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愉快的聚会

黄新原

大约两周前，燕燕向我和范建发出邀请，定于本周六在她别墅聚会，并在email里开列了参加者名单，以及菜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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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光荣”的家

 黄新原

前段时间，和一位朋友闲扯，聊到近些年的电视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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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任命录

黄新原

北京城南报国寺，有旧书旧货成市，逢四、六、日开市，热闹异常。是书痴们淘书的好去处。

那是一个周四。我正信步串着书摊，听到有人打招呼，是一个相熟的书贩——常逛的人，与书贩难免要结买卖之缘，这位是其中之一。

他手里拿着一本品相不错的书，大红漆皮，精装，四五百页的厚度；书名三个惹眼的金字：《任命录》；下面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务部编印·一九六四年四月”。书皮除此再无装饰。通身严整、肃穆，缭绕着一股“官气”。

精明的书贩看出我的“贪相”，买下此书自然价格不菲。

其实，这也算不得什么奇书，只是一本建国后任命官员的“明细账”，有意思就在于它的少见，在当时应属保密的东西。前面的“说明”中有这样的交待：“本任命录截止于一九六三年底，以一九五四年九月十五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至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十八日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一一一次会议及一九五四年十月十五日国务院全体会议第一次会议至一九六三年十二月三十日第一四○次会议任免的名单为范围。”这就几乎反映了建国后至“文革”前中央和地方政府各行政部门重要干部任命的全貌。

全书共分“中央之部”和“地方之部”两部分。“中央之部”包括国务院及所属各部委；“地方之部”则包括各省市自治区。所录干部为司局级以上，包括副职。

首先是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之下，列出16位副总理，陈云首位，末位习仲勋，邓小平列第四；其中有五位元帅：顺序为林彭贺陈聂；从大排序看，其时林彪地位已显著提升，紧随陈云之后。1958年5月八届五中全会增补林彪为党中央副主席，遂有了“毛刘周朱陈林邓”的排序。16位副总理的任命时间是五中全会后的1959年4月28日，当然要按党内排序来确定行政座次。

以下为各部。

也许因此书为内务部所编，故列各部之首。是所有部委中机构设置较少的，只有六个司局。部长曾山，任命时间为1960年11月19日。此前内务部长为“军中三老”之一的谢觉哉。中国的内务部与别国不同，主要职能为优抚、救济等。1968年12月11日经毛泽东批示此部撤消。是现民政部的前身。

接着是外交部。部长副部长不用说都是人们熟悉的老外交家。除此又设部长助理三人：乔冠华、韩念龙、刘新权。翻遍此书，只有外贸部还有部长助理一职，或许涉外工作有此特殊需要。“文革”后的外交风云人物当时很多还是司局级干部，如符浩为人事司副司长，余湛为苏联东欧司副司长，章文晋为第一亚洲司司长，宫达非为西亚非洲司副司长，宦乡为研究室主任，陈楚为国际关系研究所副所长等。此书还列出了当时建交的43国的大使和参赞，其中当然有不少外交名人和后来的重要领导，如潘自力（苏联）、曾涛（阿尔及利亚）、郝德青（朝鲜）、李清泉（瑞士）、王幼平（古巴）、姚广（波兰，参赞）、仲曦东（捷克）、耿飚（缅甸）、丁国钰（巴基斯坦）、熊向晖（英国，代办）、柴泽民（几内亚）、黄华（加纳）、何英（坦葛尼喀兼乌干达）等。

其下是国防部、公安部、财政部等等，当然不能一一列举。全书共列35个部和7个委。包括后来撤消的水产部、农垦部等。

从当时的人事安排看，党外部长占的比重不小，有粮食部沙千里、纺织部蒋光鼐、邮电部朱学范、林业部刘文辉、水电部傅作义、水产部许德珩、轻工部李烛尘、文化部沈雁冰、卫生部李德全，共9位。

所列机械部为一机部至六机部，外加农机部。文革中造反派闹得最凶、部长王秉璋被斗得最惨、主管导弹、火箭和航天工业的七机部为64年月11月成立，未列其中；因两岸关系而为人熟知的汪道涵，当时是一机部副部长，这恐怕是此书所载的部级干部中政治生命最长的一位。有意思的还有二机部，书中只列部长刘杰一人，其下空白。二机部为1952年8月成立，后并入一机部，1959年4月再设，主管核工业。1964年10月，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刘杰不可能是光杆司令，钱三强就曾任副部长，“空白”当然是为了保密。

书中各部委的机构设置与文革后国务院第一次机构改革前的状况大体相似，职能司局在十几个到二十几个不等，其中计划、人事、生产、财务、教育等司局加上办公厅是各部皆有的，有的部还设干部司。各部委根据自己的主管业务设置相应的机构，下设单位最多的要数滕代远的铁道部，算上各铁路局、设计院和机车车辆厂，共57个局级单位。各部的司局副职2至3人或5至8人不等，有不少正职虚位无人。而文革后各部委普遍设立的诸如科技司和政策法规司等，此时还没有。

书中还有一个重要内容，即把当时106所高等院校的正副院校长都收纳进去，很多著名教育家都在其中，如人大吴玉章、北大陆平、清华蒋南翔、北师大陈垣、复旦陈望道、南京大学匡亚明、山大成仿吾、兰大江隆基、武大李达等等，比较特殊的还有中国科大郭沫若，外交学院陈毅，华侨大学廖承志等，陈廖名后都注有“兼”字。另外，从中看到一些院校十分生疏，如北京化学纤维工学院、唐山煤矿医学院、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镇江农业机械学院等，可见当时专业设置的狭窄和部属院校建设的重叠。

《任命录》的“地方之部”主要是各省、自治区和直辖市行政官员的任命情况，包括省级正副职，厅局和专区的正副职，但没有省辖的地级市官员。

1967年1月，天津市才划为直辖市，故书中直辖市只有京沪两个。

书中未列台湾省，这可能因为那里没有“任命”问题，但按现在的理念，哪怕是“空白”，似也应该占一席之地。

省级正职当然大多是老一辈革命家，但也有例外，如湖南的程潜、甘肃的邓宝珊、浙江的周建人等，都是著名民主人士，省级副职中党外人士就更多，如北京乐松生、上海荣毅仁、胡厥文、河北高树勋、四川邓锡侯、青海马辅臣、湖南唐生智等。

副省长职数各省不等，一般在七八个左右，最少的贵州5 个，最多的广东13个。

省下机构设置可谓比较庞大，职能厅局加上各专署，大约都在四五十个左右。几乎各省均设的一个部门，叫做“编制委员会”，但估计此时的“编委会”不如今天的“编委会”权重。

在吉林省的厅局级干部中意外发现了一个熟悉的名字：洪学智，职务是省重工业厅厅长，任命时间为1963年12月30日。洪是我军重要将领，是我国两次授衔均授上将的唯一一位、而且文革前后两任总后勤部长。因彭德怀在抗美援朝中点他做志愿军后勤司令部司令员，回国后又数度当众赞扬，故在庐山上并未“说话”的他，也因彭的“器重”而被免职下放。从洪在《任命录》中的出现，让人看到一个怪现象：受株连的人已有了新的任命，而彭本人却仍未从副总理的名单中被抹去。

从安徽省的干部名单中也发现了一位有“关系”的前辈，那就是战友张秋一的父亲张文科，职务是省建筑厅副厅长，1961年1月28日由国务院任命。

在“地方之部”中最特殊的要算西藏。当时还叫“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委员会主任委员是达赖喇嘛丹增嘉措，名后注“1956年4月20日国务院任命，1959年叛国”；代理主任委员是班禅额尔德尼·却吉坚赞，1959年3月28日任命，时年仅21岁。副主任委员、常务委员和委员中藏族人士占绝对多数。副主任委员中首位是张国华，他是当时我党我军在西藏的最高官员，任西藏军区司令员，中共西藏工作委员会书记，自治区成立后任中共西藏自治区第一书记。这位身经百战的老中将，文革中在成都军区第一政委的任上，被暴烈出名的四川造反派整得很惨，甚至毛泽东都下令要查他到底是好人还是坏人，最后的结论当然是“好人”。因长期驻藏或文革冲击损坏了身体，他1972年就过早逝世，年仅58岁。噩耗传来，据说周总理竟至难过得不能正常工作。当时筹委会下设的如公安、民政、财政、交通等重要职能部门，还都不是厅局而是处。

纵览此书，它实际上是一本新中国的“职官录”。职官录，历代皆修，且文武职兼录，此书的价值在于它较真实地从行政干部任用的角度反映了那一段历史，而遗憾的是它不完整，缺少了党务和军队这一大块。铸镜有功，修史有德，如能把文革前我国党政军干部任用的资料都忠实地编辑出来，以为史鉴，当是一件功德卓著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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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古董市场掠影

  黄新原

台湾旅游，自然惦记这一方的古董市场，然行色匆匆，无暇做深入考察，只能是“一瞥”而已。

    最先触到台湾“古董市场”的话题，是在台北故宫博物院，与一位在陶瓷馆工作的朋友聊起市场瓷器的价格，他摇头轻叹：“今天的台湾市场，已经找不到像样的东西，除了有熟人带领到卖家看货，价钱也高不可攀。”

    承他热心指点，我先到了台北“大路货”集中的八德路。目之所及，这里并不能算是真正的古董市场，沿街从东向西，排列着一家家商铺，绝大多数是新品和赝品。品种以仿制的高古玉、假翠、新瓷、假画等为多，李苦禅、吴作人、傅抱石等人的造假“行活”随处可见，装裱较大陆同类“产品”要精，也并不做旧，价钱大约在2000至4000台币（500至1000人民币）之间。大陆前几年成批仿制的漆制食盒、砚台、铜器、老窑瓷器等也摆满货架。

    远远看去，整个市场，从规模、门脸到货色都很像上海“藏宝楼”外那条街上的铺面市场。但这是在平时，据说如果逢周六周日，这里又有些像北京当年的潘家园，沿街摆起地摊长龙，来自台北以外的商贩，候鸟般“飞”来，其场面也很可观。

    在这条铺面街的尽头，我见到了一家真正的古董店，面积有七八平米的样子。里面货不多，有瓷器、玉器，兼有少量杂项，老板是一位自称有40年从业经历的老者。我见橱窗里有一只10公分高的五彩小罐，状似康熙，拿在手里，觉得不对，询价为38000台币（相当于近10000人民币）；一对青花观音瓶，高约20公分，“康熙年制”四字款，瓷粗彩劣，号称是从英国进的货，要价28000台币（当时于7000人民币）。环顾之下，再无入眼之物。

    这一片市场，应该算是台北的低档艺术品区。

    在台北的新生南路，还有一处古董市场，叫做“三普古董商场”。整个市场都在地下，其形制颇类北京的亮马市场。按商品档次看，接近北京的爱家、分钟寺和老山市场，但规模要小得多。

    走进一家店铺，柜台前摆着三把红木屏背椅，品相尚佳，我问老板卖多少钱——椅子四缺一而不成“堂”，价必受损，或他看我是“大陆客”，本无买意，便说“不卖”。但借话题聊起了家具。据他说台湾近年老硬木家具数量锐减，整个台北因场地限制而极少专门古典家具市场；老家具价格奇昂，一只像样的红木桌案即有百万台币的价数。

    又到一家以玉为主的店铺，看中一只黄玉扳指，较一般尺寸小而薄，开价10000台币（约合2500人民币），价虽靠谱，却无特色，不撩购欲。遂与老板聊起目前行情。他说：“你今天到台湾来找东西算是来晚了，已经无物可买。台湾最好的光景是90年代初的几年，大陆的东西又真又好又便宜，大批流向港台，着实让人捞了一把；但从五六年前，风向转了，东西又都流回大陆，在大陆做生意的台商遍地搜购，甚些简直是搜括，只几年功夫，台湾已是价高物稀，市场不像市场了。我们现在都寄希望于实现‘自由行’后，看能否有什么转机。”这位68岁、曾做鞋子进出口生意，20年前转行做古董的老板，沉静文雅，语气里稍带着无奈与忿然。

    如果说“三普古董商场”算得上中档市场，那么位于台北民权路和松江路把角处的“大都会珠宝古董商场”，按北京的分类概念，就应该是“古玩城”了。里面老窑的瓷器、元明以降的金银铜器、书画等，品质显然高出“三普”一档；明清玉器、铜木佛像、竹木牙漆、烟酒茶具及其他杂项，也数量较多。市场呈“回”形排列，店面毗鄰相连，灯光之下，堪称华丽。

    进到一家店里，主营瓷杂，坐店的是位20多岁的小伙子。我让他拿下一块棱口青花小盘，论气象，是件清前期为欧洲西亚订烧出口的瓷器，东西虽真，但边口有残，开价22000台币（约5500人民币）；旁边还有一只青花花觚，高有35公分，远看有一眼，近观就不行了，开价也是22000台币，这是老板自知这东西的底细，故意开出个“理亏”的价钱，好相机与买主周旋。

    与小伙子搭话，他虽知我不买，但还是很热情礼貌。我问是否周六周日生意要好做些，他说也不尽然，比如他的店就是周六周日休息。问如他这样年纪做古董生意的多吗，回答说不多，他是为父亲来看店的，自己本业是做珠宝生意。我忙问台湾的翠价，他不禁大呼：“太高了！”说“过去我们去香港和緬甸进货，现在别说香港，緬甸也无货，我们只好去緬甸乡间，从人家身上扒货（买人家正用的首饰）。”

    见一家橱窗内摆着一对琺瑯彩的灯笼罐，15公分；进店细看，乾隆的款，绿里儿，干净利落，但并不真，要价150000台币（相当于近40000人民币）。店家是位50岁左右的女老板，同样热情。知道是北京来的，告诉说，“大都会”有不少人是“两栖作战”，一半时间在台北，一半时间在北京天雅古玩城。她主营书画，说这对小罐是她父亲留下的。据说其父黄埔十八期毕业，1949年从大陆来台，在机构精减中退职，由此开起古董店，桌上压着他当年开店时的照片。88岁去世，店一分为二，隔壁的店是她妹妹在开。

    除了如“三普”和“大都会”这类商家聚集的市场之外，台北还有一些散在各处的小型古董店。这种零散分布的格局，在大陆很少见，倒很像日本的古董市场，疏疏朗朗，如深水之珠。这或许从另一个角度反映了这些地方古董市场的成熟——唯其零散，才显出生意人的自信和收藏队伍的宁静从容。如大陆各地近年纷纷兴建大型古玩市场，外表繁华却内容空洞，尽显一付急功近利的社会心态。

    概括台湾古董市场的印象，有几点感觉：

    一是东西匱乏，货源枯涸。每到一个市场，放眼望去，了无长物。这原因很好理解，台湾本地生意有限，据一位老板说，台湾的收藏队伍并不壮阔，台湾古董生意在对大陆开放前，历来是以香港为前沿，面向东南亚、日本，兼及欧美。近年大陆一开，冷暖当然和大陆与共，大陆今天吸货的胃口，台湾的小气候是抗拒不了的。

    二是市场体量有限。上述三处市场，从绝对面积讲，都不大。就拿“大都会”来说，算是“东南亚最大的珠宝古董商场”，商家也不过五六十户，而且和“三普”一样，整个市场都在地下，虽号称是“近千坪”的“广场”，但仍感空间逼仄，无法和北京上海天津广州等城市的古董市场相比。

    三是气氛祥和，少一些大陆的浮躁之气。从业者态度诚恳沉稳，谈吐儒雅，温润可亲，所表现出来的文化底蕴，与整个台湾弥漫着的浓厚的中华传统文化气韵很是相称。我走马观花，无心购物，所以没有过真刀真枪的砍价交锋，但总的感觉，东西要“谎”不大，至少比大陆某些商家靠谱，不是“来一个宰一个”的架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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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大院那条街

黄新原

北京，从公主坟到玉泉路，约10公里。如今已经是长安街延长线，熙攘繁华，车水马龙。

然而50年代中后期，这条街却大不一样。以玉泉路为界，再往西，差不多是一片荒野。往西走的车，不是首钢（当时叫石景山钢铁厂）的卡车，就是骡马车。小学清明节过队日给烈士扫墓，从玉泉路到八宝山，走一脚土，觉得路特别长。而这“十里长街”上常走的车，大多是军车，因为街两旁排满了部队大院。

新中国建立，搞部队正规化建设，分出军种、兵种、各总部。它们的首脑机关差不多都在这条街上，尤其路南，从公主坟的空司、海司，到玉泉路的铁道兵司令部，鳞次栉比，一字排开。一路走来，除了五棵松的301医院，差不多隔一段就会看到一个有哨兵的大门，那时哨位没今天威严，哨兵身后，是个绿色的木头岗楼，以备避雨。整条街安静而神秘。

但生长在这些院子里的人们，却并不觉得神秘，尤其是孩子，对站着岗的大门毫无敬畏，也无须证件，站岗的叔叔认识他们每一个人。但有一点须记住，骑车到门口，必须下车，不然就会被呵斥。“文革”期间那么乱，多调皮的孩子都能自觉遵守这条规矩。

路上的小轿车，孩子们自小就认得，因为算下来没几种，吉姆最高级（吉斯比吉姆高级，但这条街上没有，到后来有了中国科技大学，有人看到过吉斯车，那是校长郭沫若的，他的那辆车据说是斯大林送的），其次是伏尔加，孩子们知道吉姆里坐的是两星或三星的伯伯，伏尔加里是一星的伯伯。再有就是华沙、胜利20。那时苏联和东欧车是主流，美国车孩子们都不屑一顾，认为它们不高级，因为解放后没进口过美国车，街上跑的都是解放前的旧车。军车牌子一直是“天干”打头，我记得我住的那个院子的车牌是“辰5.36…”后面还有三位数。

“文革”中，人们认识了红旗车。这种车大致分两款，明显的标志是在前膀子两侧，有的镶着一面红旗，有的镶着三面红旗，一面红旗的是后出的，要高级些。坐车的大都是副总长或大区的司令员、政委。据说当时军委办事组的成员，都用红旗。我曾见过当时的总参谋长黄永胜的车，那是一辆加长的奔驰600（那时“奔驰”叫“本茨”），很威风。黄永胜从车上下来，披着棉大衣。

这条街上有两路公共汽车，38路，从西单到玉泉路，37路，从西单到石景山。这两路车困难时期因汽油缺乏，都曾顶着煤气包行驶。38路到西单，车票两毛五，很贵，我们经常逃票。“文革”开始后不久，就开始修地铁，整个把这条街开膛破肚，一直修了多年，1969年我们去上中学，自行车都要紧贴着大院的墙根儿骑。

自从有了王朔的小说和电视剧，就有了“大院文化”。其实这条街才是真正“大院文化”的发祥地。这些大院中，大都有操场，干部、战士早上要出操。三年困难时期，有的操场被“开荒”种上了菜，据说一位干部因饿得不行，晚上偷摘了个茄子吃，结果背了个处分。这些大院里有两座礼堂很著名，一座是总后礼堂，一座是解放军政治学院礼堂。三年困难时期，“劳逸结合”，礼堂几乎天天演电影。最早的歌剧《江姐》和《长征组歌》都曾在这里第一轮上演。“文革”中这两座礼堂成了“斗黑帮”的高级场所，我就曾钻进去看，台上挨斗的彭德怀、黄克诚、谭政、罗瑞卿、李聚奎等。那时年纪小，不像毛泽东、刘少奇有照片一眼能认出来，只是看他们脖子上打叉的牌子，才知道是谁。

“文革”中，就像《血色浪漫》中演的，经常在这条街上游荡着一群群大院子女，远看绿乎乎的一片。他们身上有种特殊的味道，电视剧里的钟跃民和张海洋演不出那种味道来。这些人成年以后自我评说：“大院里食堂、澡堂、幼儿园、小学什么都有，这帮孩子都被圈傻了，个个都像生瓜蛋子，见人就瞪眼，找岔就动手，但和社会上的孩子一比，都缺心眼儿。”这批当年的干部子女按今天的标准，其实并没有享受多少父母的特权，最多就是被送去当兵。军装穿上了，表现要靠自己，他们都知道，干活不能比工农子弟少，有危险得往上冲，不能给自己的老子丢脸，怎么也得入个党。如果混好了，穿着四个兜的军装，拿着23级的工资探家，那是最荣耀的事。

电视剧《与青春有关的日子》里的孩子，从剧情看，大都生于50年代末，在院子里都是“小不点”。真正“文革”闹得欢的时候，他们都还小，连跟大孩子玩的资格都没有，是《血色浪漫》的“续集”。

按说这些大院的主体，是那些久经沙场的军队干部，但让近年的文学影视闹的，他们的孩子倒喧宾夺主了。人们已记不得爹妈，只记得有那么一群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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