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有一些事和人沉淀在你心底的某个角落，尽管往事会像一片片树叶般随风飘落，但是一个偶然间触及，往事就如同回放的倒序影片，一幕幕从眼前掠过，那段岁月，那些人，那些事，不停的浮现，让人彻夜难眠并深深地怀念。
我是文革后第一批护校毕业的学员，分配到464医院是我自己的选择，原因很简单，当时天津的物价比北京便宜，生活也方便，还有最关键的是464有温泉，因此就义无反顾的选择来464医院工作。
我在的外二科，是颅脑、胸科、创伤集中在一起的科室。那时王松山是二外主任，张秀峰任院长，也是我们科室的医生。只要有病人需要治疗，无论多难，主任都要加床收住院，竭尽全力治疗。张院长甚至还把家里的钥匙给病人家属，去家里给病人做饭吃。每天面对着车祸、烧伤、手术等病人，是医院最辛苦的科室，一天到晚跑不停，最忙的时候六个护士要看护六十多个病人。科室人员不多，像一个大家庭，有着很好的合作，无论医疗、科研大家都很努力，是空军先进科室，骨科在天津也是名列前茅。
护士们大多没有成家，整天跟着主任和大夫们泡在病房里，闲的时候看书学习，忙的时候要帮夜班，遇到抢救病人，大家一起上。记得那时我满脑子就一个字“累”，最累的时候，连续上了20天的晚8至早8，一人看着三个危重病人，一天换了三双鞋，体重剩下90斤，站起来就想倒下。有时累极了，会一头倒在刚拉完死人的平车上，不顾一切的小睡一会儿。尽管对院长、主任有意见，但也不敢提，看到院长、主任玩命工作，把全部精力都放在病人的治病上，也只有忍着。那时最大的愿望是，能犯个"错"，被停职几天，睡上个囫囵觉。
劳累还算是能克服，最害怕的是半夜往太平间里送死人。如果夜里病人去世了，怕家属哭，影响其他病人休息，要赶紧给逝者穿上衣服，往太平间送。由护士一个人开太平间的门，把逝者安放好。
464的太平间在门诊楼后的胡同里，太平间旁边就是动物实验室，养了几条实验狗，狗鼻子又特别的灵，推死人的车还没进胡同口，狗就开始叫个不停。我记得一次半夜送死人，太平间里已经有好几个死人了，逝者的家属胆小害怕，还没我等锁门，家属吓得撒腿就跑，我也紧张的手发抖，好不容易锁上门，以百米冲刺的速度逃离了现场。想来好笑，没有一个人能再起来追了，因为他们终于到“家”了。
像遇到这样的情况，我需要吃上一周的安定才能把自己“魂”收回来。以后就学聪明了，一看病人临终，马上积极救治，用药控制着生命体征，坚决不能让他半夜去世，不然自己的“魂”就会跟着逝者一起走了。
我和松山主任有缘，他是我老乡，他的大学也是我生活的地方，如今还是我工作的地方。见于有缘，他不仅对我工作上给予了许多的指导，在生活上也给了我如父、如兄般的关爱和帮助，至今令我深怀感激。
记得那时医院房子紧张，家属来院没有地方住，他就把宿舍腾出来，自己住到病房里，并用命令的方式把一切安排妥当。为了报答他，我找来一桶紫色的油漆，把他宿舍的旧家具全部刷成紫色。把他吃惊地一个劲儿的“表扬”我，没有眼光。
我是鲁医生的“死党”，我喜欢她，因为她在烈火中救出战友，还勇斗歹徒拯救了战友生命。她还是国内少有的能做开颅外科手术的女医生。胆大心细、好学上进，为了医学事业放弃许多。记得那时她因手术下不了台，孩子都是我们轮流接，有急救晚上回不来，孩子也是由我们大家带，孩子也与我们有着很深的感情。她坚韧勇敢的性格和对医学孜孜不倦的追求精神令我崇拜。
我一直想看她做手术，在几次央求下，她终于给了我一次“观摩”的机会，兴奋和好奇趋势着我，全副武装的跟着她上台了。这次的手术是颅内肿瘤切除，消毒、麻醉、切开、止血，当她要用颅钻和线锯打开颅骨时，我看着看着眼前一黑，就从站着的脚蹬上掉了下来，醒来时发现躺在了病床上，打葡萄糖呢。以后我再也不敢提看手术的事情了，也不想再为了好奇付出代价。
在464工作只有几年的时间，在这里让我目睹了血污，病痛和死亡，使我真正懂得生命的价值和意义。让我看到了身边，虽然普通却很高尚，不图虚名，忘我工作的人们。面对生命，没有高低贵贱，没有个人的得失，以崇高的职业操守，用无私的情怀和爱心，诠释了希波克拉底的精神。他们是我的榜样和偶像，我也为能与这些优秀者为伍，而感到自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