手中的枪。
而两年多以前，刚刚从初中升到高中的时候，我只想到中学上完了就上大学，从来没想过要当兵。这倒不是因了那句“好男不当兵，好铁不打钉”的古训，而是因了我们这所中学，我们这班学子。
我所在的南昌二中,这个学校不仅是南昌最好的中学，也是江西最好的中学，省里面领导的孩子差不多都在这里读书。省长、副省长、省委书记、副书记的儿子、女儿都在二中。省长儿子白伟力，省委副书记儿子杨伟力，我叫龚伟力，都叫伟力。所以人家老把我误读，但此伟力不是彼伟力。
不过我也的确喜欢接触干部子弟，干部子弟见识要广一些，干部子弟同学中也有很多是我朋友。直到后来很多年，我在6团负责新闻报道，去连队挑选报道员，我也专门挑干部子弟。记得那年，在8连挑了一个王春波，在9连挑了一个范建，成为我的得力干将。许多年以后，王春波成了将军，现在仍在空军工程大学任政委,范建转业到了北京，现任科技日报新闻部主任。战友们开玩笑说，你真有眼力啊，挑选的人都是人才，你最适合做干部部门的工作了。的确，我转业的时候，就直接进入江西省委组织部，干的正是这行。这是后话。
省委书记黄知真的儿子和我同桌，他很聪明，成绩也很好。后来也在深圳，干到一个上市公司的董事长。南昌二中出人才呀。那首“井冈山下种南瓜，种呀么种南瓜”的儿童歌曲，就是南昌二中的学友、前任江西音乐家协会主席、现任广州音乐家协会顾问吴颂今作的曲。那部《庐山恋》电影也出自南昌二中的毕必成之手。
那时学校的学制，一般是小学6年，中学6年。但那时二中已经开始学苏联十年制，中学只要5年，初中3年，高中2年。初中毕业升高中是要考的。当然不象考大学那么难，但也有考不上的。不过，上二中门坎也是很高的，全省重点中学，学生成绩拔尖。现在，二中要搞实验班，就是从初三的8个班中，挑选100名学生，直接免考保送进入二中的高中，组成两个实验班，高中两年就毕业。教材、教师都和其他班不一样。我就是被挑选上的其中一员。由于成绩好，都是学习尖子，记得当时班上的同学都雄心勃勃，心中的目标不是一般普通大学能满足得了的，不是清华、北大，恐怕也要复旦、南开才行。
可是，两年文化大革命搞下来，大学下放的下放，解散的解散。把个江西医学院下放到井冈山去办，还没走到山上，那些玻璃器皿已经打掉一半，到得山来，那些医学教授也只能望山兴叹！
江西只有一个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得到毛主席的称赞，办得很红火。我一个小学同学，没考到中学，进了民办初中，初中读完就进了“共大”大茅山分校。每天的功课，就是上山砍树，然后把砍下的树木扛下山来。几年下来，脑子里没装多少东西，肚子里倒装了不少东西，小小年纪一天三顿要吃九碗饭，把个家里也吃穷了，“大学”就再也上不起了。
我们本来是应该1967年毕业考大学的，可是那一年文化大革命，正在革文化的命。所以大学办不办？成了问题。大学办不办？还得问毛主席。毛主席说：“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主要说的是理工科大学要办。”文科大学办不办？毛主席没有说。还得问毛主席，但也没人去问。于是就找毛主席的话。毛主席说过，文科学生要把社会当做大课堂。文科大学办还是不办？自个去理解吧。反正，大学不招生。
没有大学上。
只有去当兵。
当接兵部队来到学校，南昌二中还组织了一次全城大游行。打出的标语：参军参战！保家卫国！
我参加的是学校铜管号队，清一色的铜号，吹的是“大大大大的大的的大大”，行进在南昌八一起义的大道上，沿着革命先辈的足迹，浩浩荡荡，奔向前方。
文化大革命时期，政审非常严格。我的一个同班同学，父亲是省委宣传部长，在文革中受到审查，结果这同学穿上的军装也被扒下。
经过严格的政审，查了祖宗三代，赤贫如洗，三代都是地地道道的贫雇农、工人。那年，1968年3月2日，我穿上了绿军装，一身橄榄绿让我上了解放军这所大学。
接兵部队的人，说我们当的是空军，部队在上海，大家都很高兴。可是后来，我才知道，我们班一共6个同学参军，都是到的上海，结果3个去了虹桥机场的空二师，3个去了虹桥机场外围的炮二师。二中本来全是空二师的兵，但临时给“调了包”。炮二师接兵是在南昌郊区，新兵源以农村兵为主，空二师是在南昌市区，新兵源是以中学生为主。为了使兵员的文化水平平衡，临时给“调了包”。但这在当时，我们这些新兵蛋可不了解这些内情。直到拉到上海，一部分去了虹桥机场，一部分去了上海宝山，才知道被分开了。
走之前一天，发军衣军被，把我全身上下换了个全新。换下的衣服，鞋帽，全套给了我那个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同学。他劳动得没饭吃，也没衣服穿了。这不，全给了他。
临走，儿时的伙伴，中学的同学，都来送行。有个是同学也是小时的伙伴，送了套刚出版的《欧阳海之歌》长篇小说，上下册。当时都没钱，估计也是饿了几顿饭省下钱买的，我怎么也不肯收。再三推辞，就说我已经看过了，你留着自己看吧。而我的老邻居钱妈妈，丈夫割阑尾手术医疗事故去世，她一个人带大8个女儿，8女当中的老三，是个文艺学校舞蹈老师，代表她们全家，煮了茶叶蛋送来。
我要出远门了，妈妈把8元钱塞到我的军装口袋，我执意不要，说部队吃饭不要钱，但是妈妈一定要我拿着。临走，我还是抽出4元钱，自己留下了4元。
就这样，我怀揣着带着妈妈体温的4元钱，离开了生我养我十八年的爸爸妈妈，离开弟弟妹妹，离开了那个家，那个只有20平米，却住着7口人的老屋，饱含辛酸，却充满温馨的，那个家。
火车站。不是闷罐。
车站人山人海。
到处红色海洋。
四周的墙上涂满红漆金字的毛主席语录，到处贴着“一人参军，全家光荣”、“人民解放军是革命的大学校”的红色标语。象现在的红歌。无论淹没在红色的色彩里，还是淹没在红色的歌声里，单一的东西总是单调的、人造出来的，东西太单一了，也就不和谐了。
同学们都在站台上。男同学自然少不了打闹和打趣。
同学们说：你去当兵，当了官可别忘了咱们！
同学的这句话，让我想起那个被司马迁称作陈涉世家的陈胜“与人佣耕”时，对穷哥们许下的承偌：“苟富贵，勿相忘”。于是我说：和平年代，又不是战争年代，哪那么容易当官啊！
同学又说：现在不是战争年代，是不是不会死人啊，上级死了，空出位置，下级才能提拔。
其实，那时都还年轻，不是很懂，真打仗是下级死得多。一将功成万骨枯啊！于是我说：哪里的话，战争年代才好立功啊！
正开着玩笑，这时，我注意到，送行的人群中，站台的一边，有我们班6个女同学。她们没怎么说话，可是目光从没有离开我。我朝她们走了过去，和她们说了些什么，抑或她们说了些什么，我已经不记得。其中，一个身材高挑，皮肤略黑，腼腆不语的，诺干年以后，成为了我妻子。
可在当时，我没有想过，后来，也决没有想到。那是因为，那时都还年轻，不是很懂，别人懂不懂我不知道，反正我还不懂。体内的荷尔蒙恐怕还是有，大概，文化大革命，大革了文化的命，同时也大革了情欲的命，所以年方十八的我，没有少年维特之烦恼。
这，也许就是命；这，也许就是缘。
虽然，我不信命，是个无神论者，标榜自己是彻头彻谓的唯物主义。
别了，同学们！别了，南昌二中！别了，中学时代！
火车，徐徐开动，载着我和满满一列车新兵，朝着东方，朝着太阳升起的地方，朝着解放军这所革命大学校前进，前进！
这一去，就是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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