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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我入闽作战

我是山西省太原市公交集团总公司离休干部卢尚志。

1960年我们的国家南方旱、北方涝，遭了年成。再加斯大林时期苏联援助我们建设，抗美援朝战争，苏联出的武器、弹药。郝鲁晓夫政变上台，翻脸向我们一起要债，国家内外困难，这时台湾的蒋介石想要趁机返攻大陆，我们空军歼击航空兵17师连续4年参加国庆阅兵后，中央军委命令我们入闽对蒋作战，我们49团是全师里战斗力最强的团，从我们团挑选了8名飞行员，由团长季尧业1号机代队，2号机张文启，3号机李继武，4号机王子盛，5号机蔡永生，6号机张平，7号机任孝忠及8号机卢尚志组成了8机尖刀大队，以低空无线电静默隐蔽转场，进驻福建漳州机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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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一次“断电”飞行

 我是太原市公共交通集团公司离休干部卢尚志，在1966年我们部队由歼五飞机改装歼六型飞机，按照改装大纲规定，改装歼六最后一个课目是“高空复杂特技”。一次我在河北唐山机场驾驶歼六飞机执行改装训练的最后一次任务，当我在空域做完最后一套动作，收油门下滑对准机场准备回场时，突然间飞机上漏电了，驾驶杆、油门、方向舵全都不能触摸了，飞机完全失去操纵了，很快垂直向地面俯冲下去，这时我一看升降速度表，飞机以每秒钟200多米下降，高度表在12000米，一圈一圈快速降低，再看速度表，这时速度过大不能跳伞了，这时我清楚地知道这意味着什么，紧张万分，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我首先想到头脑要冷静，要沉着，突然间想起，有一年国庆阅兵训练时，空中无线电一发话，我的飞行帽耳朵后面就有电电我，落地后经地勤人员检查，是由于我飞行中出汗过多，飞行帽湿了，无线电漏电造成的，于是我就想到关无线电，当我关闭无线电电门后，一摸驾驶杆没电了，飞机能正常操纵了，我把飞机很快拉起来，以小上升角上升，我一看油量表油量指示不多了，只好收油门对准机场下滑回场，在飞向机场的过程中，想到按规定没有无线电失去地面指挥的飞机着陆前，必须得飞到地面指挥台上空左右摇晃机翼，给地面一个信号，以便在着陆航线上指挥其他飞机给我让路，做完以上动作，加入航线准备着陆时，又想到，刚才飞机失去操纵，是因为有高度才有时间处理，刚才瞬间高度下掉了5000多米，现在我在航线上飞行速度只有500米，如果飞机再有电，根本就没有时间处理，所以带电飞行非常危险，这时我想到机上完全断电，可是完全断电飞机上的电动仪表都不指示了，完全靠肉眼判断驾驶飞机，何况还有放起落架，着陆后放减速伞的问题，还是有较大的困难和危险的，我想，凭我多年来的飞行经验和技术，相信自己，比较之下还是断电着陆危险要小，于是我就果断地把飞机上的蓄电瓶、发电机、电门关闭，但是关闭后一看，地平仪翻了，电动仪表全部不指示，指针东倒西歪，十分吓人。此时，我精神高度紧张，使出我全身的力量，驾驶着我心爱的战鹰，用应急放下起落架，操纵飞机准确的做好三四转弯，对正了跑道，调整好下滑速度，对准下滑点，飞机缓慢地下降，准确地降落在跑道的规定位置上，在没有减速伞的情况下，用应急刹车把飞机刹住，安全地停在跑道头。当地勤同志扛上梯子上来打开座舱盖一看，我满头大汗，惊呆了，问我怎么了，我说“飞机漏电，失去操纵”。

事后，通报了全军，还上了空军报，上级给我记了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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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次驾机参加国庆阅兵

 我1948年在晋绥军区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1952年由华北军区坦克一师挑选飞行员调到空军第一航空预科总队。1953年转入第五航空学校，经过航空理论学习，又先后完成飞行初级教练机、中级教练机、高级教练机训练，于1956年毕业。毕业时是由空军副司令员常乾坤中将授的衔，毕业后到了北京军区空六军歼击航空兵十七师任飞行员。1957年春节过后，按惯例部队召开作战训练会议，会上宣布了我所在的部队参加当年国庆阅兵，任务是：以三机编队组成八个编队共24架，高度500米，以每小时500公里的速度飞过天安门，接受毛主席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检阅。三机编队前面一架为长机，后面两架左边为左僚机，右边为右僚机，三机编队间距为20米，呈现等腰三角形，每个梯队前后距离1000米，必须在一条直线上。

训练从五月份开始，最紧张的时侯也正是天气最热的日子，我们每天除了空中飞行就是地面演练、座舱实习看标线。为了保持好僚机的空中编队的位置，在长机的机翼上划有标线，夏天气温高，飞行员坐在玻璃罩座舱里，好似坐在蒸笼，每次下来汗流浃背，衣服能拧出水来，但每个人都毫不叫苦、没有任何怨言，飞行成绩偶尔出现误差正负差一米，不用首长批评，自己先难受得直掉眼泪。距国庆节还有一个星期时，我们开始作机务大检查。地勤同志们把飞机检查好后，给飞机加好冷气、氧气及各种油料，把各工作窗口铅封好，把飞机摆在跑道上，由政工干部配枪24小时站岗看管。跑道打扫得干干净净，夜间有探照灯通夜照明，要求飞行员这段时间不准参加体育活动，不准回家（怕伤手指崴了脚，回家途中发生意外），所有一切准备都是为了做到万无一失。

国庆早晨，航空医生来到宿舍给每位飞行员查体温、量血压、数脉搏，了解睡眠情况、掌握每位飞行员的身体情况，确定能否参加飞行。检查完毕后穿好飞行服，携带飞行装备，吃过早饭后进场。到场后，首先由指挥员下达飞行命令，由政委作简短动员，气象员预报天气。接受任务后，我们在现场拿小飞机模型做一次简单演练后去接收飞机，这时地勤机组人员站好队，由机械师向我们报告飞机准备情况。检查完毕，进座舱，我们再作飞机通电检查，这时大约时间在九点半左右。当我穿好舱内降落伞，打开无线电时就听到指挥员和长机的询问声，这时我也听到了天安门广场的礼炮声。当无线电耳机里传来地面指挥员的“起飞”命令时，24架战机腾空而起。我们从沙河机场起飞后一直向东，飞向河北省蓟县大堂会村，180度大转弯向西对正北京天安门。为了保证准确通过天安门的位置，地面设导航台，点燃火把，铺设T字布，要绝对保证毛主席、周总理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抬头向上30度看见飞机飞过天安门。平时训练时，在通县城门楼上有空军评判组给各梯队照相评分，各梯队解散回场，我们再右转弯回沙河机场。国庆这天飞过通县后照直往西飞向天安门，这时空军设在长安街北京饭店楼顶上的临时指挥台，无线电传来空军阅兵总指挥“稳住！稳住！……”的声音。我紧盯本编队长机，确保自己的位置，眼睛余光感觉下面一片黑，我判断这时进北京城了，再感觉一片红时到天安门了，也就几秒的时间，梯队飞过天安门广场。当我们梯队带队长机刘英师长下令右转弯回沙河机场时，我是左僚机向右压坡度正好看到下面是北京西钓鱼台空军总医院，这时还丝毫不敢松懈，还得回场。24架飞机解散取好距离做好着陆动作准确地落在跑道规定的位置上，关闭所有电门，在规定位置上停好飞机，我们圆满地完成任务。

1958年空军阅兵，我同样驾机参加了。

1959年，因为是十年大庆，来自60多个国家的领导人在观礼台上阅兵，赫鲁晓夫也来了。参加阅兵的机型全是国产歼5战机，共30架编队，由3机增为5机，飞行高度降低为200米，速度提高到每小时800公里。相当威风，特别震撼啊，真是扬我国威、扬我军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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