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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指导员
我的指导员是河北三河人，姓刘，65年的兵。
我们第一次见面是在老挝的阵地上。那时我们一茬新兵刚从昆明进行了三个月的集训，接着大批入寮。在一个被削去山头的空场上，用竹子和油毡搭着一个大棚，那儿就是全连集合的地方。指导员就在那儿第一次给我们点名。说的什么已经忘记了，但最初的印象还是深刻的。他没有河北口音，是一口几乎纯正的普通话，这拉近了我们的距离。那时他还不到30岁，寮式军装的帽子本来就有点大顶，加之他长脸，所以愈显得瘦，帽子戴得不太正，不像新兵连里的干部，个个笔挺，军容风纪标准，这反倒又拉近了我们的距离，我是个稀拉惯了的人。
点完名，当场，指导员就叫我跟他走，我心想，这是怎么了？
到了他住的屋子，开门见山，他问我：“你身体不好？”
我说：“也没什么。”
“真没什么？”
“真没什么，就是瘦点，力气小点。”我眼睛瞪起来，有点烦，不愿意受这种盘问。
“你是想到枪班（我们是高射机枪连），还是到指挥班？”
我说：“服从命令。”
“看你瘦得跟小鸡子似的，去指挥班当报话员吧。”
“是。”我心里高兴。
指导员这一单独接见不要紧，立刻在连里传开了，老兵后来和我熟了，就说，你小子有福，刚当新兵，连里的工作就随便挑。
我说：“放屁，我想当连长，能挑吗？”
指导员和连长有点不和，连里的干部分两拨儿，指导员和刘副连长、司务长都是三河人，是一拨儿，连长、副指导员加熊副连长是湖南人，又是一拨儿，虽有小矛盾，但都还过得去。连长是条汉子，小事不管，心底很阳光，大家都敬重。指导员文化高，口才好，思想工作做得好，所以威信很高。所有连里的干部，都是参加过抗美援越的老兵，对老挝的严峻形势不屑一顾，认为这才哪儿到哪儿啊，和在越南被美军炸得一死一片比起来，这里死个把人，根本不算什么。
指导员早年丧父，母亲改嫁了，嫁到北京。所以好像天然对北京兵有种偏向。当然，他对其他地方的兵也很好，只要不太捣蛋，不出大格，他都护犊子。
我不争气，来连队没多久，就病了。冬天，老挝的山头上白天热得不行，晚上又冷得够呛，一来二去，哮喘犯了，嗓子呼噜呼噜山响，卫生员就来给打青霉素。一喘起来，人一点精神都没有，加上连队的伙食都是干货，天天是炸花生米、鱿鱼干加猪肉罐头，一点青菜都没有，我火大得鼻子直冒烟。天天蔫头耷脑，训练也不能正常参加。
炊事班住在山下，养了几只鸭子，见天下几个蛋，算是新鲜食品，是连里的宝贝，没人敢动。炊事班长是个湖南兵，一发脾气，眼睛瞪得跟灯似的，没人敢惹。但他挺服指导员。有一天他忽然拿上来两个鸭蛋，递给我，瞪了我一眼，什么也没说。后来知道，是指导员专为我开了个支部会，做出决定，每天发给我两个鸭蛋，当病号饭，并且没有期限。我当时的感激，今天想起来，胸口都发堵。小时候姥姥每天给我用开水冲两个鸡蛋，虽然有点腥，但我很习惯。这时每天有两个鸭蛋，不是救我的命么。现在想来，北京兵就一个字：傻！全连众目睽睽之下，你每天都拿两个新鲜鸭蛋，那是什么劲头!得多招人恨呀——“你是什么东西，不就才来没几天的新兵蛋子吗。”还行，最后事实证明，我还没犯众怒，因为有指导员挺着，而且我也像病鸭子似的，可能也有人同情。吃了一个月鸭蛋，60多个。到了雨季，我病好了。
关于指导员，还有一件事我记得很清楚。
那是部队临回国时，一个机枪牵引车（四管高射机枪行军和炮一样，得用汽车拖着）的司机犯了纪律，私下买了老挝老乡一块手表。那块表我见过，不知是什么牌子，但花里胡哨。这下可捅了马蜂窝，惊动了师里。师政治部直工科（直属队工作科）科长直接处理这件事。这老家伙据说是48年的兵，左得要命，非要当时就给处分。犯错的是个68年的福建兵，开会时老家伙大吼一声：“站起来！”拿出大批判的架势。这个兵跟我一样，也精瘦精瘦的，站在那里低着头，非常可怜。指导员主持会，但并没有跟着大声嚷嚷，明显看得出在敷衍。最后还是没给那个兵处分，指导员私下对我说，他和那老家伙说明利害，回国要长途行军七天，车经常在悬崖边上走，要是这个兵带着思想问题，把车翻到山涧里，那损失就大了。最后师里派老家伙在我们连押车行军，指导员为保护自己的兵，一到兵站就想办法给老家伙弄好吃的，把他伺候得很顺气，而自己一直坐在那个兵的驾驶室里，有说有笑，备加抚慰。因为我们是配属连队，到了昆明，各归各的建制，处分的事也就不了了之了。
回国后还有一件事也很让人感动。
一位68年的四川兵，回国后复员了。没多久，他又回来了，穿件破棉袄，样子很惨，原来是得了肺结核，回家后，把仅有的那点复员费都花光了，病却越治越厉害，已经开始吐血。指导员把他安排在连队后边一个小土屋里，便开始找上级，营教导员说，人都复员了，部队有什么办法？指导员又找到团里，团政治处也为难。指导员就把这个兵带到团部，趁团政委在食堂吃饭的机会，拉着这个兵直接见政委，说：“你的兵，刚回地方不长时间就病得这么厉害，明明是在部队得的这病，你不管，这兵就活不成了。”最后政委下令先住卫生队，不久给送到天津464医院去了。据说（我没见着）几个月后，这个兵病好了，养得胖胖的回了家乡。
指导员离开部队比我晚，后来我们联系上了，是他找的我。
那是前两年的一天，爱人忽然来电话，说有个姓刘的，说是你的指导员，打听到我这儿了，人在我办公室坐着呢。我半小时赶到，确实是指导员，头发花白，已经老多了。见到我，他冲过来，一把抱住我，眼睛呼呼流泪，说：“小黄，真想你呀。”我也喉头发紧，眼睛发潮，是种见到慈爱兄长的感觉。
从此，只要他一到北京，就和我联系。我和北京的几位战友还一起去过三河几次，见到了嫂子，记起她探亲时给我们洗衣服的模样。
年近七旬的指导员不简单，还会用手机发短信，逢年过节都互相问候，有时还打个电话聊聊天儿。
他跟天南地北很多当年他的兵都有联系，那些兵都忘不了他，邀他去玩。
我愿我这位老大哥健康长寿。
他不会上网，我在背后胡乱写写他，反正他也看不着。
这是在老挝参加一个什么会时照的，右一就是指导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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