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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和李克农、胡底，被誉为中共隐蔽战线上的“龙潭三杰”
潜伏敌人“心脏” 紧急报告顾顺章叛变.
作者：钱一平
父亲的一生，虽然短暂，却跌宕起伏，浓缩了一场场与敌人惊心动魄的暗战。从白区撤离到苏区后，他随红一方面军踏上了漫漫长征路，却不幸在贵州乌江边离奇失踪。
为追寻父亲的足迹，解放后，我特地去了江西中央苏区旧址。那一次，我走遍了父亲设计的每一处建筑——瑞金的中华苏维埃大礼堂、叶坪的“红军烈士纪念塔”，还有为纪念红军将领赵博生的“博生堡”和为纪念黄公略的“公略堡”。每当看到那些建筑的柱子上刻着“设计人：钱壮飞”时，真是感慨万千。
“龙潭三杰” 打入国民党最高特务机关
李克农、胡底和我的父亲钱壮飞，根据党的指示，于1929年底打入国民党最高特务机关，父亲担任了特务头子徐恩曾的机要秘书，向党提供了包括蒋介石企图发动两次“围剿”等重要情报。
周恩来曾感慨地说，他们三个人深入龙潭虎穴，可以说是龙潭三杰。如果没有龙潭三杰，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将改写。
父亲与胡底最初相识于北京。1926年，他们一起参加了“光华影片公司”。
1928年8月，父亲通过报考，被国民政府建设委员会无线电管理处驻沪办事处举办的训练班录取。3个月后，被分配至无线电管理处的上海营业处，负责招揽生意、绘制广告等业务。这个营业处是一个官办的营业机构，兼有为国民党培养人才、发展无线电事业等任务。
父亲精明能干，善于交际。时任无线电管理处营业科长、上海营业处主任的徐恩曾是陈立夫的嫡亲表弟，他见父亲业务熟练，又是自己湖州同乡，有心委以重任，要父亲帮助他管理业务。
当时，徐恩曾有一个情妇没有合适的住处，他便托父亲帮忙寻找。经党组织研究同意，父亲干脆把那个人安置在了自己的家里，和我们全家同住。这样一来，我家就更安全了。那段日子，党组织不仅建立了秘密联络点，还召开了一些重要会议。而对父亲的“义举”，徐恩曾大为感激，对父亲也更加信任了。
1929年11月间，父亲经胡底介绍，结识了时任中共上海沪中区委宣传委员的李克农。父亲建议李克农参加无线电管理处组织的考试，他再向徐恩曾推荐到无线电管理处担任广播新闻编辑。
当时，中共中央根据周恩来的提议，已在上海设立了“中央特科”组织。党中央获悉这一情况后，遂批准李克农作为中央特科成员打入无线电管理处。李克农顺利通过考试，进入了无线电管理处在上海的营业机构。
1929年12月，徐恩曾调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总务部主任、调查科代理主任，他主动推荐父亲做机要秘书。当时主持中央工作的周恩来得到消息，当即同意父亲打入国民党中央党部的调查科。中央特科随即决定，派李克农、胡底和我的父亲三人组成一个特别党小组，一起打入国民党特务系统。
这年年底，父亲随徐恩曾赴南京就职。
到南京后，父亲协助徐恩曾在南京中山东路一幢小洋房里建立了情报机构的秘密指挥机关，为掩人耳目，门口挂了一块“正元实业社”的牌子。父亲还协助徐恩曾建立了一套以“通讯社”为幌子的半公开机构。它的指导机关叫“长江通讯社”，由父亲直接负责。设在南京的情报机构“民智通讯社”，由胡底主持日常工作。后来，胡底又被父亲派到天津，建立了“长城新闻社”。李克农则以无线电管理处广播新闻编辑作掩护，同设在上海的国民党情报机构联系。他还以搜集“新闻”材料为名，在上海东方旅社包了一个房间，作为传递情报的联络点。父亲他们送来的情报，就由李克农汇报给陈赓，再由陈赓转交党中央。
徐恩曾放心地把所有事务交与父亲处理，每天只是拎着皮包到办公室转转，处理完那些必须由他过目的重要事项后，就借口有“要事”出去鬼混了。
拆译密电 在沪中共机关紧急撤离
父亲用照相机偷拍到了国民党高级官员之间互通情报的密码本。根据蒋介石和陈立夫的指令，这本密码只许徐恩曾亲自保管和使用。凭借这本密码本，父亲掌握了国民党统治集团内最为核心的机密。1930年10月，蒋介石企图“围剿”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绝密情报，就是被父亲及时破译后，经李克农、陈赓在第一时间送到周恩来手中的。
1931年4月25日晚，父亲一个人在南京的办公室值班。这时，收报员一连送来6封武汉方面发给徐恩曾的特急密电。父亲凭着职业敏感，当机立断拆译密电，一个惊人的消息在第一时间被他获悉。原来，长期负责中共中央机关保卫工作的顾顺章在武汉被捕后叛变，即将被押送到南京面见蒋介石，并将全部供出上海的中共中央机密。
父亲知道，顾顺章对他的情况也了如指掌。千钧一发之际，他沉着冷静，默默记下密电内容，把电报一一封好，然后，先让我的姐夫刘杞夫立刻回上海将情况报告李克农。而后，又安排南京“民智通讯社”有关同志迅速转移。担心刘杞夫能否顺利找到李克农，父亲最后决定自己去上海，亲自向党中央报告。
担任徐恩曾的机要秘书后，父亲把姐姐钱椒和姐夫刘杞夫带到南京，而把我和妈妈留在上海。每周六晚上，父亲都要回上海和家人团聚，以此为掩护，每周和李克农见面。
危难关头，父亲想到带着姐姐和姐夫不便行动，忍痛决定将他们留在南京。他在办公室里给徐恩曾留了一封“告别信”，说明两人政见不同，但不要殃及孩子，否则便要将其贪污经费、暗算同僚和生活上的一些隐私都捅出来。在去上海的途中，他还找了一个小邮局，给天津“长城新闻社”的胡底发了份电报：“潮病重速归”。
父亲到上海找到了李克农，消息几经辗转，由陈赓报告给了周恩来。周恩来指挥在上海的中共中央、江苏省委和共产国际远东局的机关紧急转移。到4月27日傍晚，所有与顾顺章有联系的关系全部切断，周恩来、瞿秋白、王明、博古、邓颖超、邓小平、陈云、陈赓、聂荣臻等一大批领导同志和地下交通员顺利脱险。
全国解放后，周恩来总理多次感叹，要不是钱壮飞同志，我们这些人都会死在国民党反动派手里！
全家转移 半夜与父亲见了最后一面
我见到父亲的最后一面，是1931年4月26日深夜。那时我们住在上海成都路大沽路的石库门房子里，半夜，母亲把我从被窝里拉起来，只听到父亲压低了声音在叫“快点，快点起来，睡到别处去！”那时我7岁，急问妈妈怎么了，妈妈只说：“别多问，我们要住到旅馆去！”
父亲甚至来不及和母亲多交代几句。他匆匆伏案写了一封信，关照母亲照顾好奶奶和孩子，有困难组织上会关心的，如果徐恩曾敢为难我们，就把这封信公开。他把信塞给母亲就要走。母亲知道事态严重，拉住父亲，把身边陪嫁带来的首饰塞给他。就这样，我们与父亲匆匆见了最后一面，便失去了他的音讯。
父亲离开后，徐恩曾果然把我的姐姐钱椒抓了起来，关在南京警备司令部里。后来又害怕父亲揭发，过了一阵子，便把姐姐放了。
母亲带着我住在一个小旅社里，直到全部积蓄用尽，才投靠在上海的亲戚。1940年抗战期间，我在二姐黎莉莉的资助下，独自一人经越南、缅甸去重庆，之后又经周恩来的安排去了延安。母亲则留在上海靠做保姆和替人绣花生活。
我是父亲最小的孩子，我的姐姐钱椒曾随父亲工作在情报工作的第一线；同父异母的哥哥是曾拍摄《中华儿女》的著名摄影师、导演钱江；二姐黎莉莉，则是上世纪30年代中国著名的“默片皇后”。我想，哥哥姐姐的文艺才能，一定都是遗传自父亲。
毕业于国立北京医学专门学校的父亲不仅精通医术，还擅长书法、绘画、刻印章，创作漫画和歌曲，编写过《红色间谍》《为谁牺牲》等剧本，还亲自参加演出。过年时，父亲用外科夹剪夹着一块药棉，蘸上墨汁当笔写对联，那情景至今让人难忘。
生死不明 周恩来证实父亲牺牲传闻
全家搬到上海后，姐姐、姐夫替父亲做交通员。我只有5岁，每次有人来我家开会，父亲都会给我一个小板凳，让我坐在后门口，他们在里屋摆开麻将桌子。只要有人经过，我就敲几下门，里面马上开始搓麻将，人走了就接着开会。我还记得陈赓也常常来，他总戴一顶皮帽，我母亲一见他，就说“皮帽子”来了。
解放后，李克农曾在日记中写道：“上午去钱双英（即徐双英）处，分别十二年。旧地重逢，不禁感伤，特别壮飞消息沉寂，生死不明，尤为伤感。”
1940年，我被安排到了延安自然科学院学习机械工程。在延安，周恩来叔叔非常关心我。有一天，他郑重地对我说，你也慢慢长大了，应该知道你父亲的情况。在第二次过乌江时部队遭敌人袭击，等国民党飞机停止轰炸，队伍集合过乌江后，我突然发现你爸爸不在身边，马上将部队调头回去寻找，却没有找到。你父亲在长征途中已经牺牲。
之前，我也曾听到父亲牺牲的传闻，但始终不愿相信。直到这时，我才确信早在1935年，父亲已不在人世。
2002年，我携全家去贵州。那天，难得有大晴天的贵阳阳光灿烂。在父亲的墓碑前，四里八乡的村民和当地的中小学生，默默肃立，向这位传奇英雄深深鞠躬。 （吴萍 整理）
钱壮飞烈士 生平简介
钱壮飞（1896-1935）浙江湖州人。
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9年底，按照党的指示，和李克农、胡底打入国民党最高情报机关，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机要秘书。1930年冬到1931年2月，将国民党蒋介石对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一、二次“围剿”的命令，以及相应兵力部署等重要情报，经李克农、陈赓等报告党中央。
1931年4月，原中共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在武汉被捕叛变，要将在上海的中共中央机密全数供出。危急关头，他利用掌握的密码破译了敌人6封特急密电，及时将情况报告给党中央，通知中央机关和相关同志尽快撤离，避免了党的重大损失。
1934年10月参加长征。1935年1月遵义会议后被任命为红军总政治部副秘书长。同年4月牺牲于贵州省金沙县后山乡，时年39岁。
作者简历
钱一平 钱壮飞烈士之子。1924年7月出生，1940年赴延安在延安自然科学院学习，1950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全国解放后历任上海经纬纺机制造公司军事联络员、北京中纺部计划科长、上海纺织局金山工程筹建组负责人、上海化纤公司党委书记/经理、上海咨询服务总公司负责人、上海市政府协作办主任、上海联合发展公司总经理等职。1987年10月离职休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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