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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空军大院
纪实文学连载（7）
范建
偶遇被软禁的师政委张彪
红五月的春天又降临在天津。一蓬蓬黄色的迎春花在天津空军大院盛开着。春风一吹，花枝轻盈地抖动，带着泥土芳香的气息沁透心脾。此时，天津空军大院工间操的喇叭里，传来了新上映的朝鲜彩色故事片《鲜花盛开的村庄》的歌声。
“来，我给形象好的照张鲜花盛开的大院吧。”龚伟力高兴地端着海欧牌120相机，叫我站在迎春花前，摆着姿式。我用双手捏着花枝，眼睛假模假式地盯看着黄色的迎春花。“这也是我送你上北京前的留念。”卡嚓一声，龚伟力按动了快门，为我纪录下1972年5月这个愉快而又幸福时刻。
近半年呵，经过查三代和层层筛选，我被选为高炮二师机要科译电员，将被派往北京，参加北空机要训练队为时近一年的学习。地点在北京东四月牙胡同四号。
这是一个曲里拐弯，十分隐蔽的深宅大院。周围有一个又一个的北京居民四合院。正是看中了它的隐蔽性，上面才把这种机密重要的训练放在这里。月牙胡同四号原先是北空招待所，现在却成了各类学习班的所在地。自然有它的道理。
第二天中午，我们排队进了饭堂。在饭堂角落的一张桌子边，我突然发现我们的师政委张彪，空六军的战友也发现了坐在边上的军长纪世堂。大家都在窃窃私语。怎么他们都在这里？张彪好像看到熟人一样，朝我不自然地笑了笑。他的表情扭曲、神色尴尬。也难怪，一个当年在全师叱咤风云的人物，在他年轻的部下面前，成了这副模样，至少也是失面子的事。我不自然地朝他笑笑。很快，又异常紧张地收回了这个表情。我知道，面前的他已经不是当年威风凛凛的政委了。他，现在只是一个被看押的“阶下囚”。
招待所里的伙食非常不错，每餐都是白饭馒头，四菜一汤，有荤有素。这对我们高炮部队来说，已经是天上人间。但对飞行部队的地勤人员来说，却在饭桌上抱怨这里的饭菜不如部队。但这番抱怨，很快被集训队里的军直机关的战士感兴趣的话题取代了。
原来，张彪和纪世堂因为九一三事件被软禁在这里。我坐的饭桌正好能直视到他俩。我一边扒饭，一边不停地用眼扫视着他们。那张饭桌只有他们俩人，而不远处却有两个五大三粗的人站在他们的边上。我想，这一定是看守。张彪已经失去自由了。我感到有些紧张，像做贼一样，我甚至不敢往那个方向再看上一眼。
“九一三”事件发生后，在天津，空军部队便不再被信任。街上的行人，也用一种异样的眼光看着穿蓝裤子军服的军人。在学习洗脑的日子里，林彪反革命集团的阴影在我们的心里挥之不去。而眼前这个人，就是林立果联合小舰队的成员之一哪。
这又使我记起 1971年9月13日发生的那件事。
凌晨3点多，我们全师的兵力在昌犁靶场实弹射击后，将有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要途经河北省的遵化县,打算在此重温一下林彪元帅当年在遵化潘家峪的前线指挥所。当部队行进遵化时，上面来了命令，要求部队停止前进，原地待命。此时深更半夜，个个在车上都睡了个半死，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渐渐地，东方现出鱼肚白，所有的车炮都在那儿静静地等待着。忽然，从远处传来一辆小车的引擎声。他们把师政委张彪和师长徐同章接去北京开会。此后传来命令，部队改变计划，不再向潘家峪挺进，而是掉头回天津大本营。
当时，这样变化一点也没有任何的怀疑和不安。因为，像这种训练的变化也太正常不过。回到营区，没有几天，我们得知了一个惊天动地消息，林彪副统帅叛党叛国，摔死在蒙古温都尔汗。在自上而下的大规模学习批判中，我们又知道了，政委张彪自打靶途中被带去北京开会，是被逮了起来。
两个多月后，徐同章师长经审查后因为问题不大回到了天津空军大院。
算起来，张彪从那次被捕后，到现在已有半年多了。在政治学习中，我们从中央的红头文件中知道，张彪在第九次和第十次两次路线斗争中，都受到牵连。一个师政委名字，竟几处赫然出现在中央文件的字里行间。那上面记写着张彪的“罪状”。说他是林彪的死党，是“五七一”工程纪要的成员之一。在师机关的批判会上，还专门把他写给林彪的效忠信拿出来念给大家听。
我一边听着批判张彪的发言，一边回想着与这位平易近人、学识渊博的师政委相识的情景。
那是我刚入伍的1971年7月，他来到六团九连视察。当时，我正在连队出黑板报，只见他在团首长和连长、指导员的陪同下走到了我面前。笑着拍拍我的肩膀说，“小伙子，字写得不错嘛。叫什么名字？”我报告我的姓名，他在口里又重复着两句。于是，就和我攀谈起来。一个师政委能与一个战士近距离地交谈，这大大出于我的意料。我突然想起，刚来到部队的时候，就在《空军报》上看到一篇师部报道员写的报道《政委向我汇报》，说的正是张彪政委晚上一拐一拐地爬到四楼的总机班，给战士送了两个大苹果。然后说，“我平时忙，没有时间来看你们，有时也不能按时过党小组生活。今天晚上，我就是来向你们汇报的。”这个故事，在炮二师，通过新闻报道，一时传为美谈。
眼前的张政委，如此和蔼可亲，有说有笑，上至天文，下至地理，说个不停，使我深受感动。在轻松的气氛中，一下子把我的紧张感彻底打消了。
可现在，面对台上的声讨，一阵莫名的紧张感又向我袭来。张彪不再是首长，而成了一个十恶不赦的敌人。可在我的脑海中，却怎么也抹不去张彪当年的影子。他是那么地和蔼健谈，怎么着也难以和敌人联系在一起呵。文革中有那么多的冤假错案，他会不会也是……。可眼前的事实又不得不使人相信，他确确实实被看管了起来。我的心里既感到突然，又有些无奈。
张彪再也没有师政委的威严。他的行动受到限制。吃饭时，有人跟着，也不让与人说话。
晚饭后，我们都在院子里的操场上散步。东四月牙胡同四号的院子不大，仅有一块篮球场的空地。他就在球场边上来回来去地走。像是饭后的“放风”。他的腿有些瘸（不知因为什么造成的这个缺陷），他一拐一拐地走着。当他快走近我时，突然放了一个响屁。接着，下意识地看看周围的人群。他看见我在看他，不好意思地笑笑。看得出来，他还认识我，他很想和我说话。可因为有看守在旁，我也不敢主动上前打招呼。那看守的眼睛在死死地看着我。我们只能用眼神会意着。
第二天午饭，我在饭堂再没有看到张彪的身影,在他曾走过的球场旁,也不见了他的踪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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